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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網成都10月11日電(記者江毅 葉建平 周婷玉)最近，四川地震災區一名基層干部因生活和工作壓力過大而自殺身亡的事件引起全國強烈關注。如何幫助災區基層干部更多地釋放其巨大的心理壓力，成為時下社會各界熱議的話題。

　　10月3日下午，在汶川大地震中失去12歲的兒子及另外幾位親人的北川羌族自治縣農委主任、救災辦主任董玉飛在其臨時辦公地點自殺身亡。40歲的董玉飛因在抗震救災行動中公而忘私、表現突出而獲得農業部抗震救災先進個人稱號。

　　據記者了解，董玉飛在留下的一封遺書中透露：從抗震救災到災后重建，他每天都感到生活、工作壓力太大，感到無法支撐下去，“想好好休息一下”。

　　“一位看似鐵打的漢子，最終采取這樣的方式倒下，真的讓人很意外，痛惜之余也值得我們深刻反思。”北川羌縣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馮斌對新華社記者說。

　　記者采訪發現，四川地震災區的基層干部對董玉飛的自殺身亡普遍感到心情十分沉重，并開始進行反思。

　　“董玉飛自殺雖然是個人的過激行為，但直接反映出目前基層干部工作壓力太大、心理負擔過重的現狀。”地震極重災區綿竹市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羅應光說。

　　羅應光介紹說，地震發生以來，大多數災區基層黨員干部都處于一種超負荷工作、疲于奔命的狀態，一方面上級部門安排的救災和重建任務非常繁重，目前的工作量至少是震前的5倍以上；另一方面，災區群眾的迫切訴求甚至是一些人的怨言，也都直接反映到基層干部這里。

　　“現在這個時候，在這樣的崗位上，我們必須要無比的堅強，每天要處理那么多事情，不允許我有流淚的時候。”綿竹市副市長郭永福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眼里透出深深的哀傷。郭永福22歲的獨生女在地震中不幸遇難。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副院長、心理衛生教授張偉分析認為，地震災害發生后的3到6個月是心理危機的集中爆發期，災難初期的緊張情緒逐漸緩解后，失去親人、失去父母兒女的心理打擊會變得日益沉重，大量心理問題將在這段時間暴露出來。

　　“基層干部是各種壓力的集中點，上級的任務、群眾的要求等，全都匯集在他們的身上，然而他們也是普通人，也是災民，”張偉說，“但是，目前在整個地震災區，基層干部的心理危機干預工作仍然幾乎處于空白狀態。”

　　來自廣東省珠海市的心理輔導師王(山旁亙)地震后一直在四川災區輾轉進行心理輔導援助。他分析認為，目前工作在汶川地震災區的心理輔導隊伍人手有限，在顧及災民和學生的同時，無暇顧及基層干部；另一方面，基層干部大多具有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工作經驗，因此需要更有經驗的心理師去幫助他們。

　　馮斌則坦言，事實上，北川縣組織部門早已考慮到基層干部的心理問題，并采取過一些措施，“但工作實在太繁重了，有些問題想到了，但沒有條件去解決”。

　　據馮斌介紹，北川縣有關部門采取過的措施主要包括：對家屬遇難的職工進行集體慰問，單位內部召開思想交流會，火線提拔79名抗震救災中表現突出的基層干部，將家中有親人遇難且確有困難的基層干部進行崗位調整交流，將其由條件較差的地方交流到稍好的地方任職等措施。

　　“我們能做的，也就是通過組織措施，爭取在黨政系統內，消解大家的心理矛盾，鼓勵大家奮發向上，但我們廣大基層干部確實也需要專業的心理治療。”馮斌說。

　　受訪的基層干部則呼吁：全社會要給予他們更多的理解和關心。

　　“重建工作任務那么重，哪里出點毛病，群眾就會不滿意。我們在耐心地給別人做思想工作的時候，誰能想到我們自己也是災民，也有親朋好友遇難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川縣干部對新華社記者說。

　　他說：“但愿董玉飛是災區第一例，也是最后一例干部自殺事件。”他受訪時腰上還綁著帶鋼架的腰帶用以固定地震中受傷的腰椎。

　　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副教授馬弘說，政府官員的心理干預不僅是心理衛生專業人士的事情，政府也應該開展“行政救援”，對災區的干部實行強制性輪替、輪休，進行心理干預。

　　“需要針對政府官員采取強有力的切實干預措施。”四川綿陽市衛生局局長雷百靈說，政府官員如果有健康良好的心理狀態，也會促進和提高災后重建工作的效率。她表示，將利用媒體等手段，加大對心理健康問題的宣傳，“災區的心理援助一刻也不能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