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內蒙古東部巴林草原的腹地，靜臥著一座中世紀時期已經頹毀的城池遺跡，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遼朝上京城。遼朝上京城，是由契丹人建立的草原帝國——遼朝的都城。遼朝政權先后擁有五座京城，即上京、中京、南京、東京和西京城。但是，正如《遼史》所記載的那樣：“遼有五京，上京為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余四京隨宜設官，為制不一。大抵西京多邊防官，南京、中京多財賦官。”只有上京城才是真正的都城，其余皆屬陪都或擔任一方重鎮的職責。

契丹人曾經在中國北方草原活躍上千年，契丹人創立的遼朝政權，曾經長期統治中國古代北方地區幾百年。因此，契丹遼朝在體制建設上兼具南（中原農耕民族）、北（北方游牧民族）政治體制特征，進而形成以“蕃漢分治”為核心的“南、北面官”制度；經濟發展結構雜糅南、北不同的生產方式，達到農耕生產與游牧經營并舉互補的局面；文化機制則采取廣納博收，學習其他民族或地區的文化精髓，創造出多民族文化互相交融的發展態勢。這些，既是古代游牧民族封建體制建設發生轉變的象征，也是中華民族歷史凝聚力形成的重要發展階段。

遼上京遺址，位于今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巴林左旗林東鎮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批確立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其城址分為“皇城（也稱內城）”和“漢城（又名外城）”兩部分，現今遺址內仍有明晰可辨的宮殿、官署、寺院、營幕、作坊、街道、垣墻、民居、市場、閣樓等建筑遺跡。城墻結構系分層夯筑。現存城墻仍有連綿聳立高達5～7米的頹塌墻基，遺址特征相當明顯。內、外兩城外廓墻總周長17華里，若以外郛為基準則總周長達27華里。是中世紀時期具有世界級水準的一流城市建筑。

遼上京，是我國中世紀時期出現的諸多封建割據重心之一，曾經延續使用兩百余年，始終是遼朝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契丹遼朝與中原北宋政權、寧夏黨項政權以及西北高昌回鶻政權、西藏吐蕃政權和云南大理政權等一同構成封建割據的對峙局面。尤其是契丹遼朝在與北宋政權形成直接對抗、并存的局面中，又再次塑造出新的“南北朝”局面，并在歷史上留下許多友好往來的新篇章。傳說遼朝中后期的城市建筑，也直接模仿或學習了北宋城市建筑的基本特點。遼朝的上京城，不僅是遼、宋對峙時期的指揮中樞，也是遼宋雙方友好往來時期的北部終點站，北宋時期諸多知名人士歐陽修、韓琦、富弼、蘇頌、蘇轍、王安石、沈括等都曾經奉使深入遼朝腹地，留下許多動人傳說和歷史佳話。因此，遼朝的上京城，也在歷史上創造出許多獨有的新貢獻。

上京城學習和模仿唐朝的城市建筑技術，又創造性地構筑了充分體現“蕃漢分治”政治特點的城市布局。“皇城”與“漢城”采取分別獨立對接的城市建筑體系，不僅標志著游牧民族政治力量已形成比較固定的統治中心，也是古代游牧民族都市建設采用“分治”方式的首創。不僅塑造了中國古代封建政治中心發展的新階段，同時也昭示出古代城市建筑的基本發展趨向，譬如上京城自身顯現的“日字型”建筑結構與布局、契丹人稍后修建的祖州城所具有的城廂式建筑特點等，都是元朝及其以后我國古代城市建筑與發展的基本特征。

上京城是歷史上使用時間最長的草原都城。它始建于918年，至1120年被女真軍隊攻占，其連續使用的時間，是國內其他任何游牧民族政權所無法比擬的。上京城是契丹遼王朝的政治統治中心，但上京地區卻并非契丹遼朝的主要經濟發展區域，只有南京道與中京道才是最根本的經濟發展區域。政治中心與基本經濟發展區域的分離，也是契丹遼王朝一項鮮明的特色之一。自澶淵之盟確立直至遼朝的滅亡，曾經有成千上萬的外交使團成員，由此領受朝命，分赴周圍的古族古國，即宣答了遼朝的基本政治旨意，也將遼朝的文化成果推介到域外地區。因此，上京城也間接地起到鏈接古代亞洲各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梁作用。

上京城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商業“大都會”。經過遼朝歷代帝王的不斷修繕，其城市建筑規模，至10世紀末已經發展成為一座具有世界意義的大都市。聚集著來自東、西、南、北各個地區的經貿、文化使團，還作為草原絲路東端的唯一樞紐，薈萃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豐饒物產。據《遼史》等文獻記載，遼上京的漢城“各有樓對峙，下列井肆”，不僅城內修建專供中亞回鶻商賈居住使用的“回鶻營”，還將遼朝帝王的商業經營機構“回圖務”，分別安置在后晉政權的都城汴梁（即今河南省開封市）和西域高昌回鶻汗國的都城（又名西州回鶻，即今新疆吐魯番）。鎮州（即今河北省正定縣）、易州（即今河北省易縣）、雄州（即今河北省雄縣）、霸州（即今河北省霸縣）、滄州（即今河北省滄州市）以及振武軍（即今內蒙古和林格爾縣境內）、高昌（即今新疆吐魯番）、寧江州（即今吉林省扶余縣境內）、渤海等地都分別設立貿易交流的“互市”場所，與北宋、西夏、回鶻、阻卜、女真、高麗、日本等，互通有無。來自古代東西方地區的“商客”與經貿、文化使團，絡繹相望，不絕于途，匯聚上京城，或習學契丹文字、研修佛法，或引進各項新技術、輸出各項物質文化成果。使上京城起到了繁華都市的歷史作用。

據史書記載，遼朝以銀、錢、布、羊、馬、駝、皮毛、鞍馬、弓箭及蕃羅等絲織品換易宋朝境內的茶、絹、犀象、香藥、繒帛、漆器、書籍等，“女真以金、帛、布、蜜、蠟、諸藥材及鐵離、靺鞨、于厥、阻卜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膠魚之皮、牛馬羊駝、毳罽等物來易于遼者，道路繦屬。”高麗以紙、墨、米、銅、人參、粗布、龍須草席、棉紬、細布、藤器、無灰木刀把，西夏、回鶻以珠、玉、犀、乳香、琥珀、瑪瑙、鑌鐵器、馬駝、斜喝里皮（又名徐呂皮，即回鶻野馬皮）、紅虎皮（即回鶻獐皮）、蓯蓉、井鹽、沙狐皮、犬子及毛織品等致取遼朝境內生產的各種物品。上京城成為名副其實具有世界意義的“繁華都會”。

其實，契丹人與古代西域以及西方世界的經濟文化聯系，早在遼朝建立之前就已經形成。據古代西亞史料記載，9世紀末，阿拔斯王朝的歷史撰述人雅庫比，就已經在其《阿拔斯人史》（成書于公元875～880年）一書，明確記錄了“契丹蘆薈”——這種來自古代東方（確切地說是來自中國北部）的物品名稱。所謂“契丹蘆薈”，其實就是當今中國境內仍然盛產的北大黃。北大黃以其“氣清香”的特點，具有藥用價值和調制香料及調味品的作用。古代西亞地域以“契丹”命名這種物品，說明契丹人的對外聯系不僅時間較早，而且也相當廣泛。至今上京城內還生長著一些可能是由中亞商隊攜帶而來的特殊植物——駱駝蓬。駱駝蓬，原本生長于河西走廊周圍、西域及中西亞荒漠沙地和干旱草原地帶，絕非巴林草原所宜有的本土植物，迄今巴林草原也唯有上京古城遺址內存在此種植物的繁殖。

迄今，繁華的上京城早已化為過眼云煙，隨著歷史鉛華的消褪，昔日燦爛的容顏已經無復存在，往日那些巍峨壯觀的宮觀樓闕也為萋萋荒草覆蓋……。然而，我們不應忘記：正是由于契丹人獨特的歷史貢獻，使西方歐陸世界才最早通過契丹知道中國！至今俄語及英語所分別保留的對中國的稱謂【Китай或Kitay】和【Cathay】，實際就是對“契丹”這個語詞的直接音譯。還有，現今的巴林草原就是契丹人的故鄉，起碼也應是契丹皇族耶律氏的故鄉。巴林草原仍以熱烈豪放的契丹風，笑迎來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親朋與賓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