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究竟熱愛怎樣的作品?關注諾貝爾文學獎的人們,不會錯過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文學評論家們更是將其作為長期研究討論的對象。幾乎每一位新人添位于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之列,都會再次激發人們對諾獎所蘊含的價值判斷的分析。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作為一種關于價值闡述的文本來閱讀,不失為一種探究方式,雖不是最深邃的,卻可能是最有趣的,當然,我們也不可避免地會冒一點“過度詮釋”的危險。
Ⅰ　理想主義
　　還有誰記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一位獲得者嗎?那是一個在文學史上悄無聲息的人——法國詩人普呂多姆,彼時他因“崇高的理想、完美的藝術和罕有的心靈與智慧的實證”而獲獎,在頒獎詞中,還有一段,“在實踐-倫理領域,像康德一樣,在義務的不可否認和絕對的事實中,找到了人類超感覺目的的證據。”無論如何也看不出來是對文學作品的贊美之詞。
　　不乏研究者指出,諾貝爾文學獎始于平庸。最初十位獲獎者,除了波蘭小說家亨里克·顯克維支與英國小說家吉卜林仍在世界文學家序列中接受人們的敬意,其余幾位則游離于文學史之外,唯有在談論諾貝爾文學獎時才被再次記起。而他們的獲獎,多是因偉大、理想主義、卓越、高貴等。
　　1910年到191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中,“理想主義”是一個高頻詞匯,光從頒獎詞中看不出有大的波動或者新的漣漪,十九世紀的古典美學,在二十世紀的歷史現實里逐漸隱退,卻被瑞典學院的院士們嚴謹地看護著。
Ⅱ　人道主義
　　一戰結束至二戰爆發這段時間,院士們對諾貝爾遺囑中關于“理想主義”的解讀,開始有所松動,最明顯的標志,是不再將基督教文化背景嚴格置入獲獎要求。頒獎詞中出現了新的詞語:人道主義與民族精神。
　　我們可以看看法郎士、葉芝、蕭伯納的獲獎理由。法郎士由于保衛真理,反對沙文主義和軍事種族歧視,具有純粹的藝術風格、襟懷坦蕩的人道主義而獲獎,蕭伯納是因真正的仁慈和善良,富有人情味,葉芝展現了民族精神。尤金·奧尼爾則因表現出力量、熱忱與深摯的感情而獲獎。
　　這個時期最受爭議的一位獲獎者是賽珍珠,她于1938年獲獎,理由主要為“對中國農民生活豐富和真正史詩氣概的描述”,但馬上有人認為,此乃末流作家的紅運,只反映了評委注重大眾審美趣味,將文學從象牙塔之中拉下來,還之于蕓蕓眾生的傾向。
Ⅲ　藝術激情
　　二戰結束后的世界令人沮喪,很多知識分子呼喊,不要再等地上出現天國,而是動手自己來筑就。那是一個存在主義突然流行的時代。
　　紀德的獲獎,讓現代主義作家頗為振奮。此前的諾獎獲得者,并未因為對人性處境的呈現而受到贊譽,而在紀德這里,人性本身的困境被提出來。現代主義作家的特殊風格,從一定程度上講,正是由于對人本身的質疑與反思。
　　于是,1948年,艾略特登上了諾獎頒獎臺,頒獎詞曰:“對于現代詩之先鋒性的卓越貢獻。”如果僅從頒獎詞來講,這是諾獎第一次從文學發展的角度,而非現實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評價作品,之前的頒獎詞里,充滿了對文學作品教育意義、對現實與人類處境的關懷。
　　我們在1949年福克納的頒獎詞中會讀到更清晰的文學尺度:“因為他對當代美國小說做出了強有力和藝術上無與倫比的貢獻。”
Ⅳ　良知與自由
　　1950年至1990年的世界,統而觀之,是一個東西對峙的世界。這段時間內的諾獎獲得者,從丘吉爾到帕斯捷爾納克、肖洛霍夫、索爾仁尼琴、聶魯達,構成一種饒有意味的圖譜,讓人在文學與政治之間尋覓某種相關性。
　　舉例而言,提出人們既要預防虛無主義也要預防烏托邦主義的作家加繆,被認為是照亮了人類良知的種種問題,帕斯捷爾納克被肯定的是他在抒情詩和俄國史詩傳統上的努力。后來成為政治夜鶯的肖洛霍夫,則是因其作品描述了俄羅斯民族生活的另一歷史層面而獲獎。
Ⅴ　人類文明
　　冷戰之后,世界進入一個開放而多元的時代。諾獎的頒獎詞里,出現了一個有意思的大詞“人類文明”。比如南非小說家納丁·戈迪莫獲獎,理由是她史詩般壯麗的作品,對人類大有裨益。君特·格拉斯的作品使人們反復重溫被遺忘的歷史,帕慕克的作品則是發現了文明的沖突,克萊齊奧則是探尋了文明支配下的邊緣人性。
　　若再細看作品的具體內容,也許我們應該贊美評委們,他們正在以更加開放、多元化的審美眼光,以及迅速的反應、寬容的胸懷來評定作品。他們不僅為謝默斯·希尼和托尼·莫里森因豐富的想象力和充滿詩意而加冕,也為馬爾克斯的魔幻現實主義喝彩,而格拉斯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也被他們所贊美。
　　　　　　　　　(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