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于不同地區的普米族自稱在語音上有些差異。蘭坪、麗江、永勝的普米族自稱“平米”或“批米”，寧蒗的自稱“拍米”(有的書中譯為“普日米”、“普英米”、“培米”等。)。“米”意為人，“平”、“批”、“拍”都是“白”之意，普米意為白人。其他民族對普米族的稱呼不一，漢族、白族稱普米為“西番”，彝族稱其為“窩牛”，藏族和納西族支系摩梭人則稱普米人為“巴”，麗江納西族稱其為“博”，傈僳族稱“流流帕”等等。漢文的史籍中沒有普米這一族稱，而是以“西番”和“巴苴”稱呼普米族的先民。然而歷史上的“西番”包括了幾個族源相近、語言也相近的自稱單位，普米僅是“西番”中人數較多的一支，而“西番”源于古代氐羌族群。1960年，根據本民族的意愿和民族識別結果，經國務院批準，正式定名為普米族。

　　起源于大西北的羌人是中華民族中歷史悠久、分布廣泛、影響深遠的一個民族。在甲骨文、金文有關羌的記載很多。《說文·羊部》釋文：“羌，西戎牧羊人也，從羊從人。”西戎指西羌，而古代戎羌互稱，故西戎乃族稱。羌人“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谷，以產為牧業”，或“射獵為事”，向西、南幾個方向發展，分散于各地。進入中原的羌人棄牧為農，與其他民族融合后成為新的族體。留居甘青高原的羌人在公元7世紀迫于秦國的征伐，也為了尋找更適宜生存的環境，大舉向西南遷徙后分布于大渡河兩岸及四川西北雅礱江和金沙江流域“白狼”羌是南遷眾羌中的一支，“白狼”是自稱，即“布郎”，漢文古籍中則稱“笮”，宋明以后開始固定稱西番。以白狼部落為首的部落聯盟，正是普米族形成一個較穩定的族體的基礎。

　　元代是普米族人口遷移和發展的重要階段，也是云南普米族形成的重要時期。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兵分兩路南征大理，西番所居之地是必經之路。擁有良馬、善騎射的西番人，自然成為南征蒙古軍的補充力量。元兵征調大批西番隨軍征戰進入云南，《維西聞見錄》說：“巴苴，又名西番，亦無姓氏。不知其為蒙古何部落也。”指的就是中途加入蒙古軍隊的西番人。元滅之后，留居在滇西北地區的西番各部，就是今普米族的主要組成部分。由于各地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普米族的經濟生活主要有游牧和定居，以及半農半牧幾種類型。牧民仍保持“無室屋，夏則山巔，冬則平野以居，而畜多牛馬，有草則往，無草則移，初無定室所”的游牧生活(《云南圖經志書》卷四。)。定居后的普米族先民“住山腰，以板覆屋”（《滇志》卷三十），“刀耕火種，蕎麥充食。砍伐竹木編織篾籮營生”（《續修永北直隸廳志》卷七），或“種蕎稗牧羊為主，織葛為衣”（《麗江府志》）。并定期向地主、官府納糧，這種畜牧混合農業文化的經濟文化類型，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農業逐漸占據主要地位。

　　1840年鴉片戰爭后，云南邊疆各族人民共同遭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買辦資本主義的統治和壓迫，普米族社會經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雖然總的方面仍完整地保存著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剝削關系，但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出半殖民地的性質。由于內部歷史發展條件和受周邊民族影響的不同，出現了地主經濟、領主經濟、地主家庭內畜奴制，以及原始的母權家庭并存的多種社會發展階段。各地普米族社會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封建領主和地主階級對普米族人民實行殘酷剝削和壓迫，賦稅徭役苛派不止，加之天災水患頻繁，廣大貧民的生活陷于水深火熱之中，各地農民多次進行了各種形式的反抗斗爭。如1936年永寧地區的普米族、納西族、彝族舉行了一次規模較大的反土司斗爭，起義軍攻破了土司衙門和總管住宅，嚇得土司和總管聞風逃竄，并擊敗了土司從木里搬來的4000人的武裝部隊，取得了勝利。1938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普米族、納西族和其他民族聯合舉行了武裝起義，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紳"的革命口號，在群眾中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解放前夕，普米族人民與其他民族一道，在黨的領導下，堅持革命斗爭，為滇西的解放做出了貢獻。1949年，麗江、蘭坪、寧蒗等縣相繼解放，普米族人民從此獲得新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普米族人民實現了當家作主的愿望。經過民主改革，普米族地區廢除封建領主制和地主制。1954年在普米族聚居的地區，建立了民族鄉。幾十年來，普米族廣大干部群眾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的建設，政治、經濟、文化都有了較快的發展。

　　普米族人民及其先民與其他民族一起，共同創造了璀璨的中國文化，對于祖國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鞏固和發展，以及國家的統一和領土的完整，都奉獻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做出了卓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