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代表和委員認為,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從田間走進車間,在收入增加的同時,也造成務農人數不斷減少。代表和委員們建議,應從現在開始,真正重視培養新一代農業工人,解決制約農業發展的關鍵問題,確保我國糧食安全。
　　“3899”在農村挑大梁
　　“農村愿意種地的年輕人不多了。”新泰市新汶辦事處孫村社區黨委書記牛寶偉代表說,現在很多農村從事糧食生產的都是“3899部隊”(婦女老人),年輕人或者上學走出農村就業,或者到城市里打工,愿意做農民的人越來越少。
　　四川農業大學博士生導師任正隆代表說,種田的主體是老人,因此在很多農業新技術推廣上就會遇到困難,這讓搞了一輩子農業科研的任正隆憂心忡忡:再過十年,誰來給中國人種糧吃?
　　滕州市張汪鎮大宗村黨總支書記宗成樂代表認為,當前家庭承包、小規模經營仍然是大部分地區土地經營的主流。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留下老弱病殘在家維持,致使土地粗放經營的問題日益嚴重。而土地粗放經營不僅造成土地資源的浪費,更嚴重阻礙了農業集約化水平的提高,拉大了工業品與農產品的比價,形成了“土地粗放經營—農業比較效益低”的惡性循環。農村勞動力“結構性”短缺在農業的健康發展道路上埋下了隱患,這個苗頭應該引起重視。
　　如何應對農產品高成本
　　“僅僅半年的時間,小麥價格已經翻了一番。”浙江奉化滕頭村黨委書記傅企平代表說,農業進入“高成本高風險時代”,而農民收益問題應引起政府部門高度重視。
　　除了游資炒作的因素外,農資價格以及勞動力成本的上漲是農產品漲價的一大原因。但農產品的漲價并未給農民帶來多少實惠。傅企平建議,政府要進一步加大對農業的扶持和投入,特別是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投入、生產資料補貼以及農業科技投入。同時,防止農業效益更多流入非農環節,避免人為打壓農產品價格合理上漲。
　　任正隆教授認為,人們不愿種糧,源于種糧基本無錢可賺。而我國多年形成的糧食價格倒掛問題影響了種糧收益。任正隆說,解決倒掛有兩種方案:要么形成市場價格機制,要么直接由國家拿錢補貼種糧人,提高種糧的積極性。“美國的糧食生產就是百分之七十靠國家補貼,這條經驗對我們同樣適用。”任正隆說。不過,他更傾向于前者。任正隆認為,由于中國糧價較低,種糧大戶和農業集團公司效益低,現代化農業的阻礙很大。“在未來五到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讓糧價恢復到成本之上,應該比補貼更可行。”
　　農業受自然環境因素的影響較大,穩定種糧面積,確保農民種糧積極性,必須強化農業保險的功效。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山東監管局局長任建國代表認為,要健全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建立農業再保險和巨災風險分擔機制。任建國說,一般的純農業大縣往往都是財政較差的縣,我國目前倡導的農業保險是中央、省、市、縣四級補貼體制,事實上很難得到縣級財政的配套支持,可改為中央和省兩級補貼,直接撥付到位。
　　城鎮化是發展農業
現代化的良好契機
　　“農民增收主要靠兩塊: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性收入。發展工業化和城鎮化,需要補充大量農民工,與現代化農業爭奪人才的現象是客觀存在的,但總體看利大于弊。”全國政協常委、農業部市場與經濟信息司司長錢克明認為,總體看我國農村勞動力是富余的,大量人力轉移出去,農業生產規模就可以擴大,有利于提高農民收入,工業化、城鎮化完全可以和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
　　從分散的小農經濟走向集中規模經營,提高農業產業化水平,是農業現代化的必經之路。萊蕪市市長馬平昌代表說,提高農業的資源利用率、土地產出率、勞動生產率,必須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增加資金投入、培養新型農民。在操作中,萊蕪市進行了土地承包經營權股權化和新型合作經濟組織的成功探索。萊蕪市將農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量化為股權,農民用股權來參與新型合作經濟組織,進行土地的規模流轉。農民按股獲得收益,實現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價值化和有償化。目前這個市有42個村展開試點,完成土地股權化改造5.8萬畝。
　　城鎮化是發展農業現代化的良好契機。德州市委書記吳翠云代表說,德州市通過制度設計,推進農村社區、產業園區“兩區同建”。按照標準化生產和品質農業的要求,突出產業特色,成方連片發展。兩區同建,兼顧了農民改善生活和發展經濟的要求,成功實現了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兩個轉變。
　　錢克明說,為了提高有限的土地資源的使用效率,必須采取有效措施促成農村土地向種田能手、農業專業戶手中適當集中。錢克明建議,要引導金融機構增加信貸投放,加大政策性金融對“三農”的支持力度,對農民的生產補貼應該向主產區、重點品種、專業大戶和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傾斜,以此來保證大戶和農民雙受益。錢克明同時強調,土地有規模的流轉必須堅持農民自愿的原則,在執行政策時必須高度重視保護農民利益,將優化農村土地資源配置與改善農民福利待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這是一條底線。
　　(本報北京3月10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