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貿大廈主體工程建設速度創造了“三天一層樓”的奇跡。 劉廷芳 攝（本報資料圖片）
口述：原深圳市副市長 李傳芳
李傳芳，女，１９４４年出生，重慶建筑工程學院（現并入重慶大學）１９６７屆畢業生，１９８３年任中國建筑第三工程局副局長兼任深圳國貿大廈工程現場總指揮。１９８４年６月任深圳市副市長，已退休。
提起“深圳速度”，大家知道這是改革開放初期，深圳千千萬萬“拓荒牛”在披荊斬棘“殺開一條血路”時創造出來的非凡業績。
作為象征，“深圳速度”又是和當時建設國貿大廈這一特定的歷史事件聯系在一起的。
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５日，新華社向全世界發布一條消息：正在建設中的中國第一高樓——深圳國際貿易大廈主體工程建設速度創造了“三天一層樓”的新紀錄，這是中國高層建筑歷史上的奇跡，標志著中國建筑行業的實力步入了國際先進行列。
“三天一層樓”就此成為“深圳速度”的標志享譽至今。
特區要建一座標志性大廈
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于１９８０年，由吳南生同志掛帥的首屆領導班子規劃了深圳最初的建設藍圖。建設者們在羅湖橋邊擺開陣勢，日夜奮戰，一舉搬掉了羅湖山，為深圳最早開發的人民南一帶打下了基礎。１９８１年，梁湘、周鼎等同志來深圳接過吳南生等同志的班。第二屆市領導班子起步后，最早醞釀立項的就是國貿大廈。
當時深圳的大型辦公樓，在建的只有一座２０層的國際商業大廈。
梁湘等領導提議在人民北路、國商大廈東北面路口再建一座標志性大廈——國貿大廈。梁湘同志把當時在深圳的３８家內地部門的同志召集來商議，建議把這座大廈作為各省市設在深圳對外發展的“窗口”，由大家出資，一家一層，每平方米造價約８００元。初定建３８層，比當時中國的最高建筑——南京的金陵飯店高一層。事情基本定了下來。但在提交市委常委會討論時，大家感到３８層的高度還不夠，與香港也沒法比。大家解放思想，結果議定建一座地上５０層、地下３層共５３層的大廈。頂層要能停直升飛機。５３層擱現在當然不算什么，但當時屬于中國內地之最，顯示了深圳人敢想敢干、敢為天下先的精神。
按照中南設計院的設計方案，５３層的國貿大廈標高１６０米，總建筑面積１０萬平方米，將成為深圳特區享譽全國的標志性大廈。
市政府規定，像所有的工程一樣，國貿大廈也要通過招標來確定承建單位。共有７家省級以上建筑企業獲準參與投標。最后由中國建筑第三工程局（ 簡稱中建三局）中標。設在武漢的中建三局，是最早一批進入深圳參與特區建設的國有大型企業。局長是張恩沛，我是副局長。
中建三局之所以能夠中標，一則當時已經承建過市人民醫院和羅湖口岸聯檢大樓，信譽較好；二則我們的施工方案提出要使用世界上最先進的滑模工藝，以大幅縮短建筑工期。為了拿下這個工程，我們還放棄了已經中標的位于文錦路的金城大廈兩座塔樓項目。
建設國貿對我們局來說是一個挑戰。這么大的項目誰也沒干過，誰都想來干。三局在武漢和荊州地區挑選了１０００多名精兵強將，意氣風發地開赴深圳，充實到三局一公司。工地上實行嚴格的軍事化管理，工人們是夫妻也得分開住集體宿舍。我受三局委托任現場總指揮，我愛人俞飛熊是總工程師兼滑模施工副指揮，也都不住在一起。工棚是用油毛氈和竹竿、竹席、竹葉搭起來的，悶熱又潮濕。但工人們一點也不覺得苦，他們認為能參加特區建設是一生中最大的榮耀。
上世紀８０年代響遍深圳的口號是——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我們從內地來看到這口號感到特別振奮，經常以此來激勵公司的干部和員工。
深圳高溫酷熱、又經常下雨。工地上實行１２個小時輪班倒，人停機不停。工人們士氣旺盛，不講條件，拼命苦干。每天在烈日蒸烤下作業，大汗淋漓，衣服濕了又干，干了又濕。很多女鋼筋工也像男工們一樣，３５厘米粗的螺紋鋼扛起來就走。
記得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１日夜間，１２級臺風正面襲擊深圳，工棚全部被毀，有人被刮到鐵絲網上，一時竟動彈不得。工人們全身濕透，在大風大雨中露天里熬了一夜。當時我住的工棚也被吹跑了，只好把洗澡木盆頂在頭上擋雨。第二天一早，工人們顧不上收拾住處，先都跑到工地上整修設備，下午就正常開工了。
１９８４年春節前的一天，國貿工地對面南國影院工地工棚突發大火，濃煙蔽日，火光沖天，火星不斷地蹦落到我們的工棚上，情形緊張至極。工人們紛紛從塔吊上爬下來，站到工棚頂上，不停地澆水，硬是保住了自己的陣地不受波及。
除了開創事業的激情，改革創新也是我們提高效率的法寶。公司在深圳搞工程與內地截然不同的是，徹底打破了大鍋飯制度，實行計件工資，多勞多得，獎金上不封頂下不保底。這一方面極大地激發和解放生產力，另一方面員工們的待遇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干得最多的月收入高達６００多元。這在上世紀８０年代初，算是天文數字了！干部們當時拿的還是死工資，當時我這個副局長、工程現場總指揮的月薪才１００元，外加７５元特區補助。但我們一點也不嫉妒拿高薪的工人。
干群一致、上下同心，沒有戰勝不了的困難。特別能戰斗的中建三局就是在這樣一種狀態下走到了創造奇跡的門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