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主要聚居于內蒙古自治區和新疆、青海、甘肅、黑龍江、吉林、遼寧等省區的蒙古族自治州、縣；其余散居于寧夏、河北、四川、云南、北京等省、市、區。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蒙古族人口為5813947人。使用蒙古語，屬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分內蒙古、衛拉特、巴爾虎一布里亞特3種方言。現在通用的文字是13世紀初用回鶻字母創制的，經過本民族語言學家多次改革，已經規范化的蒙古文。元世祖忽必烈曾命西藏僧人八思巴另創蒙古新字，俗稱“八思巴文(字)”，一度推行，后漸停使用，但用其記錄的許多文獻，仍有其研究價值。17世紀中，喇嘛僧人咱雅班第達為準確表達衛拉特方言的語音，稍改變通用的蒙古文字，制成一種叫作“托忒”的蒙古文，在新疆等地的蒙古族中通用。

　　蒙古族始源于古代望建河(今額爾古納河)流域的一個部落，以“蒙兀室韋”之名初見于《舊唐書》。公元840年回鶻汗國崩潰后，這個部落大部分人向西遷移，這逐漸河流和留在蒙古高原的突厥語族居民相融合。語言受突厥語的影響向蒙古文字發展，經濟生活也受突厥語族的影響，從游牧過渡到以游牧為主。

　　12世紀時，這部分人子孫繁衍，氏族支出，漸分布于今鄂嫩河、克魯倫河、土拉河三河上源和肯特山以東一帶，組成部落集團。其中較著名的有乞顏、札答蘭、泰赤烏、弘吉剌、兀良合等民族和部落。當時與他們同在蒙古高原上的有游牧在今貝加爾湖周圍的塔塔兒部，住在貝加爾湖東岸色楞格河流域的蔑兒乞部，活動在貝加爾湖西區和葉尼塞河上源的斡亦剌部。這3部都使用蒙古語族語言。另外，還有三個信奉景教的突厥貴族統治的蒙古化的突厥部落，即占據回鶻汗庭故地周圍的克烈部，其西的乃蠻部，和靠近陰山地區的汪古部。

　　這些部落按其生活方式和發展水平，大致分為“草原游牧民”與“森林狩獵民”兩類。第一類包括久住原地過游牧生活的突厥諸部，和后來遷入接受突厥影響，完成向游牧生活過渡的蒙古諸部；第二類是留居森林地帶，主要從事狩獵的諸部。

　　隨著畜牧業生產的發展，出現了階級分化；階級對立代替了氏族的平等關系。富裕者從氏族中分離出來，成為叫作“那顏”的游牧貴族，他們占有眾多的牧畜，握有支配牧場的權力，一些強有力的游牧貴族還在身邊聚集一批稱為“那可兒”的軍事隨從。一般牧民稱為“哈剌出”，由原來有平等權利的氏族成員變為向貴族納貢服役的依附者。還有因被俘掠或其他原因淪為奴仆地位被叫作“孛斡勒”的人。有人根據納貢服役和人身依附現象，認為當時的蒙古社會性質是封建牧奴制；也有人根據俘掠他人為奴的現象認為是奴隸制。這兩說還在討論之中。

　　1206年，鐵木真在斡難河畔舉行的忽里勒臺(大聚會)上被推戴為蒙古大汗，號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國。蒙古國的建立，對蒙古族的形成具有很大意義。從此，中國北方第一次出現了統一各個部落而成的強大、穩定和不斷發展的民族——蒙古族。凡是這個國家統轄的漠南、漠北地區，概稱為蒙古地區，此地區各個部落的居民，統稱為蒙古人。蒙古族這時從遼、金時期(916～1234)被統治的民族成為統治民族。

　　在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成吉思汗的率領下，從1219年到1260年，蒙古族三次西征，先后建立橫跨歐亞的窩闊臺、察合臺、欽察、伊兒四大汗國。在西征的同時，又揮師南下。從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歷經70余年征戰，統一了中國，建立元朝。其疆域北至今西伯利亞，南至南海，東北至今烏蘇里江以東，西南包括云南，都納入元朝國家的行省建置。元朝設置宣政院，首次對西藏進行直接管轄。又設澎湖巡檢司管澎湖和臺灣。元朝對確立現代規模的中國版圖作出了貢獻。

　　由于南下或西征，蒙古族民眾被征調各地，因此，蒙古族的分布散及全國。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朝滅亡，殘余力量退居蒙古草原。蒙古分為東西兩部：東部蒙古游牧于漠北和漠南，其首領為元室后商，被視為蒙古的正統；游牧于漠西的瓦剌部(即原斡亦喇部)被稱為西蒙古，與東蒙古有姻親關系。

　　15世紀，蒙古南北被達延汗重新統一，分東部蒙古為喀爾喀、兀良哈、鄂爾多斯、土默特、察哈爾、喀剌沁(永謝布)六部。明末清初。蒙古處于分裂割據狀態，以大漠為界，分為漠南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漠西(厄魯特)蒙古三部分。漠南蒙古西部的俺答汗注意與明朝修好，發展貿易關系。俺達汗駐地庫庫和屯(今呼和浩特)修建城郭，商旅幅湊，成為漠南蒙古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清朝為了掃除后方的威脅，大舉用兵，花了一個半世紀的時間統一了蒙古各部，實施盟旗制度。加強了對蒙古族的統治，保證了蒙古族地區的穩定與發展。

　　喇嘛教的傳入及其對蒙古族的影響

　　俺答汗時期，格魯派喇嘛教(黃教)傳入蒙古。自此以后，喇嘛教深入影響蒙古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和社會風尚達數百年之久。俺答汗本人皈依喇嘛教，大興佛事，廣建廟宇，寵信喇嘛上層，其后的大封建主也盡力扶持和利用喇嘛教的勢力，喇嘛寺院在蒙古地區逐漸形成為擁有土地、牲畜和屬眾的特殊領地。

　　喇嘛教給明代蒙古族文化帶來了西藏化的強烈影響，喇嘛教迎合蒙古封建主的需要，宣傳封建主的特權是前世修行的“善報”，又經常引八思巴喇嘛助元世祖建立所謂“經教之朝”的故事，鼓勵封建主的政治野心，并以此自重。這種政教聯合的思想，因果業報和佛的創世、轉生的思想，深入蒙古封建上層的意識，充塞于貴族文人的文、史著作之中。羅卜藏丹津的《大黃金史》、無名氏的《黃金史綱》(見《蒙古黃金史》)，就是藏化的影響在蒙古族文化中的典型反映。只有民間口頭文學創作繼續發揚了元代蒙古族文化中獨立、清新、剛建、活潑的創造精神，如《烏巴什洪臺吉的故事》等作。蒙古語言文字的研究，如華夷譯語、《心鑒》等，也繼承元代的遺緒，向豐富詞匯和規范化的方向發展。《蒙古秘史》的漢譯，是這個時期重要的文化成就。這個譯本把《秘史》的蒙古原文用漢字逐字逐句音譯出來，附以漢文的總譯，使這部珍貴的著作在蒙古文本失傳之后保存了原貌。明末，察哈爾林丹汗組織了卷帙繁多的《甘珠爾經》的翻譯。蒙古文字通過經文的翻譯，吸收了大量的梵藏語詞，語法進一步嚴密化，獲得了更強的表現力。這是西藏文化對蒙古族文化的影響中一個積極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