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亞明社長離開我們已經12年了，回憶往年，匡社長的教誨、關愛，我終生難忘。
　　1946年7月至1947年12月，我給大眾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匡亞明當勤務員。那時匡老四十歲出頭，我十三四歲，在我的心目中，他不僅是首長，而且是我崇敬的師長，是和藹可親的長輩。
　　1946年年底，編輯部駐在莒南縣東良店。一天上午，匡社長去華東局開會未回，我整理完房間后，坐在匡社長的辦公桌前看《參考消息》。我知道《參考消息》有嚴格閱讀范圍，不能隨便看。但我出于好奇心，趁匡社長不在偷看。看著看著，匡社長突然推門進來，我吃了一驚，急忙站起。待了了片刻，匡社長問：“小鬼，你在看什么？”我答：“我看《參考消息》。”他接著問：“看的什么內容啊？”“國民黨軍隊打死我們多少多少人。”我答。他又問：“你信不信？”“我不知道。”我如實回答。他耐心地對我說：“小鬼，《參考消息》是內部刊物，只供領導人員了解情況作參考用的。國民黨為了制造輿論欺騙人民，中央社發的消息，大部分都是捏造的，不真實的。你年紀小，分辨能力低，看《參考消息》分不清是非，容易把思想搞亂，對你沒有什么好處。不要有越不讓看越想看的想法，以后不要看了，有空多看《大眾日報》，你能做到嗎？”我答：“我一定做到。”匡社長的一番話，我心悅誠服，受到一次深刻的紀律教育，從那以后再沒偷看過《參考消息》。
　　1947年4月下旬，匡社長因公去煙臺，我也隨行。五月上旬的一天，因我穿的布鞋前面開了口，又沒帶可換的鞋，我用積攢的每月發的四兩煙錢，在破爛市買了一雙舊皮鞋，穿在腳上覺得很新鮮，也很舒服。回到住處，匡社長看見后，吃驚地問我：“小鬼，你哪來的皮鞋？”我將皮鞋的來歷和換鞋的原因如實地說了。匡社長微笑著說：“你這樣做不好，你想過沒有，如果革命隊伍里，穿戴都按個人的欲望去做，有的穿布鞋，有的穿皮鞋；有的戴軍帽，有的戴禮帽；有的穿軍裝，有的穿大褂，那不亂套了嘛。你的鞋壞了，你應該和我說，我可以想辦法嘛。”匡社長的話，說得我心里熱乎乎的，自已錯就錯在鞋壞了不向匡社長報告，而自作主張買皮鞋；還錯在圖好看，不買布鞋。接著匡社長給市政府寫了一個條子，叫警衛員李福興去給我領了一雙布鞋。這件事，又使我受到了一次生動的紀律教育和艱苦樸素教育。匡社長對我的關愛是多方面的，在此再說三件事：
　　第一件，我從小酷愛槍支，到報社工作后，看到匡社長、警衛員都有槍，而自己沒有，我非常羨慕，因此時時都想有支槍。1947年初，魯南大捷以后，匡社長陪同陳毅司令員到魯南前線視察。在臨走之前，我一再要求警衛員李福興，到前線以后如有機會，和匡社長說說，給弄支槍回來。結果他們回來后，真給我帶回來一支短小、輕便的加拿大沖鋒槍，還有兩梭子彈。李福興告訴我槍的來歷：當他們乘汽車到達前線后，看到戰場上繳獲的武器堆積成山，李福興便把我想要槍的事和匡社長說了，匡社長讓他去和看守武器的戰士說說，就這樣選了這支適合我用的沖鋒槍。匡社長問我：“小鬼，這支槍好不好？”我高興地說：“好，好！”他讓李福興和我到村外試射兩發子彈，教我學會用槍；還給我規定了兩條：一是要愛護槍支，經常擦拭；二是不要玩槍、隨便子彈上膛，以免發生意外。這支槍我愛不釋手，打飯、送信都挎在胸前。有了這支槍，大大地振奮了我的革命精神。
　　第二件，1947年春節前夕，我看到家家戶戶準備過年，由于自己第一次在外過節，因此想家，表現得情緒低落、沉默寡言，有時坐在一旁發呆。匡社長看透了我的心思，問我：“小鬼，怎么不高興，是不是快過節了想家？”我“唉”了一聲，如實承認。匡社長說，你年紀小，又是第一次離開家過節，想家是難免的。但是現在形勢不穩定，報社隨時都可能轉移，因此不能回家過節，而且你一個人在路上也不安全。這樣吧，我給你出個主意，你給家里寫封信，說說你的情況，給父母拜個年，不是也很好嘛。小鬼，你說好不好？“好！”我爽快地答應了，匡社長還給了我兩張信紙。這是我第一次寫信，當寫完信寄走以后，我心里就像一塊沉甸甸的石頭落了地，一身輕松。匡社長說的話和給我出的主意，解除了我的思想包袱。春節到了，我在報社過了一個愉快的、別開生面的節日。
　　第三件，1947年2月20日前后，根據形勢的變化，報社駐地轉移到莒縣，編輯部駐西高柱村。轉移的那天，我正患重感冒發高燒，神志昏迷無法行動。匡社長將我托付給房東臨時照料。匡社長走后的第四天，警衛員李福興騎著馬，牽著匡社長的大白馬來接我。這時我的病好多了，當我到了西高柱村時，匡社長親切地詢問我的病情，他看到我的身體比較虛弱，還有點發燒，讓我先不要工作，繼續休息，還讓李福興通知伙房給我做病號飯。這一切使我感受到了家庭般的溫暖。
　　1948年初，我離開了匡社長，被調到報社印刷廠干排字工作。從此以后，38年沒有與匡社長見面。在這漫長的歲月中，我渴望見到匡社長，但始終沒找到機會。直到1986年的秋天，我出差去福建，回來路過南京時終于見到了匡老。經我提醒匡老認出我后，哈哈笑著說：“許多年不見了，你從一個矮小的少年長成了山東大漢，不認得了！”匡老還興致勃勃地談了前一年（1985年）參加大眾日報社在臨沂召開的報史座談會和走訪創刊地的情景。那年匡老已八十出頭，身體很好，思維敏捷，精力旺盛，說起話來談笑風生。我去南京之前，在福建買了一條“三五”牌的煙，想作為見面禮送給匡老。在我與匡老告別前將煙給他時，他拒絕了，說：“煙，我早就不吸了。你看，我的室內桌上沒有煙，來人也一律不招待煙，煙你帶回去吸吧。”這件小事，使我感受到匡老當年的直率、淳樸猶存。
　　1991年秋，我借去廬山開會的機會，在回來的路上又一次看望了匡老。那時匡老已86歲，上次見面已過去5年，他還能認得我，我真佩服他的記憶力。在談話中，匡老很關注大眾日報社的發展變化，他提了一些問題問我。我告訴他，報社在經十路東端建了一座辦公大樓，不久前已遷入辦公，改善了辦公條件，他聽了很高興。除此之外，報社的內部情況我知之甚少，沒有滿足匡老的愿望。離開匡老之前，向他提出合個影，他高興地答應了。可惜我的老式相機沒帶閃光燈，室內光線不足，結果沖洗出來的照片很不清晰，但我仍珍藏著。這次相見，成了我與匡老的永訣。
　　2001年清明節，我專程去安葬匡老部分骨灰的《大眾日報》創刊地——沂水縣云頭峪村，給匡老掃墓。我佇立墓前，深深沉浸在無限懷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