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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報社就得抓報紙啊！當時就是突出政治，運動的事是抓革命，報紙是個業務事，是促生產。”
■“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是辦報人員的基本功，是防止和克服以感想代替政策、以主觀想象代替客觀事實、以主觀臆斷代替科學分析的最有效的途徑。我們要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堅持調查研究，一切從實際出發。這樣，我們的報紙在群眾中的威信就會越來越高，發揮的作用就會越來越大。”
本報記者 逢春階
9月24日上午 9點半，記者來到省人大常委會原主任、 大眾日報社老領導李振同志家中。李振正在看當天出版的大眾日報。他微笑著對記者說：“ 我天天看大眾日報。 報紙辦得越來越好了。”
已經 85歲高齡的李振，精神矍鑠，談笑風生。 回憶起在大眾日報社工作的經歷，李振同志娓娓道來:“我在大眾日報社工作時間不長，但收獲很大。報社的同志素質高，水平高，講原則，講大局。辦報可不是小事，更不是容易的事。”
沒想到來報社工作
“我最初接觸大眾日報是 1942年，在當時的濱海地委。我是大眾日報的特約通訊員，記得那時在黨校學習的時候，對大眾日報印象特別深，后來我一直是特約通訊員。我記得報紙是4開4版。大眾日報社開通訊員會議，我參加過多次，在莒南縣的十字路鎮召開的次數最多，十字路是濱海地委的中心，老根據地。”李振回憶說：“沒想到后來真到了報社工作。”
1971年7 月，李振由德州地委調省革委安排工作。先到山東師范學院（當時駐聊城）蹲點，任省革委駐山東師范學院工作組組長。這年11月，蹲點結束，準備撤走，軍代表就告訴他，師范學院想留下他當書記。可是省委來電話，要調李振回濟南。
“當時的省委組織部長秦和珍跟我談話，說大眾日報社很重要，需要人。談完，省委書記譚啟龍又跟我談話，強調到大眾日報社去的重要性。我沒干過報社，可干過省委副秘書長，跟報社打交道不少，省委研究室發稿子比較多，大概是省委了解我，寫點東西還可以，就這樣安排了我。大眾日報社的朱民同志我熟悉，報社的一些老同志也希望我去干。當時大眾日報社是軍代表在那里主持工作，秦和珍跟我談話時，說我先去干副職，等軍代表撤出后，再干正職。我到大眾日報社一開始是黨的核心組第一副組長、革委會副主任。”李振說。
“生產稿”上了頭條
李振在大眾日報社的時期是個特殊時期，“ 文革” 還在進行中。 當時駐在大眾日報社的軍代表找李振談，問他抓哪塊工作更合適。李振表態說，請軍代表看著辦。軍代表就說：“‘抓革命’這塊，我抓；‘促生產’這塊，你抓。你抓抓報紙吧。”
“干報社就得抓報紙啊！當時就是突出政治，運動的事是抓革命，報紙是個業務事，是促生產。怎么抓法呢？我不斷從編輯記者那里了解情況，他們一致要求加強經濟報道，當時經濟報道太差，空洞口號太多。我還了解其他報社的情況，大同小異，他們也很苦惱。我就琢磨這些事，怎么來報道一下經濟內容，畢竟經濟工作是個大事。我就選擇了滕縣（今滕州市）龍陽公社的史村大隊，這是個老典型。”李振說。
根據李振同志的回憶，記者找到了 1971年 11月 28日那期報紙。頭版、二版全是國內、國際重要新聞，而三版其實就成了省內新聞的頭版，而這個版的頭條就是《實踐出智慧，斗爭長才能》，有半個版篇幅，作者署名是“ 滕縣龍陽公社史村黨支部”，寫的是史村大隊奪取小麥大豐收的經驗調查。文章開頭是這樣的：“存在決定意識。這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人的知識、智慧、才能等等，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從后天的生活實踐中獲得的。正如偉大領袖毛主席所英明指出的：‘要直接地認識某種或某些事物，便只有親身參加于變革現實、變革某種或某些事物的實踐斗爭中，才能觸到那種或那些事物的現象……’”李振說，那時促生產的稿子要發表，必須先來個“穿靴戴帽”。
“生產的稿子上了頭條，這在當時是沒有過的，沒有革命的內容，不能上頭條的。 報紙發出來，震動很大。當時我也考慮這個事，盡管寫的是豐收，但要拽上革命，促生產，大豐收是抓革命的結果。讓有些人說不出別的來。” 李振說，“ 事前，我也沒跟軍代表談這篇稿子的安排，第二天，軍代表拿著報紙氣哄哄地找我，直接說，老李你這是怎么搞的？！這樣的稿子怎么能上頭條？把生產放在這么突出的位置！我辯解說，標題上不是有‘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的字樣嗎？是革命大批判促得滕縣龍陽公社史村小麥大豐收了。但他說不行，還是得把革命大批判放頭條。而我則認為抓革命促生產，并不是空喊革命，我繼續干我的，接著又發了濟寧等地的經濟發展稿，從此我們的報紙開始對經濟報道重視了。當然，說重視，也是有限度的。”
記者翻閱大眾日報舊報發現，在1971年的12月5日，見報的是《菏澤地區大面積試種水稻獲豐收》，通欄標題，稿子在頭版頭條占了半個版篇幅，這在當時的處理，也是罕見的。李振說，這樣的處理必須穩妥，必須加上“ 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的肩題，以免生是非。
“解放”業務骨干
李振到報社后，一邊抓報紙業務，一邊慢慢熟悉報社的業務骨干。可是，編輯部的主任、副主任都集中在一個地方學習、寫檢查。 李振就找到當時的大眾日報副總編林中。讓林中和他一起去看看那些業務骨干。到那里一看，那些主任、 副主任們都坐的板板正正，老老實實地在學習，情緒很低落。李振問他們為什么不工作？新聞業務怎么辦？他們說沒有工作，工作就是學習，新聞業務由下面人管，反正是搞運動的稿子，都是些套話，編起來不難。他們談話時，有很多顧慮，不敢跟李振交心。“我看出他們害怕的心理了，我說我原來是省委的黑干將，剛剛解放出來，我在德州干地委書記時，也是靠邊站，黑干將來了你們害什么怕？這樣一說，他們才七嘴八舌地說開了，都說想干業務，寫好稿子，編好稿子。老關著門學習，把腦子學木了。”
這次探望，讓李振對報社的問題思考了許多。報社發展必須有骨干來支撐，必須想辦法把這些骨干“解放” 出來。 但李振說了不算，權力在軍代表那里。“ 我就做軍代表的工作，能不能挑出一半骨干來抓工作，另一半學習，軍代表還不錯，同意了我的建議，把表現好的先放出來。隔一段時間，我再提建議，這樣逐漸就都放出來了。”
放出來的業務骨干都干得很好，但對極“左”的東西很反感。有一次，李振到省里參加一個現場會，正開著會呢，報社爆發了“ 革命” ，大字報貼出來，直接朝著軍代表開了火，主要是批評軍代表只抓革命不促生產，肯定李振抓版面抓稿子抓得好。結果呢，軍代表不高興了，懷疑是不是李振同志在幕后操縱的，在電話里，對著李振就發了火。李振當時也摸不著頭腦，因為他壓根就不清楚報社發生的這些事兒。他對軍代表說：“我根本不知道，這是他們自發搞的，人家大字報說你抓生產抓的不夠，這也是事實，他們也不是惡意，就這么個事兒，生什么氣呢？”還沒開完會，李振就趕緊回來，找到那些業務骨干，做他們的思想工作。后來事情才慢慢平息了。
1973年5月，軍代表撤走后，省委正式任命李振為大眾日報社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他把老干部、“走資派”等都“解放”了，報社的士氣開始上升，抓新聞業務，抓報紙了，這是個轉變。
兩個月后，李振接受任命，回到省委繼續擔任副秘書長、 政研室主任。
辦報經歷很珍貴
李振同志回憶，當時他的辦公室在濟南市歷山路和平路口的拐角樓上（今大眾日報招待所）的二樓，天天就是跟報紙打交道，從早到晚，天天不敢松懈。
“那時工作很緊張。晚上都是看完大樣 12點多回家，早晨5點多，我要看第一張報紙，有時看出問題來，需要重印，重印非常麻煩。一個小地方有問題，就得重來。我記得有好幾次是重印的。有些敏感的稿子，總是反復掂量，不辦報紙的人，是體會不到其中的甘苦的。 有時睡下了，再爬起來，老覺得哪里不妥。但有這么一段辦報經歷，我覺得很珍貴。”李振說，“現在辦報條件好了，辦報環境寬松了，年輕報人有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機會，這都是改革開放的結果啊。”
李振的夫人、81歲的趙曉光說：“我們家也搬到報社第一宿舍的5號樓的三層。鄰居對我們一家人很好。我一直記得，當時他晚上都是很晚才回來，就弄個饅頭在爐子上烤烤吃，那就算夜餐。報社的人其實都很辛苦。”
辦報人員的基本功
1978年12月30日，時任省委副書記的李振同志在大眾日報創刊 40周年大會上語重心長地說：“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是辦報人員的基本功，是防止和克服以感想代替政策、以主觀想象代替客觀事實、以主觀臆斷代替科學分析的最有效的途徑。我們要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堅持調查研究，一切從實際出發。這樣，我們的報紙在群眾中的威信就會越來越高，發揮的作用就會越來越大。”
大眾日報高級記者王忠烈同志回憶起1980年親身經歷的一件事，這件事反映了李振同志善于聽取群眾意見、堅持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那是1980年8月，王忠烈接到陽信縣西揚大隊8位社員寫來的檢舉信，反映欽八公社強占生產隊耕地、苗圃，以及政法機關執法不公，將抵制公社錯誤做法的西揚大隊黨支部書記逮捕入獄的事兒。王忠烈經過半個月的調查，發現群眾反映情況屬實。大眾日報等幾家報紙將調查報告刊發后，當時的陽信檢察院以記者干擾辦案為由把事情捅到省里。引起了省委的重視。后被稱為“欽八事件”。
王忠烈向我提供了1980年10月6日大眾日報等新聞單位給國家農委、中央紀委等部門寫的《關于“欽八公社強占生產隊耕地苗圃事件”情況匯報》的原件，原件有這樣的話：“欽八事件見報后，九月十三日，由在家主持省委工作的李振書記聽取了惠民地委副書記李聚馨的匯報……會上決定‘放人，不管什么理由，不要使矛盾再激化’ 。” 1980年 10月4日，王忠烈和《中國農民報》記者一起又寫出《對‘欽八公社強占耕地苗圃事件’的再調查》， 1980年 10月5日上午，在省委常委會議室，李振同志再次主持會議，聽取匯報。
“我參加了第一次匯報會，當時李振同志很認真地聽，有時插話問，很平易近人，讓人把話說完，這給我的印象很深。讓我感動的是，為了一篇稿子，李振同志作為省委領導，先后兩次開會聽匯報，由此看出李振同志非常注意傾聽群眾的呼聲，對人民群眾利益高度負責的精神。”王忠烈說。
李振對記者說，大眾日報真是個大熔爐，走出了好多人才。這一切，都源于大眾日報有個好的傳統，那就是扎根群眾，不脫離群眾，這一條，到什么時候也不能丟。
采訪結束時，李振欣然題詞：“值此大眾日報創刊70年，作為老報人，向報社各位同事表示衷心的祝賀！祝愿我們的報紙越辦越好！”
李振簡歷
李振，男，漢族， 1924 年7月生，山東省安丘市人。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參加工作。1945年任中共高密縣委委員、宣傳部長，1948年任高密縣委書記兼獨立營政委，1950年任即東縣委書記兼人武部政委。1951年起任膠州地委常委、秘書長，膠州地委副書記。1955年起任中共山東省委辦公廳副主任兼農村工作室主任、省委副秘書長兼政研室副主任。1964年任中共德州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1971年11月任大眾日報社黨的核心組第一副組長、社革委會副主任，1973年5月任大眾日報社黨委書記、社革委會主任，1973年7月任中共山東省委副秘書長、政研室主任，1977年起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中共山東省委副書記、常務副省長、山東省人民武裝委員會主任(其間，1979年3月至 12月在中央黨校高級班學習)。1985年6月至1996年2月任山東省第六、七、八屆人大常委會主任、黨組書記。中共十二大、十四大代表，第六、七、八屆全國人大代表。
責任編輯：余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