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嬰 相關資料圖）

　　周海嬰：活在魯迅的“人場”里

　　“我知道我的父親是誰。”如果不是記者主動提起，周海嬰從不提及自己的父親。

　　“我是在一個‘人場’的環境下長大的，‘人場’，你明白嗎？就像磁場，我被這個‘人場’控制著。父親一直在鞭策著我，也在給我壓力。”周海嬰說。

　　“別人說起我，永遠都是‘魯迅的兒子周海嬰怎么樣’。我要寫字、寫文章，不能說錯話、做錯事，如果我越出一點線去，就會有人批評‘魯迅的兒子做錯了事’。別人可以去打牌、去玩，可我不行。”

　　“上世紀70年代，我每月有62塊錢工資，我妻子也是62塊錢工資，單位有指標漲工資，同事認為我就該謙讓，他們說我有魯迅的稿費，可我實際上沒有。”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您現在還活在父親的人場里嗎？”記者問。

　　“其實，我不是我父親，也不是我母親，我就是我。”周海嬰感慨地說。

　　雖然一輩子生活在父親的“人場”下，但周海嬰對父親那種與生俱來的景仰和尊重是改變不了的。他說，他可以接受現代社會對魯迅的不同聲音，這些都很正常。但他堅決反對歪曲魯迅的著作，甚至拿著魯迅做商品交易。

　　“我看到湖北有一家臭豆腐店，門口掛著魯迅的畫像，下面寫著四個字‘越臭越香’。還有祥林嫂洗腳房，阿Q服裝……每當看到這些，我的心里都隱隱作痛。”周海嬰說。

　　說教育 別給孩子太多壓力

　　雖然并未從事教育行業，但與父親一樣，周海嬰對教育非常關注。“現在的孩子太苦太累了。寫錯一個字母或漢字，老師會罰他寫10遍、100遍，其實一遍就可以記住。家長讓孩子參加奧數比賽，可考完后就一定有出息嗎？還有，孩子要一考定終身，讀了大學后也不能輕易轉系……”

　　“我小時候可不是這樣，我的父母對我很寬松。那時候我經常聽著收音機做功課，題目難解時，我根本聽不到收音機里在講什么，我的父母從來不說我。”周海嬰回憶說，“他們把我送到幼稚園里，他們充分相信學校，認為白天既然有老師看著做功課，回家以后就不再管了。他們也從不認為我應該加課，因為那是學校的事，該由老師來決定。”

　　說博物館 可以收個兩三塊錢

　　“很多記者問我今年的提案是什么，是關于博物館的。我不主張博物館一下子全部免費開放，我希望這些場所逐步開放并加以管理。其實博物館可以適當收費，收個兩三塊錢，老百姓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也能讓他們有目的地來參觀和學習。”周海嬰說。

　　“前一陣兒，我見到巴金的女兒，她告訴我說要建巴金故居，一切保留父親生前的原貌。比如說，桌上仍有一杯熱氣騰騰的茶水，旁邊放著每天的報紙……我趕緊告訴她，你要真這么做，沒幾天故居就給搞得不成樣子了。”周海嬰主張，博物館可實行預約制，一次進來一二十個人，以保護我們的文物和環境。

　　3月9日，在新聞出版界別小組討論現場，記者見到了全國政協委員、原廣播電影電視部法規司副司長周海嬰，他的另一個引人注意的身份是——魯迅的兒子。

　　“我一輩子活在我父親的‘人場’里。‘人場’，你明白嗎？就像磁場。”周海嬰語調溫和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