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從現實和歷史的坐標看，我國樓市調控已進入“攻堅期”，房地產改革正在“過大關”。“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出，“逐步形成總量基本平衡、結構基本合理、房價與消費能力基本適應的住房供需格局，實現廣大群眾住有所居。”這是一個重大的民生承諾，為今后房地產調控和改革確定了方位。
    為了抑制房價過快上漲，2002年以來，政府出臺政策之多、調控力度之大，超過任何一個行業，也超過以往任何時候。特別是2010年以來的新一輪樓市調控，政府除了使用經濟、法律等手段，又接連出臺“限購令”等嚴厲的行政措施，劍指投機投資性需求。目前樓市成交量明顯下降，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勢頭得到初步遏制。
    縱觀多年來樓市調控措施，都是針對房價出現非理性上漲、開發商捂盤惜售和圈地不用、炒房投機行為泛濫等，都強調企業家的社會責任。
    為解決保障房分配、退出等難題，今后我國將大量增加公租房和廉租房建設。這表明住房保障體系逐步由“重購買、輕租賃”，轉變為“租售并重”。隨著供應結構變化，加之監管和退出機制進一步完善，伴生性矛盾將逐步化解。
    為確保房地產的科學發展和住房體系的科學建設，從中央到地方，致力于實現廣大群眾住有所居的新一輪政策舉措和改革探索正逐步展開。
    房產稅改革在上海、重慶試水，這既具有調節收入分配、促進社會公平的意義，也對抑制投機投資需求有直接作用。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表示，開征新房產稅，長期目標是打造地方稅體系中主體稅種的框架，為地方政府培植重要而穩定的稅源，其稅收可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設，有助于矯正“土地財政”制度的偏頗，具有全局意義。
    正如改革從整體上正進入攻堅階段，我國房地產改革也在進入“深水區”。樓市調控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對房地產改革的復雜性要有充分認識，對破解13億人住有所居這一世界性難題的艱巨性更要有深刻認識。
    從國情看，在城鎮化進程加速的現階段，我國房地產市場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發展不足。我國正處于城市化的中期階段，每年有上千萬農民轉變為市民，這意味著住房供求關系的失衡存在著某種內在動因。
    為適應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新需求、日益強烈的新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