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啊，恨不得咬你一口!——再觀再聽莫言
莫言獲“諾獎”過去一周多了，看到好多媒體關于他的采訪，發現還有好多地方沒有涉及。我8年4次采訪他，靜下心來仔細聽聽他的錄音，受益匪淺。隨手作了些記錄。
莫言提筆寫給大眾日報記者逄春階：“高粱之美,呼吸而領會者，唯我與春階也。”
媒體以前報道過的有關莫言的文章
“國字”號文學雜志《十月》發表過莫言的文章《天堂蒜薹之歌》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莫言接受媒體記者采訪
故鄉啊，恨不得咬你一口!
——再觀再聽莫言
大眾日報記者 逄春階
莫言獲“諾獎”過去一周多了，看到好多媒體關于他的采訪，發現還有好多地方沒有涉及。我8年4次采訪他，靜下心來仔細聽聽他的錄音，受益匪淺。隨手作了些記錄。
從時間洪流里淘洗“故鄉”精華
走進莫言的故鄉，看到的是平常的景物。但走進他營造的小說“高密東北鄉”，則仿佛碰觸到了他的肌膚，清晰嗅到了他的氣息，撫摸到了他的血脈，傾聽到了他的心跳。
我記起畢加索對畫家塞尚的評價，塞尚畫的靜物蘋果，畢加索研究發現:“塞尚并沒有真正地去畫蘋果，他畫的是這些圓形上的空間的重量。”就蘋果畫蘋果，就不是藝術家了。我們也可以說，莫言并沒有真正地去寫高密東北鄉，如果老老實實寫，那是新聞報道。他寫的是高密東北鄉所承載的重量。莫言寫得越淋漓盡致，離常人眼中的故鄉就越遠，但離心靈就越近，離文學也越近。
哈佛大學著名學者王德威先生在論文《原鄉神話的追逐者》中，這樣說莫言：“原鄉與探史這兩種欲望在莫言的小說中相互并列沖擊。自特定的空間中追尋歷史的痕跡，從時間的洪流里淘洗‘故鄉’的精華，莫言的膽識用心，首先引人注目。他的故鄉也因之成為反映中國現代史的新輻輳點，提供我們特殊的角度，省思一些熟悉的歷史問題。”
魯迅先生評價《紅樓夢》，有段著名的話:“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我套用魯迅的話，寫給莫言:“高粱之美，遍被沃野，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莫言而已。”莫言看了，笑一笑，提筆寫道:“高粱之美,呼吸而領會者，唯我與春階也。”我說，不敢，不敢。莫言說，高粱之美，我們永遠也領會不完，這是期望。但現在高粱是越來越少了。但美在心中。
四次靠近莫言，我有點兒理解了他。莫言像塊石頭，是有重量的石頭，是有棱有角的石頭。可以在路邊，可以在溪旁，可以在山巔，也可以在大廈的底座上。它沉默。沉默是它的生存方式。其實，石頭是會說話的，因為把話藏得太深了，好像沒說。莫言不說話，他用文學表達對故鄉的愛和恨。故鄉啊，恨不得咬你一口!那是另一種愛。
他心靈受過內傷
莫言是受過內傷的人。他的眼神中始終有一種憂郁存在，我能深切地體會到。那是讓人灼痛的眼神。
他的家庭成分是中農，這樣的成分在社會上，在極左的那個年代，往往是被邊緣化的。別人家的孩子，可以讀初中，可以當兵，可以入黨。但莫言要獲得，卻十分艱難。
他受到的傷害，是心靈上的，是自卑，是壓抑，是委屈，這個內傷，看不見，但是深入骨髓，比外傷更痛苦，也更難“治療”，正是因為他的“內傷”，讓他關注比他還要軟弱的人，關注比他還要被邊緣化的人，他為他們而傷心，而流淚。他用筆為他們吶喊。用筆“為大地上的一段歷史送終。”
莫言說：“我的父親非常嚴肅，非常方正，在我們村子里口碑非常好，現在也是這樣。解放時 在我們村子里是大隊會計，大隊會計是可以脫產的，因此大隊會計是可以不下地勞動的，天天在辦公室里計算，我們村里沒有能擔任大隊會計的知識分子，我父親就當了。但因為我家是中農，他感覺到自己根不紅，苗不正，所以要好好表現，他都是晚上算賬，白天下地勞動，就是這樣，他還受到村書記、領導干部的辱罵、訓斥，他的心情很不好。再加上每天搞運動，今天‘四清’啦，明天‘文革’啦，你有沒有經濟問題呀，你有沒有政治問題呀。我的大爺爺是老中醫，是個地主，他的兒子是從青島跑到臺灣去的，也就是說，我父親的社會關系也不清白，在這種情況下，我的父親很謹慎小心，在外面看別人的眼色行事，在外面受了氣，回家自然也沒有好臉色，所以我們一直很怕父親，一直躲著他。”
青少年時期莫言用了兩個“非常”：“非常痛苦，非常苦悶。”這些內傷不流血，但是持久地痛。“因為看不到希望！向往外面的世界，什么時候能跳出這個地方呢？到工廠里去，到城市里去，去當兵，上大學，但是很渺茫。當時上大學不用考試，像我們這種人也輪不到，當兵也輪不到，因為我們家雖然是中農，理論上是可以的，但是村子里有那么多貧農，那么多干部的孩子，所以我從18歲開始每年參加體檢，到了第四年，終于成為了落網之魚，混進了軍隊。為什么說混呢？因為每年冬天都要挖水利工地，村子里的人都去水利工地了，這個時候我已經在棉花加工廠里做工人了，像我們這一類青年可以就地體檢、就地報名。所以當村子里的民兵連長在水利工地里挖河的時候，我在工廠里報名體檢，然后跑掉了。”
做夢都在逃離故鄉
到了部隊以后讀書多了，吃的也多了，星期六星期天可以休息了，但是對前途依然感覺很渺茫。因為當時“文化大革命”沒有結束，1976年2月份，一路上還要批斗，而莫言所在的單位盡管只有16個人，但沒有干部編制，沒有編制怎么提干呢，這樣的單位，每天都打架。他剛剛燃起的希望又有破滅的危險。
當時，莫言出來的目的，就是想提干。提拔軍官以后就可以離開農村了，不遭別人白眼了。轉業以后就可以安排干部了，軍官每月52塊錢，一步登天，可以改變命運。
莫言做夢都在逃離故鄉。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文革”結束，這個時候莫言在部隊開始嶄露頭角。“因為我是中學生，所以他們給我報名，要我去參加鄭州技術學院的考試，學計算機終端專業，就是學計算機維修的，我一聽真是百感交集，這么好的機會，但實際上我小學都沒畢業。數理化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我以為得五分之二，但是把這個說穿了，機會也就沒了，于是我說讓我試試，然后我開始學習，讓我大哥把數學語文書一大包都寄過來了，白天站崗，晚上在儲藏室里學習，到附近的中學去請教，總算把初中高中的數學順了一遍，語文基本上放棄了，化學初中的第一冊看了一下，物理看了一兩冊，這個時候，北京的上級單位忽然來電話說不用考了，沒有名額了。我聽了之后又很矛盾，一是費了很多勁，結果連考的機會都沒有，二是暗暗高興我終于不用去出丑了。”
這時候掀起了部隊學文化的熱潮，領導就說：管謨業（莫言）學了這么久，就由你來教吧。“業余時間讓我講數學，上級機關來視察，聽我講了一堂課，三角函數，政委是大學畢業生，一聽，就問我：小管，你是哪個大學畢業的。我說我沒上大學，中學都沒上完，他說：你講得很好啊。我心里說，知道你來聽課我就背會了四道例題，第五道我就不會算了。他留意我了，然后幾天之后把我調到北京去了，去了訓練大隊，但是后來下了文件說不允許士兵直接提干，然后就又擱淺了。我只有在那里熬著，正好鄭州工程技術學院第五系下放到了某個單位，急需政治教員，他們就問我能不能教政治，我說試試看。因為他們告訴我這是一個機會，教員有編制，我當時是保密員、圖書管理員，還燒鍋爐。政治教員，什么都不會呀，就死背硬記，整整一個暑假，在我們家旁邊的空房子里使勁背書，村子里的人說這人當兵當出神經病了來了，整天在那里吆喝，南腔北調的。后來，開學以后，上了講臺以后就這么講，同時，我開始試著寫小說。”
為什么想起寫小說，因為莫言覺得提干無望，還不如搗鼓點別的。當時劉心武的《班主任》已經發表，引起轟動。
于是，一個在村子里、在兵營里循規蹈矩的人，小心翼翼，惶恐地喘著氣，沒有了叛逆的激情，甚至喪失了懷疑的能力，像被剪掉翅膀的飛鳥一樣的莫言，終于找到了自由的天空，接上了被剪掉的翅膀……
30年前不知有“諾獎”
1981年10月，莫言的處女作《春夜雨霏霏》在保定《蓮池》上發表了。這時候，他還不知道馬爾克斯，更不知道有個諾貝爾文學獎。
莫言說，真正第一次接觸馬爾克斯是1982年的秋天，他去北京，單位讓買點書去補充圖書館，他跑到北京的新華書店買了五六十本書，其中有一本叫做《馬爾克斯中短篇小說選》。
為什么選它呢？莫言說：“因為當時我一翻書，看到介紹說這個人是剛獲得諾貝爾獎的拉丁美洲作家，非常獨特。當時自己真不知道諾貝爾獎是怎么回事？就感覺是個大獎。買了這本書回來，說實話，看不進去。因為馬爾克斯的書還是很難讀的，當時我還是傳統閱讀，讀的都是現實主義作品，都是紅色經典，西方的魔幻現實主義的作品讀出來沒興趣，它里面沒有故事，也沒有很生動的人物形象。”
1983年9月，《蓮池》第五期又發表了莫言的新作《民間音樂》，這篇小說風格獨特，顯示出了莫言的怪才，他一改過去的傳統寫法，而致力于營造某種意象。不久，這篇小說得到了獨具慧眼的老作家孫犁的贊許。“孫犁寫了一篇評論，后來我剪下來貼到本子上。”
孫犁的贊許，對莫言是莫大的鼓勵。莫言說：“我這篇東西，故意使小說時代感淡薄，增添神秘朦朧甚至是荒誕的氣氛，目的就是讓讀者不要用傳統的的審美觀念來看待我的人物……我那時才真正折服拉美爆炸文學，對馬爾克斯的魔幻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有了高度認同，認為必須用動蕩不安的語言，反傳統的形式來形成自己的風格。”
1984年，他又接觸了福克納，他的探索走上了快車道……
理論讀多了反而處處雕琢
莫言有特別高產的時候，是上世紀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那時，《人民文學》《十月》《收獲》等“國字”號文學雜志輪番轟炸。長篇、中篇、短篇，《紅高粱》這些中篇，一個星期就寫完。洋洋灑灑，洶涌澎湃，若決江河，沛然莫能御。
“那時候年輕，初生牛犢不怕虎，再加上時間緊張，沒有時間去認真想，初創時期一切都是新鮮的，它的許多方面是稚嫩的，有明顯的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另外一些方面是不可重復的，那種銳氣，那種自由灑脫，那種膽大妄為、天馬行空，現在無法達到了。現在讓我寫《紅高粱》，肯定是另外一部作品。”莫言說。
莫言的創作經驗，正應驗了哲學家維柯的觀點。維柯認為，人們的創造主要表現在詩性思維方面，先有詩人，然后才有哲學家。創造性往往與想象、野性、沖動和勇氣結合在一起，而完善時常與理智、文雅、謹慎和遵循規范相聯系。
莫言完全認可這個觀點，他說：“作家的風格、創作是和他的整個生活密切相關的，隨著創作經驗的增加，別的地方反而可能不好。當時寫《紅高粱》的時候沒有理論，就感覺應該這樣寫，覺得挺好，后來理論讀多了反而處處雕琢，這個地方搞點象征，那個地方搞點寄托，出來之后反而一看就很匠氣。換句話說，理論多了寫書嚴謹，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沒有才氣，沒有理論寫出來的是天籟，就像歌手，去了音樂學院，唱得很標準，但是沒有天籟，村里面拉出一個小孩讓他放開喉嚨唱，那就是天籟了。”
可以寫得不好，但是不想重復
莫言說，寫了三十幾年，節奏放慢了。一開始的時候寫的多，一年幾十篇，后來幾年越來越少，對自己要求嚴格了，寫的多了，容易重復的可能性更大。我的標準是可以寫得不好，但是不想重復。寫的多了以后，總會有局限的。
最難的是否定自己。像長篇小說《娃》一樣，2005年本來想寫完的，寫了5萬字，寫不動了。就感到突然無法繼續了，人物不明確了，主人公該怎么發展，面目模糊了，不知道她究竟是個什么性格的人。
莫言選擇了放下。開始寫另外一部長篇《生死疲勞》，寫《生死疲勞》的時候就感到特別順，所以用43天就寫完了40多萬字的初稿，又過了兩年，重新把《蛙》的廢稿拿出來寫，一下子感覺明白了，又是勢如破竹。
《蛙》，讓莫言等待了兩年。他說：“說是等待，其實腦子一刻都沒閑著，經常會想到這部小說，你在生活之中遇到的事件突然會聯想到小說上去。比如《生死疲勞》也是因為結構問題進行不動了，后來我去承德的廟里，看到關于六道輪回的壁畫，一下子感覺到腦子敞亮了。
莫言已經57歲，正處在創作的高峰期。但莫言是清醒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最高峰，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吧，我希望自己能夠東山再起，再翻一番。要有這種野心和這種愿望，要不怎么活下去呢？”
“我今年春天寫的幾個短篇還放著呢”
接近莫言的人，知道莫言內心其實很不輕松。有一個莫言的老朋友跟我說，獲“諾獎”的那個時刻，其實莫言是百感交集。記者問他，他微笑著，回答自如，但是內心是苦的，他絕對想到了悲苦的童年和創作的艱辛。
莫言的痛苦跟其他人是一樣的。他說過：“寫不出來，就是煎熬啊，煎熬就是沒有好樣子啊，抽煙啊，散步啊，轉圈啊，抓耳撓腮啊，有時候也干點別的，實在寫不下去的時候，不要硬寫啊，看看電視，看看雜書。”
一些人，創作可能心急。但我發現莫言不急。他是真不急，很淡定。他說：“不急，但是不愉快，一本書的相對順利的寫作當中，其實每天都一樣，今天寫了2000字，感覺不順，明天這一段可能很有感覺，一下寫了8000字，而且感覺每一次都很漂亮。經常會有這樣子。”
記得路遙寫完百萬字的巨著《平凡的世界》的最后一個字的時候，他把筆狠狠地扔到窗外去，然后痛哭失聲。而莫言說:“在一個長篇劃上一個句號的時候，那很輕松啊，跟農民鋤地一樣，鋤到頭了，直起腰來，勞動之后的愉悅。”
當然莫言自己也承認，自己年輕的時候也很急，恨不得今天晚上寫完了，明天就能發表，現在慢慢沉淀下來了，能夠放著。“我今年春天寫的幾個短篇還放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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