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品《生死疲勞》、《酒國》、《豐乳肥臀》和《蛙》(從上到下)的圖書封面。

　　編者按:2012年1月26日,青島大學文學院教師劉琛博士和美國學生Willem　Morthworth(中文名字:毛育新),去高密拜訪了莫言先生,問了一些有關文學創作方面的問題,并形成了訪談錄,現發表以饗讀者。文章有刪節和部分改動。　

　　■您曾經說過,福克納對您有很大的影響。福克納在作品中構建的他的空間意象——約克納帕塔法縣,對他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有很大的幫助。那么相應的,“高密東北鄉”對您有什么樣的影響、有這樣的影響嗎?

　　莫言:我最早讀福克納的作品是1984年。1984年的冬天,我買了一本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當時一讀感覺到很震撼:一個人竟然把小說寫成這個樣子!繁復!說實話這部小說我至今也沒有從頭讀到尾,只讀了一些片段、只讀了一些章節,重點看了前面寫的很長很長的一篇序言,是中國翻譯福克納作品翻譯得非常好的李文俊先生寫的,他對福克納的創作、生平都作了非常詳盡的介紹。

　　我覺得對我啟發最大的是:福克納創造了一個自己的文學王國,他在真實的基礎上,虛構出來了一個約克納帕塔法縣,當然在美國的地圖上找不到這樣一個縣,但在美國的文學版圖上,這個縣可能是大放光彩。福克納立足家鄉,他一輩子寫他的像郵票那么大的一塊地方的家鄉,但是這個地方,往深里挖掘,挖出一口一口的深井,井里冒出非常旺的泉水。我感覺這一點對我自己的啟發很大,一個作家必須創造出一塊屬于自己的鄉土、文學的鄉土。在他的影響下,我的作品中出現了“高密東北鄉”這樣一些字眼。那么這個“高密東北鄉”,就是從這個地方往東北方向——高密縣城的東北方向的幾十個村莊,我們習慣就叫做高密東北鄉。我覺得福克納通過寫鄉土確立了自己在美國文壇的地位,同時也確立了自己在世界文壇的地位,他的小說實際上傳達出了一種非常深厚的戀舊的信息——對鄉土文化、對農業文明的眷戀,而且,針對工業文明對農業文明的不斷地侵襲、不斷地占領,表示強烈地反感。所以我覺得他的小說的憂傷的懷舊情緒對我們的中國當代作家來講,也是引起很強烈的感情共鳴。1984年我正在北京,在解放軍藝術學院讀福克納的書,感覺跟福克納的情緒很吻合。因此,我想受他的影響,主要是福克納的寫作立場跟我非常接近。他的寫作也為我們提供了范例。我當時就有一個野心——我也要把“高密東北鄉”安放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上。在世界地圖上可能很難找到這個地方,但是在世界文學地圖上,應該有一個“高密東北鄉”,所以福克納應該是我沒有見面的導師。

　　■福克納有一句話:我自己創造了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里,我賦予這個世界以生命；同時這個世界也創造了我。那么,您和“高密”的關系是什么呢?因為有您兩個“高密”。一個是現實意義上的,一個是文學意義上的。

　　莫言:肯定是現實的高密養育了我,我生于斯,長于斯,喝了這個地方的水,吃了這里的莊稼長大成人。在這里度過了我的少年、青年時期,在這里接受了教育,在這里戀愛、結婚、生女,在這里認識了我無數的朋友。這些都成為我后來創作的重要資源。我想我小說中的大部分故事都是發生在這個鄉土上的故事。有的確實是我個人的親身體驗,有的也是我過去生活中的真實記憶。很多的鄰居、我生活的村子中的人,都變成了我小說中的人物——當然,經過了改造。另外我們村莊里的一草一木、例如村子里的大樹、村后的小石橋,也都在我的小說里出現過。也就是說我在寫作的時候,我的頭腦中是有一個具體的村莊的——這就是生我養我的村莊。或者說,整個高密東北鄉,都是我在寫作時腦海中具有的一個舞臺。我想,從這個意義上說,真實的高密東北鄉,養育了我,也養育了我的文學。

　　反過來說,文學上的“高密東北鄉”,是在真實的高密東北鄉的基礎上的想象和發展。早期的寫作,很多都是依據了這種真實的事件和親身的經歷。但是這些東西畢竟是有限的。一個人要連續地寫作30年,無論他有多么豐富的個人體驗,都會把這種體驗寫完。那么這就需要不斷地從外部世界汲取寫作的素材——把別人的經歷變成自己的經歷、把別人的故事當做自己的故事來寫。可以說,后來我把外面很多的東西拿進了我的“高密東北鄉”里來。

　　我在寫《生死疲勞》的時候,寫過很宏大的一個場面:就是2000年的新年之夜,高密的縣城的中心廣場上,成千上萬的老百姓都到這里來聚會,來迎接新年、倒計時,廣場的上面有一座高高的鐵塔,鐵塔上面不斷地變換著數字——倒計時記錄新年的距離,而且天上飄著鵝毛大雪。但是事實上,真實的高密是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一個場景的,高密也沒有這么大的一個城市廣場。那么這個場面是哪里來的呢?是源于我和幾位記者2005年到日本北海道的一次采訪。當時我們在北海道的札幌市的中心廣場上度過了新年之夜,跟成千上萬的日本民眾在一起。那么我小說里描寫的這一個場面就是在日本發生的。但是我把它放到了我的小說里、放到了“高密東北鄉”這個舞臺上,移植過來。那么在寫作當中,這種事情發生了很多很多。將來你們也會看到,你們從青島一路開車過來的時候,路過了高密,高密一馬平川,是平原,別說高山了,連一個丘陵也沒有。河流大多干涸見底,河里的水很少。我的小說里經常會出現沙漠,出現茂密的森林,出現很高的山脈,這都是哪里來的?這就是移植、想象。在《蛙》這部小說里,有一條波浪滔天的大河,河上有很多的船只,水非常深,但是事實上在高密的版圖上沒有這樣一條河,我老家房子的后面有一條河,但是已經干枯多年了,去年才有一點點水。所以說小說家的真正故鄉和小說家筆下的故鄉,區別是很大的。但是它的根是從真正的高密東北鄉生長出來的。我就是這樣東拿一點、西拿一點,再加上自己的加工、想象,就形成了自己的文學王國。福克納說他創造了這樣一個世界:他讓誰生誰就生,讓誰死誰就死。那么我在文學創作中也有類似的體驗。我曾經說過,我創造了一個文學的王國——高密東北鄉,我就是這個“王國”的國王,我手里掌握著“生殺大權”,我想這些經驗與福克納完全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