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鄂倫春族的族源，由于缺乏考古證據和民族文字記載，只能從鄂倫春人保留的生產生活方式中，對照漢族文獻中有關古代東北各族的記載加以考察。從語言方面看，鄂倫春語屬于通古斯語族的語言。從居住的地域看，鄂倫春族一直活動在貝加爾湖以東，黑龍江以北的地區，是室韋族的后裔。從經濟生活和習俗來看，北部室韋諸部“聚木為屋，尸置于林樹之上，騎木而行”。“聚木為屋”即“斜仁柱”，“尸置于林樹之上”即風葬，“騎木而行”即為使用滑雪板，這正是鄂倫春人保留的生產生活方式。可以說，鄂倫春族的先人應當是北室韋的一部分及缽室韋、深末怛室韋和大室韋，較遠的祖先可能與肅慎族是同一系列的民族。

　　鄂倫春人在明代被稱為“北山野人”，元代被稱為“林木中的兀良哈”，再往前追尋鄂倫春人的先人，學者們的觀點不一，有認為是黑水革末革曷，有認為是室韋，也有人說是鮮卑、烏恒。��

　　鄂倫春族17世紀之前，生活在黑龍江以北，貝加爾湖以東直至庫頁島的廣闊土地上。他們以游獵方式生存。17世紀，由于沙俄對遠東的進犯，部分鄂倫春人南遷到大小興安嶺地區。�� 不管是在黑龍江北還是南遷之后，鄂倫春人都沒有離開山林。現在鄂倫春人分布的地方，北面和西南是黑龍江及其上游額爾古納河。嫩江的支流多布庫爾河、甘河、諾敏河等發源于興安嶺東麓。河水流經的峽谷形成的沖積盆地土地肥沃，草木茂盛。連綿的山嶺，生長著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這里植物、動物種類繁多，江河中水產資源豐富。20世紀50年代之前，鄂倫春人在這樣的自然環境條件下過著基本與世隔絕的游獵生活。他們的社會結構還帶有原始氏族公社的殘余。早期的游獵以馴鹿、弓箭為交通和射獵工具。后與外界有了聯系，以馬和槍代替了馴鹿和弓箭。

　　清初，鄂倫春族作為“索倫部”的一部分，被編入“布特哈八旗”，從此鄂倫春族納入了清朝的統治范圍， 對清政府承擔貢納貂皮和服兵役兩大義務。充當騎兵的鄂倫春人被稱為“摩凌阿鄂倫春”，意思是“馬上鄂倫春”，也叫“使馬鄂倫春”。貢納貂皮的獵民們被稱為“雅發罕鄂倫春”，意思是“步行鄂倫春”。同治年間后，根據鄂倫春人游獵的區域實行了五路八佐和四路八旗十六佐的建制，并一直延續至清末。鄂倫春族被納入“布特哈八旗”，從分散游獵的部落逐漸成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加強了本民族內部和民族之間的聯系，對于祖國統一、邊疆的鞏固和鄂倫春族自身的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鄂倫春騎兵在戰時是招之即來，來之能戰，是抗擊沙皇俄國侵略、保衛祖國東北邊疆的一支勁旅。清初，在抵御外來侵略、保衛邊疆的戰斗中，鄂倫春獵民拿起狩獵用的弓箭、扎槍，同端著火槍、拉著大炮的侵略軍進行了殊死的戰斗。1732年(雍正十年)，257名鄂倫春士兵同索倫、達斡爾等族兵丁共計3000人編為八旗，駐防呼倫貝爾。鄂倫春人還參加了平定準噶爾部分裂叛亂的戰斗。乾隆時的“摩凌阿”鄂倫春人阿穆勒塔，英勇善戰，屢建功勛，因為“從征臺灣、廓爾喀皆有功”，后來“官至總管，加副都統銜”(《清世宗實錄》卷54。)，成為名噪一時的人物。

　　清末，黑龍江改設行省，開始分設縣制。但是，對鄂倫春族依舊沿襲了清朝四路八旗十六佐的舊制并且一直延續到民國。路、佐組織同旗、縣并存，鄂倫春族不論到哪個縣界去游獵，只歸它所屬的路、佐領導，不受旗、縣限制。由于鄂倫春族居住地區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且沙皇俄國不斷對東北地區進行騷擾，侵奪林產、礦藏資源，北洋政府將鄂倫春族中身強力壯、精于騎射的青壯年編為“保衛團”和“山林游擊隊”。他們一面巡山、狩獵，一面抗擊沙俄入侵、保衛邊疆。“民國以來，俄人覬覦興安嶺中林礦，而懼鄂倫春人，乃遣其國最勇之哥薩克兵一千人來剿之，不半年，死八百，俄人乃深驚鄂倫春之雄強”(《黑龍江志稿》卷11)。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占了東北地區，建立了“滿洲國”。對鄂倫春族采取了“不開化其文化，持續其原始生活，不使其歸農，當特殊民族實行隔離；構成其獨立生活道路，排除其依存生活習慣”(《滿洲鄂倫春族研究》，第33頁。)的政策，還強迫所有18到45歲的鄂倫春男子編入“山林隊”，在經濟上實行“統制”和“配給制”。

　　日本人的殘酷統治激起了鄂倫春人的強烈反抗。特別是王明貴、陳雷等老一輩革命家率領抗聯進入大、小興安嶺地區后，向鄂倫春人民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宣傳黨的民族政策，使鄂倫春族的抗日斗爭從自發到自覺，從個別零散到有組織有紀律。鄂倫春人民支援和幫助抗日聯軍，參加抗聯隊伍，積極投身到反對民族壓迫，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中。抗日聯軍第三、六、九、十一路軍中，都有鄂倫春族戰士，其中第六路軍就有40余名。獵民蓋山一家，為抗聯引路、報信，在共同抗日的戰斗中與抗聯戰士們結下了深厚友誼。

　　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中，很多鄂倫春族青年，積極參加戰斗，甚至獻出寶貴的生命。關福隆在朝鮮戰場用機槍打落一架美軍飛機，榮立三等功，榮獲多枚獎章和紀念章(白蘭著：《鄂倫春族》，第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