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公正分配社會財富，對巧取豪奪特別是靠以權謀私、權錢交易暴富者不滿，希望縮小過分懸殊的貧富差距。

　　這個愿望本身沒有錯，但是不分青紅皂白地“仇富”，甚至敵視那些靠智慧和能力創造財富的企業家，其結果是可怕的，至少會造成玉石俱焚，妨害社會財富的積累。

　　中國的文化傳統重義利之辨，恥于言利，孟子叫“何必曰利”。這種傳統是產生假道學、真祿蠹的溫床。

　　為什么要提出這個問題？

　　先說一點感性的。去年5·12汶川大地震發生后，海內外各界人士踴躍捐款。有些人有熱情也有保留，出于“經驗主義”，不愿將錢直接捐給官方或半官方的組織，或不愿采取慣用的集體場合“比著捐”，而想采用“直捐”方式。萬科的董事長王石要求本公司的員工集體捐款時不得超過10元。我理解他是怕那種傳統的單位人捐款方式，對低薪水的員工造成心理壓力而形成“逼捐”之勢（他沒有也不可能阻止任何人向社會、向社區的慈善組織捐獻），但他的善意沒有被網民們體察，結果輿論對他構成討伐陣勢。為了公司的商業利益，他不得不出面向社會“道歉”。由此，我感到我們的社會對企業家很不理解，甚至不乏道德判斷上的敵意。就此，我寫了一篇《從王石被迫“道歉”想起盧作孚自殺》（2008-05-24網易）。

　　盧作孚是誰呢？很多人知道“紅頂商人”胡雪巖，卻未必聽說過這個名字，盡管毛澤東也曾說過中國的“運輸航運業不能忘了盧作孚”。盧作孚不僅是大企業家，還稱得上是民族英雄。1938年中日武漢大會戰的后期即9月份，國民政府組織宜昌大撤退，他不辭辛勞40天巧調度，日運夜卸了90%的戰略物質入川。這樣的抗戰功臣，今天你在宜昌看不到一塊粗糙的紀念碑。

　　今年2月中旬我在云南紅河州的個舊市，看到了一種奇特的鐵路，叫（6英寸）“寸軌”，它比標準軌道（1.435米的寬軌）要窄，比閻錫山的窄軌（“米軌”）也要窄；看了個舊市區的“個（個舊）碧（碧色寨）臨（臨安，今名建水）屏（石屏）鐵路公司舊址”。據說，這條鐵路有些路段還在營運（碧色寨車站仍在用）。這是中國唯一的民營鐵路，是當地的商紳集資所建，是為云南爭權益，也是為中國爭權益，修成“寸軌”不僅是為了因地制宜節省成本，更是為了不讓當時在越南殖民的法國人的滇越鐵路公司染指中國。這樣的地方應該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呀，但它不是。

　　現在很多人只知個“紅頂商人”胡雪巖，外加李嘉誠、馬云等當代巨子發跡變泰的故事。機場書店賣的多是厚黑學、公關術等關于權謀的、給想一夜暴富的人看的速成教材。20世紀上半期盧作孚那樣的大企業家被我們遺忘了。他們和他們的后人經過了興無滅資時期的磨難，至今也沒有完全得到公正評價。你知道盧作孚1952年為什么要自殺？我們可曾問過張謇、范旭東、榮德生這些20世紀上半葉著名的民族工商業巨人，在“文革”中都被掘墓曝尸，這是為什么？這是中華民族的傷痛和恥辱，我們反省了嗎，洗刷了嗎？

　　在理性思考的層面，我們要實現民富國強的目標，希望財富涌流，講“財富精神”，離不開財富精神的載體，即創造財富的人，包括科技工作者、勞動者，特別是企業家，離不開發育財富精神的制度環境。

　　這里涉及三個方面。一是全社會怎么看待財富和企業家，這關乎社會認同，關乎社會價值觀，反過來又構成對大眾的激勵和“導向”。平心而論，我們的社會上現在確有很強的“仇官”和“仇富”心理，事例就不用舉了吧。“仇官”與擬定的論題無關且不談，“仇富”是既有歷史傳統更有現實緣由。所謂“馬無夜草不肥，人無橫財不富”，“無商不奸”等俗諺，正是中國古代統治者將商人列入“四民之末”的社會道德輿論基礎。盧作孚、冼冠生等一眾企業家自殺于上世紀50年代，那是發動群眾搞“階級斗爭”的結果；而“等貴賤”、“均貧富”則是中國古代和當今許多對貧富兩極分化心懷不平的人們，共同的訴求。要求公正分配社會財富，對巧取豪奪特別是靠以權謀私、權錢交易暴富者不滿，希望縮小過分懸殊的貧富差距，這個愿望本身沒有錯，但是不分青紅皂白地“仇富”，甚至敵視那些靠智慧和能力創造財富的企業家，其結果是可怕的，至少會造成玉石俱焚，妨害社會財富的積累。

　　二是企業家怎么看待財富和企業家，什么是企業家精神？這關乎企業家的自我定位和價值確認。企業家是創造財富多的人，而不是占有財富多的人。怎樣創造，擁有財富之后如何支配，需要體認，也需要精神資源。中國古代有精神資源，比如公認的不能“為富不仁”，既指聚集財富的過程要合乎規則和道義，也指作為富人應該樂善好施，回饋社會。上世紀那些優秀的中國企業家則可以為我們提供現當代的精神資源。

　　三是國家制度怎么對待和引導創造財富。中國近現代企業的發展經歷了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民辦、“公有”企業一統天下，國有民營多元并存等多種模式的實驗。如今，按照郎咸平的說法，是國有和民營的二元企業體制，重官輕民。回顧上世紀前半葉中國民族企業的成長史，可以給我們有益的啟示。今年“兩會”前夕，溫家寶總理答網友問說，“應對這場金融危機應該推動民間資本和民營企業的發展，這是一條重要的措施。”發展民營企業并非渡過難關的權宜之計。本來，2006年國務院就頒布了發展非公經濟的36條，可惜執行起來阻力太大，積重難返。

　　總起來說，公正評價20世紀的中國企業家，鑒往知來，還歷史一個公道，是價值觀的矯枉，也是社會發展路標的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