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7日，山東省戰時郵務總局在沂南縣馬牧池鄉雙泉峪子村成立。 　　大眾日報記者于岸青

　　如果把報紙比做抗日軍民的精神食糧，那么，發行就是那雙必須的筷子，源源不斷地把食糧送到抗日軍民的手中。從《大眾日報》誕生的那一天起，這雙筷子就一刻也沒停歇過。　　

　　創刊號的發行

　　1938年12月，大眾日報在沂水縣王莊成立，內設總編室、印刷廠外，同時還成立了營業室，負責經營、廣告和發行等。

　　6個人的營業部就設在王莊村民王希安院子東邊的一間草房里，由劉力子負責。1938年的最后一天，交通員張之佩把版樣送到八里地外的云頭峪，當創刊號印出了頭300份時，裝訂工人立刻包好，張之佩頭頂著雪花再用扁擔挑回王莊分發。

　　這天，全社同志參加了山東分局召開的新年慶祝大會。晚上，報社自己組織了慶祝元旦和報紙創刊的娛樂晚會，會上，總編輯匡亞明說著家鄉話——節目就叫做“蘇州人念詩”，第二天，為此全社人會餐……

　　報社在沂水的夏蔚鎮設立了總發行處，在黃山鋪、蒙陰縣的坦埠和各地八路軍辦事處設立代銷處。

　　從1938年10月開始，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日軍因戰線太長，兵力不足，停止了對中國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而把主要兵力用于鞏固其后方。國民黨頑固派則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日軍把進攻的矛頭對準了共產黨、八路軍和敵后抗日軍民。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山東八路軍和人民抗日武裝力量還很弱小，又處在敵、偽、頑的分割夾擊之中，在人力、財力和武器裝備上，都處于劣勢。

　　就在這樣的形勢下，村民王希安的五弟主動提出為報社送報。不光是路途艱辛，王莊地處沂蒙山腹地，四面群山環繞，山路崎嶇，而且這是要冒著生命危險的。那天天剛亮，他就騎上自家的自行車，載著幾十斤重的報紙從王莊出發，當天把報紙送到一百多里地以外的新泰，吃了晚飯后連夜返回。因為三天后，新一期的大眾日報又要出版了……

　　報販與發行

　　“發行是一條扁擔，前面擔負的是辦報的社會效益，后面擔負著廣告的經濟效益。”

　　1949年以前的舊中國，報業發行主要發生于城市。中國近代報紙最早是由外國人在中國境內出版發行，隨著外國資本逐漸退出報業，發行也逐步由本地人承擔。由于20世紀初的報社規模都比較小，無力自我建立一套有效的發行網絡，發行大多數由私營的報頭壟斷，這樣的機構叫做報房。

　　報房通過報販批發零售。頂級報販直接從報館拿報，而其他任何人都拿不到，然后由頂級報販層層向下批發。有的直接投送訂戶，有的設攤零售，有的走街串巷叫賣。當時報刊的發行范圍，僅限于大城市及鐵路沿線的城鎮。報販們成立了行會，叫做報夫職業工會。行會具有操縱市場的能力，也具有與報館博弈的力量。上個世紀40年代，欲進入上海報業市場的新晉報紙，必須取得報販的支持，否則報紙將不可能出現在市面上。

　　上世紀20年代末，中共江蘇省委在上海創辦《上海報》，在白色恐怖中成功地發行到8000份，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主編這份報紙的求實在回顧這段工作時說：“與印刷有同等困難的是發行問題。普通大小報紙的發行都是由報販承辦的。全上海有九大報販，一切報紙的總批發都需經過他們的手，他們是衣缽相傳，別人是不能侵入他們的領域去的。九大之下有若干小報販，他們或是自擺報攤，或是做中間人，從大報販批來報紙轉給小報販，從中取利。……”

　　1936年，上海《新聞報》為擴大發行，欲與蘇州《早報》在蘇州聯合發行。此舉除引起當地報紙和南京管理當局的強烈反應外，也遭到吳縣報夫職業工會的強烈反對。因為，報夫不愿意送兩份報紙而只得一份工錢，于是在聯合發行的第一天，新聞報的長期訂戶便沒有收到蘇州早報。僅僅一天的較量，第二天上海新聞報就妥協了，報夫職業工會拿到了他們想得到的報酬。

　　1938年的中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歲月中，郵權同遭喪失，形成了郵驛、民信局、僑批局、客郵、海關郵政、大清郵政等相繼并存的混亂局面，承辦者有外國人，有民營資本，也有國營，而且郵局并不管報刊發行。

　　戰爭年代的創舉

　　而中國共產黨在紅軍時期就成立了通信系統，與地下交通站一起，傳遞文件信息，護送干部和運送物資。

　　在沂蒙山根據地，一方面報紙面向的是流動性極大的部隊和廣大的農村，不僅沒有走街串巷的可能，也沒有行業團體可資利用；另一方面敵后環境之艱苦，使得發行不可能公開進行。大眾日報只能自辦發行——大眾報人根據實際需要，創造性地提出了戰時郵局三位一體的體制。

　　1941年7月，中共山東分局按照中央的指示，指定“山東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簡稱“戰工會”）正式建立戰時郵政機構。三個月后，時任山東分局宣傳部長、大眾日報管委會主任的李竹如建議，由中共山東分局、“戰工會”、山東軍區和大眾日報社聯合成立山東戰時郵政總局；1942年2月7日，山東省戰時郵務總局在沂南縣馬牧池鄉雙泉峪子村成立。

　　1942年5月10日，李竹如在談到改進報刊發行工作必要性時說：“晉東南某友人在來信中說：‘……我的信是口哈凍筆寫給你的……但我看到你的信，已是身穿單衣，手搖小扇之時，中間經過了八個多月。’延安《解放日報》須八個月我們才能看到，而上海、南京的偽報，七八天就可來到。重慶的《大公報》，也不用一個月即可來到。當我們從電報中看到《解放日報》幾個社論時，心中覺得很痛快，如果能很快地看到《解放日報》的全版，那是如何的歡欣呢？”

　　“再就本省而論，過去的交通也太可憐了。去年劉處長因事赴湖西，途經×站，見《大眾日報》集存成堆，交通員用以燒茶解渴。《戰士報》四月份給各部隊的指示，六月底還有未接到的。目前臨沭縣小學看到《大眾日報》尚須一月多的時間，至于膠東、清河要看到《大眾日報》那還不知要多少時間呢！這對整個革命工作有多大的損失。”

　　“雖然由于環境惡劣，受到敵頑的一再破壞和重要限制，但是主觀努力不夠，及領導不統一，辦理不善，還是主要的原因，即就泰山區××縣而論，全縣各部吃交通飯的共有七百余人，但結果還是弄得時通時不通，我們回想過去的情況，接受五年來的經驗，實有集中力量成立戰時郵局的必要。”

　　1943年3月，山東分局決定將各級黨委的交通科、各級報社發行部與各區的戰時郵局合并，這標志著郵政、交通、發行三位一體的戰時工作體系正式確立，戰時郵局的首要工作就是黨報發行。具體做法就是先把郵局、黨內交通和報社發行工作人員，組織到一起，實行一套人馬、三塊牌子，這個機構對外稱郵局，對黨委稱交通科，對報社稱發行部。當時，趙志剛既是郵局局長，又是山東分局的交通科長，又是《大眾日報》的發行部長。

　　在中國郵政史首套印有毛澤東像的郵票，就誕生于山東戰時郵政，為了印制這套郵票，當時大眾日報印刷廠特意到上海淪陷區買了一套照相制版設備。

　　抗日戰爭勝利后，戰郵機構曾分立，但解放戰爭開始后，郵政與發行部門再次合并。并且，1947年2月，華東野戰前線郵局與華中軍郵站也進行了合并，成立華東野戰前線郵政局（簡稱“軍郵”），在連以上均設有軍郵組織，直接為部隊服務。這樣，大眾日報的發行不僅深入山東各根據地，更進一步地延伸到華東、華北、延安，擴大到南京、杭州和上海。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的郵政系統，正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和發展起來的。這是大眾報人在戰爭年代因地制宜的創舉。

　　其實，不管是筷子還是扁擔，都要看掌握在誰的手里。

　　突破，突破，還是突破

　　縱覽大眾日報戰爭發行史，關鍵詞是突破。每個交通員都要突破封鎖線，仿佛神行太保，曉宿夜行，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創刊伊始，發行工作并不是很理想，報紙一部分由代銷處代銷員背著分送訂戶，或背著趕集擺攤叫賣；另一部分交山東縱隊交通總站沿各交通線交通站送往各地八路軍辦事處分銷，很不方便，積壓丟失現象時有發生。山東分局遂決定在五個地委成立大眾日報分社，負責報刊發行，各縣設立代銷處，并建立交通總站及各地交通線、站。以沂南為中心，開辟了東南北干線共200多里，東到膠東，西至延安。南線是最為復雜與艱險的，依靠了道士、開明地主、教員等的掩護，穿越大山、敵占滋臨公路、國民黨57軍防區等。此后，這條線路繼續向南，穿越了隴海線，與蘇北和華中相連。

　　時任社長的李竹如經常檢查發行工作。他把地圖攤開，指著地圖上的地點一一問這里是否有站，是否應該設站，這樣的布局是否合適。還要問某站很重要，人員配備如何，報紙幾天能到該站。如發現問題，當場解決。他說，一張報紙勝過一發炮彈，因此發行是嚴肅的政治任務，發行越快越好。一次，李竹如到報社做形勢報告，一進門看見發行科壓了三天的報紙，立即找時任編輯部主任的仲星帆查問，要求立刻發出去。做報告時，他說，同志們辛辛苦苦編輯印出報紙卻被壓著，多么不負責任，這是發行失職。當即宣布負責發行的人被撤職，馬上換人，今后報紙絕不能壓。

　　交通線開通后，報紙發行得到了很大改觀。原來一個月也送不出去的報紙，現在三天就能看上，并普及到區村，黨報發行量增加一倍多，報紙威信提高。由過去派訂款收不上來，每月虧損三四十萬，成本也保不住，到現在自愿預訂按時繳款；并及時反映讀者意見，供改進編輯工作。

　　自1942年“五一”大掃蕩，到1943年上半年，山東敵據點達3000個以上，最密地區平均三至五華里一個，平原地區平均五個村莊就有二至三個敵據點，交通線也遭到破壞。掃蕩結束后，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大眾日報英勇的發行人員重新開辟了沖不散、打不斷的千百條郵路，把被敵人分割的濱海、魯中、魯南、渤海、膠東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在戰時郵局的統一領導下，各地專署、縣相繼成立戰時郵局，區設郵務所或郵務員，并健全各地交通干線，交通站在根據地半公開，在游擊區則完全隱蔽，站與站不發生橫向的關系，只上下站相互知道。

　　1942年2月，戰時郵局成立后在敵占交通要道成立了武裝交通隊，任務是護送報刊、文件及往來干部。其中之一的沂蒙至濱海武交隊20人，分兩班，每天下午每人背郵包加槍彈共40多斤，向東行十幾里，天黑渡過沂河，從葛溝、河陽敵據點間穿過臺濰公路，拂曉前從汀水、道口敵據點間渡沭河，天亮到莒南板泉崖交通站，全長120里，次日下午，再照原路返回。如此風雨無阻，河水上漲也不間斷，為防萬一，河陽的敵據點還有我們的秘密情報員，晚上以火石打火為號，出了意外就由當地游擊小組配合。

　　第二次反掃蕩期間，每個戰斗員都是發行員，1941年11月17日，報紙專登啟事：“本報因印刷份數不多，希讀者看畢廣泛傳閱，更歡迎在各地讀給群眾聽……”記者劉克林進山洞采訪，帶著報紙給傷員，大家爭相傳閱，當看到勝利消息，聽到黨的消息時，欣喜若狂。1944年11月我軍發動莒城戰役，報社不僅組成前線記者團，而且發行部也組成了戰時發行小組，隨軍發行報紙。工人張海松搞情況就帶著報紙念給群眾聽，一傳十，十傳百，許多人說：“八路軍在，共產黨在，一定會勝利，決不上鬼子的當！”這就是報紙的巨大威力。

　　郵路與周邊解放區連接起來，把大眾日報送到了遠距山東2900多里的延安，使黨中央、毛主席更快了解敵后人民的抗戰情況。在延安圖書館，讀者們把僅有的敵后報紙都看破了，還不肯放下，因此，中央圖書館管理員要求大眾日報除每期寄50份以外，還要求增寄些合訂本。

　　延安開七大時，中央舉行報紙展覽，大眾日報被評為敵后辦得最好的報紙之一。延安中央圖書館的管理員葉君說，大眾日報在延安是擁有讀者最多的報紙之一，毛主席個人圖書館的史敬棠同志說，他也經常尋找和運用山東報紙上的各種數字。報社職工的辛勤勞動，終于換來黨和人民的贊譽。

　　把報紙送到敵占區去！

　　1942年10月1日起，大眾日報改為二日刊，發行量也增加到每期8300份。

　　為了適應機關部隊的流動性，費東縣分銷處1942年恢復設立時，一改戰時移動隱蔽的原則，固定在蒙山里羅圈崖，一年后工作人員從光桿司令發展到5個人直至12人，發行量也增加了，大眾日報115份，沂蒙導報100份，前衛報20份。1943年底，敵人為推行第五次強化治安，強迫群眾挖“治安溝”，費東敵占區男女老少被迫出夫，頂寒風，踏冰水、遭罰跪、遭痛打、洋狗咬，挖了這條寬6米、深3米，長達80里的溝，蜿蜒在費東縣山外。發行員們除了克服種種困難外，還要跨越這條溝，有時化裝成商販、乞丐或偽軍，有時隨武工隊或干部一起去送，既要保證送到，還不能暴露自己，千方百計把報紙送達。

　　當時文件很少，黨政軍民機關指導工作主要靠看報紙，干部愿意學，士紳上層從報上了解形勢和黨的政策，群眾看報堅定勝利信心，偽職人員看報尋找出路。費東縣汪溝區朱滿據點偽軍小隊長徐懷清，家住同家莊，郵務員便通過他弟弟給他送報看，加上敵工部同志教育，后來率部投誠。費縣偽新民會總會日本參事面川多方搜集大眾日報，放在辦公室里研究。1943年2月5日，垛莊日偽軍200多人連夜包圍羅圈崖，企圖將郵局一網打盡。但村民向導想盡辦法通知了郵局，從而使郵局勝利脫險。

　　1943年1月1日，是大眾日報創刊四周年紀念，為此，報社1月5日至7日，在駐地莒南縣莊莊召開了座談會，到會的有黨政軍民各機關負責人及各地士紳名流共200余人。會議期間，報社舉辦展覽會，展品有本社所印各種報紙、書籍、自制油墨、紙張、機器，還有模范人物畫，其中交通員王公夜間頂風挑版送版，趕著毛驢送報，交通員黃鳳憲送報，從濱海至沂蒙夜行120里……

　　這時，濱海、膠東兩根據地之間直線距離只有250多里，但中間有敵占區、膠濟鐵路和國統區，山東分局等機關部隊的信件報紙就必須繞行，要多走800里地。1943年3月，戰郵總局派張云鵬開辟由濱海直達膠東的秘密交通線。他通過地下黨組織在膠州楊家山住下，先是扮成販賣土產的商人，越過膠濟鐵路向膠東探查一次，這條130里的線路初步開通，工作兩個月后，在這條線上建立兩個秘密交通站，從此文件在這條線上暢通無阻。此時，他感到扮商人流動性大，不便聯系；做教員目標又太大，他索性把自己以50元的低價雇給地主當長工。當時他參加革命已經5年多了，現重返大田干農活，每天累得腰酸腿疼的，而且沒有業余生活，也沒有思想交流，他咬牙堅持下來。直到1944年秋討李戰役后，這邊相繼解放，建立了公開交通線，張云鵬勝利完成一年零九個月的地下任務。當他以公開身份返回楊家山時，有人好奇問：“老張，你也干八路了嗎？”

　　記者呂若驥曾寫通訊《黨報在各個角落》，記述1945年夏，他在沂河岸上的大莊地主高家看到一疊大眾日報 ，其中《向地主士紳進一言》的社論上畫了許多圈點，旁邊端端正正地寫了八個字“字字良箴，句句珠玉”，當地主談起自動減租減息時笑著說：“咱成天看報，還能不識大體嗎？”無論哪個階層都把黨報當成生活必需品，連沂水城的鬼子都曾以一百元一張買大眾日報進行研究。

　　1947年春，臨沭縣郵局3個武裝發行組，配合武工隊半個月在蔣占區邊沿區發報紙1830份。他們還將各單位看過的報紙收集起來，在交通要道、十字路口張貼，群眾見到報紙說：“八路早晚一定要回來。”濱南五縣8個武裝發行宣傳組，從2月至6月中旬共張貼散發大眾日報4萬2千多份，濱海農村報4萬9千多份，其他畫報等宣傳品10多萬份，已成為開展政治攻勢的有力武器。6月5日，竹庭縣（現江蘇省贛榆縣，當時屬濱海區）武裝發行組將報紙，特別是大眾日報增刊《華東戰場解放蔣軍將級軍官介紹》貼在三里村，次日晨，蔣軍二十八師一部進攻該村，到處搶掠，士兵見到報紙紛紛揭下傳閱，中下級軍官也要來閱讀，后來該部兩個士兵逃來找武工隊時，身上就帶著報紙，他們說：“這就是我們來解放區的路條。”

　　孟良崮戰役后，發行的同志及時把報紙散發到集市上，擴大報紙的影響，有一天，蔣軍一個班到集市上買黃豆，村干部馬上把大眾日報貼到墻上，跟蔣軍說：“你看八路剛貼完報走了，他們一天來好幾趟。”蔣軍一看漿糊還沒干，黃豆也不要就跑了。

　　人人都是獨立營

　　戰郵員凌文起是大眾日報著名的發行英雄。他一個人負責沂濱區57個村的送報任務。一次他夜遇“還鄉團”問：“你是哪部分的？”他急中生智高聲答道：“獨立營。”于是，“獨立營”的綽號就傳開了。

　　在戰爭年代，為了這張報紙，大眾日報社共有530多位同志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其中就有345位是戰斗在發行第一線的交通員！

　　1942年五一大掃蕩時，魯中戰郵科長岳贊臣去太行山檢查工作，不幸與敵人遭遇，他一人對敵作戰，寡不敵眾，腹部受重傷，但他咬緊牙關，沖出重圍，把機要文件和沿途各站人員名單，藏在老百姓家一個草堆里。當戰友找到他時，他只說出一句話：“把文件和槍交給上級。”便犧牲了。魯南趙博縣郵局局長辛華光帶病工作，不幸被俘，慘遭敵人毒打，他始終堅貞不屈，最后敵人將他活埋。

　　龐耀同志是負責傳送文件報紙的交通員，他兩次往返于山東和延安之間，通過敵人封鎖線，都是靠夜間走路，艱苦自不必說，更是冒著重重危險，他都勝利完成了任務。一次去延安的路上，遇到大雨，他把文件壓在身子底下防雨。1945年，龐耀同志當選為全社一等勞動模范。交通員陳宗銑在大雪中送報，凍掉了4個腳趾。交通員趙洪明騎馬送信，途中連人帶馬掉進河里險些凍死，幸虧老鄉相救。

　　抗戰勝利后，大眾日報發行量巨增，從8000份增加到40000份。1946年下半年，我淮北前線部隊向敵后挺進，交通員夏水茂在后面追，冒雨忍饑，晝夜兼程，多次通過敵人據點，終于找到部隊，把報紙和郵件送到，來回17天，到家的那一天，他高興地說：“局長，我的任務完成了。”1948年1月，發行部的同志要從小尚莊到駐長城嶺的印刷廠去發報紙，途中隔條河，往返10里，每天風雨無阻。有個16歲的小發行員給家里寫信說：“兒在發行部，一天十里路，吃糠又咽菜，發報抹漿糊，一心干革命，風雨擋不住。”

　　發行員們就是這樣，一手拿槍，一手拿黨報，冒著槍林彈雨，穿行在敵人的封鎖線和碉堡群，日夜不停地奔波在一萬七千多里的各條郵路上。

　　他們人人都是獨立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