科學發展觀告訴我們,社會的發展既是經濟的發展,更是社會的整體發展。這種發展觀以唯物辯證法為根基,把“自然—社會—人”看成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要求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努力實現“自然—社會—人”的協調發展,努力實現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整體發展。社會的整體發展既體現了馬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體現了新發展觀與傳統發展觀的根本區別,也體現了21世紀中國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因而,整體發展構成了科學發展觀的根本內核。在當代中國,能否樹立社會整體發展的觀念,堅持走社會全面發展的道路,業已成為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中之重。
整體發展:馬克思社會發展理論的中心話題
馬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中產生的,由于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以資本、商品為核心的異化社會,為了揚棄這樣一個“物性膨脹”的單向度社會,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馬克思認為未來社會必須實現整體發展。
馬克思的社會整體發展思想源于對人類社會基本特征的把握,社會有機體理論是馬克思社會整體發展思想的理論基石。在馬克思看來,現實的社會“是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機體”。由于人類社會本身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整體性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由此決定了人類社會應該走整體發展的道路。
19世紀中期,馬克思在批判、繼承圣西門、孔德、斯賓塞、黑格爾等人的社會有機體思想的基礎上,開始探索社會有機體理論。馬克思以“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為出發點,認為人類社會是人類實踐的產物,實踐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發源地。以此為基礎,馬克思指出:“生產關系總和起來就構成為所謂社會關系,構成為所謂社會,并且是構成為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他還指出:“社會不是由個人組成的;它表現為這些個人所具有的聯系和關系的總和。”這表明人類社會并不是舊唯物主義所認為的是個體的人的機械組合,而是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政治關系、思想關系等各種社會關系構成的整體。以后,在《資本論》的寫作過程中馬克思明確指出:“現實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機體。”這說明在馬克思看來“整體性”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所以,人類社會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一個整體,這一整體是人類在不斷進化的過程中形成的,它根源于人的實踐活動,根源于人類生存的需要,人類社會的整體性特征是人類社會在宇宙世界中賴以生存的重要基礎。
馬克思從社會有機體理論出發,進一步闡述了它的基本結構,并在此基礎上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
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對社會有機體的結構作了詳細的闡述:“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這是馬克思對自己創立的新唯物主義歷史觀的經典表述。在馬克思看來,社會有機體的結構可以分為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三個層面,表明人類社會主要是由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個部分構成的。以此為基礎,馬克思進一步探索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在他看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推動著人類社會的發展。
由于社會有機體是由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三部分構成的,決定了社會的發展應該表現為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整體發展,檢驗社會發展的標準應該是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整體標準,社會發展規律應該體現在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諸要素的矛盾運動,所以,那種把馬克思揭示的社會發展規律簡單地解讀為像物理、化學定律那樣的機械決定論是片面的甚至是有害的。恩格斯晚年十分清醒地指出:“歷史過程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因素,那末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針對第二國際理論家片面強調經濟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的錯誤,柯爾施在《馬克思主義和哲學》中用總體理論分析了社會結構,在他看來,“社會”是由“經濟”、“法和國家”以及“純粹的意識形態”三部分構成的有機整體,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從來都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整體批判,因而,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具有整體性的社會批判理論。
人類社會的整體性特征還表現為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條件是由多種因素構成的整體。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闡述了人類社會的“全面生產”理論。“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在馬克思看來,人類社會的歷史首先是物質資料生產的歷史,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構成了人類社會“全面生產”中最基本的生產,也構成了人類社會與動物界的重要區別。
伴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人類不斷產生新的需要:“第二個事實是,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馬克思認為需要的產生“本身是一個歷史過程,這一過程在羊或狗那里是沒有的”。這說明人與動物的重要區別之一就在于人在生產的過程中不斷產生新的需要,需要是推動生產發展的重要源泉。馬克思非常重視“需要”,他認為:“人以其需要的無限性和廣泛性區別于其他一切動物。”在他看來,舊哲學的缺陷之一就在于在理解人和社會活動時“習慣于用他們的思維而不是用他們的需要來解釋他們的行為”。馬克思認為人的需要會隨著生產的發展而不斷擴大,一旦滿足了某一范圍的需要,人又會創造出新的需要。從現實的“人”出發,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從現實的人的需要出發。“需要”在現實社會中表現為人的利益。所以,從人的需要出發,也可以說是從人的利益出發。不同時代的人、同一時代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利益,作為人類社會,只能從整體上滿足社會絕大多數成員的根本利益。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還指出:“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這說明“意識的生產”也應該作為“全面生產”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在馬克思看來人類社會的存在和發展離不開5個基本條件:物質資料的生產、需要的生產、人口的生產、生產關系的生產和意識的生產。由此可見,作為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整體,其中物質資料的生產是最基本的生產,它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最基本的條件,而意識的生產則是人類社會最高層次的生產;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需要的生產與其他4種生產并不是同一個層次的生產,而是一個互相作用、對立統一的關系。由于人具有不同的需要,并且這些需要又隨著生產的發展而發展,所以社會生產是“全面的生產”并且隨著人的需要的發展而發展,以滿足人的多方面的、不斷發展的需要。
馬克思的整體發展思想有其深厚的哲學底蘊,它以唯物辯證法的整體性思維作為其內在依據。在唯物辯證法看來,整體性是宇宙世界以及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因而人們惟有通過整體性的思維方式才能認知世界并改變世界。盧卡奇、柯爾施十分贊賞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思維,在他們看來,整體性思維(他們也叫“總體性”)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核心,而“俄國式的馬克思主義”卻背離了這一核心,因而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盧卡奇在《羅莎·盧森堡的馬克思主義》一文中指出:“總體范疇,整體對于各個部分的全面的、決定性的統治地位,是馬克思取自黑格爾并獨創性地改造成為一門全新科學的基礎的方法的本質。”所以,整體性思維是辯證思維的重要方式,也是馬克思社會整體發展理論的重要基礎。
由于馬克思從整體性思維出發,深刻闡述了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基本結構、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和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本條件,所以,整體發展構成了馬克思社會發展理論的中心話題。
整體發展:新舊發展觀的根本分野
二戰以后,一大批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相繼產生了130多個發展中國家,其人口總和約占世界人口的74%。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發展問題直接影響到全球的發展,因而備受全世界的關注。20世紀60年代以后,很多發展中國家通過自身的努力,國民生產總值年增5%左右。但是經濟的增長并沒有完全能夠改善發展中國家人民群眾的生活狀況,經濟的增長甚至還帶來了很多負面影響和不良后果。尤其在拉美國家,情況更為嚴重。例如,20世紀60-70年代巴西經濟增長率很高,甚至一度超過了歐共體的經濟增長率,躋身工業16國。但是到了80年代,貧富分化嚴重,社會動蕩不安,巴西1.3億人口中有7000萬居民實際生活水平下降,正如巴西總統自己所說的:“巴西經濟很好,但巴西人過得很苦。”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狀況一方面說明經濟的發展并不意味著社會的進步,社會結構的不協調仍然會導致社會的動蕩,并導致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也說明那種只顧經濟發展而犧牲其他因素發展、以經濟指標作為社會發展唯一標準的傳統發展觀最終必然危害社會的發展,必然要被新發展觀所取代。
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不得不對以經濟增長為目標的傳統社會發展觀進行反思。這種反思首先體現在人們對“社會發展”這個概念的再認識。波士頓大學教授、世界發展研究所所長保羅·Ｐ·斯特里登認為:“發展必須重新下定義,應叫做向當今世界主要‘敵人’:營養不良、疾病、文盲、貧民窟、失業和不平等開戰。若按總增長率來衡量,則發展已取得了顯著成就,但若是按工作、公平和消除貧困來衡量,發展則是失敗的或僅僅取得了局部成功”。因此在他看來,“經濟增長”與“發展”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發展不純粹是一個經濟現象。從最終意義上說,發展不僅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質和經濟方面,還包括其他更廣的方面。因此,應該把發展看成包括整個經濟和社會體制的重組和重整在內的多維過程。”“發展是集科技、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即社會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體的完整現象。”這說明社會的發展內含著經濟的增長,但是經濟的增長并不意味著社會的發展,社會的發展是社會結構各個部分的整體發展,正如有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發展應該被看成是復雜的多元的:經濟的、社會的、科學的、文化的……它必須具有一種綜合的特點,即包括社會生活的多種表現形式,并符合植根于各國人民的歷史財富和道德的文化的目的。”由此可見,社會的整體發展是人們在總結了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形成的共識,它凝聚著人們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新探索、新思考,也顯現出150年前馬克思社會發展理論的當代價值。
新發展觀不僅強調社會的整體發展,而且強調社會整體的協調發展,強調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社會結構各部分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認為,社會的發展受到4個變量的支配,4個變量之間的互相作用制約著社會的發展。在他看來,4個變量包括兩個政治變量和兩個經濟變量,兩個政治變量分別是指政府能力(或權力)和人民參政情況(或民主化),兩個經濟變量則是指經濟的增長和分配。亨廷頓也認為,社會各因素之間、社會發展各種目標之間的關系是互相制約、互相促進的,在發展過程中,不可能所有好事一起發生。對于社會發展究竟受到哪些“變量”的制約我們暫且不作討論,但是阿爾蒙德、亨廷頓給我們展示了當代社會發展過程中各要素之間的復雜關系,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由于人類社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其“有機性”主要體現在社會各部分之間的互相制約,這就要求人們在發展過程中必須正確處理好效率與公平、速度與質量、發展與穩定等多種關系,合理平衡各個發展目標的順序,合理平衡各個發展因素的作用,這樣才能真正體現出社會的整體發展。
新發展觀也非常強調文化在社會結構中的重要作用,佩魯認為:“更重要的是,各種文化價值‘在經濟增長中起著根本性的作用’,經濟增長不過是手段而已。各種文化價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長的動機的基礎,并且決定著增長作為一種目標的合理性。”在他看來,在當代社會“文化危機要比經濟制度失靈更為深刻:其原因就在于人們的思想和感情發生了危機”。佩魯還認為,物質利益絕不是造成社會沖突的唯一動因,調和物質利益上的對立要比文化沖突更要容易些。這些觀點足以說明西方學者已經深刻地認識到伴隨著經濟的不斷增長,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文化在整個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將會不斷顯現。
以整體發展為核心的新發展觀是對傳統發展觀的重大超越,是否堅持社會的整體發展也構成了新舊發展觀的根本區別。首先,新發展觀強調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均衡,強調這兩者是同一發展過程的兩個方面,經濟發展是社會其他發展的物質前提,社會發展包含著社會制度、社會結構的變遷以及社會福利設施的改善,在社會發展過程中這些方面與經濟增長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其次,新發展觀強調發展是“綜合的”,要把社會看成是一個由人口、環境、政治、經濟、科學技術以及其他相關關系組成的有機整體,社會的發展不能以犧牲社會整體中的某一部分為代價,而應該協調發展。最后,新發展觀強調社會發展要與人的發展相協調,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是為了人的發展,所以,社會發展也不能以犧牲人的全面發展為代價,現代化中應該包括人的現代化。法國學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員弗朗索瓦·佩魯在《新發展觀》中深刻闡述了新發展觀的基本特征:“這種新發展是‘整體的’、‘綜合的’和‘內生的’。”他把整體性看成是新發展觀的首要特征。佩魯認為社會發展要考慮人類整體的各個方面、各種關系的發展:“我們所講的發展是整體性的;這種發展使技術受到各個人類共同體知識的、社會的和道德的約束。世界正在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提出進一步深化了以社會整體發展為特征的新發展觀。20世紀以后,隨著全球工業化進程的加快,西方發達國家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正當人們為自己的成就感到歡欣鼓舞的時候,人類卻又發現自己陷入了發展的困境:耕地減少、人口膨脹、資源耗竭、能源危機、生態破壞、環境污染,人類社會進入了“增長的極限”。于是人們不得不檢討自己的行為,不得不反思發展的模式。經過探索,在20世紀末人們終于找到了一條“既能滿足當代人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需要”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可持續發展的內核是以科技進步為動力,追求資源、經濟、生態、社會各個要素的整體發展,追求在滿足當代人需要的同時不損害后代人的需求的發展,它的根本目標是保證人類社會具有長期持續性發展的能力。顯而易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
核心是強調自然、社會和人的整體協調發展,這是因為自然界是人的無機的身體,沒有自然界,勞動者什么也不能創造。所以,“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
整體發展:21世紀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
在20世紀的后20年,中國人民同心同德、同舟共濟,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道路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不能否認由于受傳統發展觀的影響,我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社會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范圍內出現了一些“失衡”的現象,突出表現在:
第一,區域結構失衡,城鄉差距拉大。近年來我國不同地區間經濟、社會發展出現了不平衡的情況,主要表現在沿海地區與內地差距越來越大。近年來東部、中部和西部的國內生產總值分別為70744億元、31385億元和15891億元。據《中國國情國力》2002年第1期報道,自1997年以來,我國農民收入增長速度連年下滑,由1996年的9%下降到2000年的1.9%,而同期城鎮居民收入增幅基本保持在7%左右。從總體來看,2000年農民的消費水平大體只有1985年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2002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為3.2倍。我國雖然已經進入小康社會,但是億萬農民的人均收入、農村的公共衛生體系遠遠沒有達到小康社會的水平,所以,目前我國的小康社會仍然是不完全的、低水平的小康,“三農”問題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社會持續發展的瓶頸。
第二,分配結構失衡,貧富差距拉大。我國城鎮居民的基尼系數1986年為0.19,1994年為0.37,1995年為0.43,2001年為0.39,而2002年為0.4,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農村基尼系數上升更快:20世紀80年代中期為0.31,90年代中期為0.41。與此同時,發案率呈同比增長態勢,僅殺人案件從80年代中期10萬分之1.6上升為近年來的10萬分之4.1,2003年上訪人數驟增,說明收入差距過大與社會穩定有一定的聯系。目前我國高收入階層主要包括:私營企業家、外企和金融機構高級管理人員、房地產開發商、歌星、影星等。同時低收入人群不斷擴大,社會的弱勢群體生活困難,整個社會出現收入上的兩極分化。對于分配結構失衡還存在兩個特別值得關注的問題:一是結構不合理,科技人員在高收入群體中比例較小,以致于很多中學生長大以后寧可當歌星、影星而不愿意當科學家;二是在高收入中,還包含了一些非法收入,如偷稅漏稅、貪污受賄、制假售假等等。
第三,社會結構失衡,文化發展滯后。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在經濟上的成就有目共睹,相比之下,文化事業的發展嚴重滯后。統計資料顯示,我國的大學畢業生不到人口總數的5%,文盲和半文盲卻占了人口總數的9%,而在西方中等以上發達國家,大學畢業生一般占人口總數的30%左右。2001年《跨世紀上海公眾科學素養調查與研究》顯示:上海市民1999年科學素養達標率為4.3%,相當于10年前歐洲共同體的水平,而美國在90年代初已經達到了6.9%。令人遺憾的是上海市的水平竟然還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21倍。上海市大學以上學歷人員科學素質達標率僅13.4%,而美國1990年為24.3%。目前中國大陸還沒有一位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沒有一所大學進入世界一流大學(前200名),這些都與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極不相稱。
在社會失衡若干表現中,文化的滯后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這是因為隨著社會的發展文化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將會不斷提升,而國民文化素質的相對落后,又會成為我國社會持續發展的一個瓶頸。根據傳統經濟學的理論,生產力包括人—主體生產力和物—客體生產力兩大要素。研究表明,在農業社會,主體生產力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在工業社會,客體生產力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到了現代信息社會,掌握高科技的人—主體生產力對社會的發展又將起著重大的作用。正如馬克思所言:“個人的充分發展又作為最大的生產力反作用于勞動生產力。”而主體生產力的不斷解放有賴于人的文化素質的提升,所以列寧在晚年十分重視文化建設,他反復強調:“在一個文盲的國家里是不能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
失衡也許是社會發展的代價,但是為了使我國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必然要求我們自覺摒棄傳統發展觀,樹立整體發展的科學發展觀,這是時代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