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初，查處假冒偽劣商品的新聞多起來。質監、工商、衛生、農業等部門各負其責，公安、監察、稅務、財政、物價等部門相互配合，消協、行業協會大力監督……這是一種大規模的協同作戰，聲勢浩大，但也存在缺陷——執法成本較高，難以長期維系。

　　此外，政府為體現打假決心，往往把戰線拉得很長，既查是在哪里生產的，又查銷到哪里，對提供場地、設備、倉儲、運輸、包裝、展銷等服務的環節也一查到底。這種“四面出擊”的方式，高昂的執法成本也成為政府的負擔。

　　我國立法機關向來比較關注法律的公平、正義之類抽象的價值目標，卻忽視法律運行中的成本、收益之類具體的操作過程。成本高昂、效益低下的制度設計并不鮮見。如果法律的制度設計不能對社會資源進行有效率的配置，那么那些看起來很美的法律制度往往只能成為裝飾性的“睡美人”條款。在立法設計中考慮執法成本和違法成本已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

　　在美國，像波斯納這樣具有經濟學傾向的法學家被任命為聯邦法院的法官，比較注重法律的經濟分析。前總統里根還簽署總統令，要求在制定政府規章時，必須把制度設計的運行成本和預期收益納入考量范圍，這就提高了法律的可操作性。

　　而新加坡打擊盜版的成功經驗之一，就是較好地考慮了執法成本。警方考慮到盜版的生產、加工、運輸、倉儲都是秘密進行的，打擊難度大，但無論盜版者多么隱秘，都得面對不特定的陌生人銷售才能盈利，便衣警察在這環節介入較易成功。即是說，銷售環節是以較低的執法成本完成打擊的首選。同時，在處罰力度上也進行了科學的計算，而非拍腦袋規定罰3倍或10倍。假如統計數據表明，警察在銷售環節成功抓獲盜版的概率只有1%，那么一旦抓到一例，就按銷售額處罰100倍，這樣一來，商家即使99次躲過了查處，只要有1次沒成功，他的利潤就歸于0，這樣銷售盜版就成為一種成本很高、收益很低的事情，理性的商家就會不做。“鏈條的強度是由其最薄弱的環節決定的”，不搞全面出擊，而是集中擊破最薄弱的環節，這樣有限的司法資源就能發揮更大效益。

　　此外，節約政府執法成本，也可考慮利用社會力量。《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了懲罰性的雙倍賠償制度，由此引發了職業打假人——王海現象。但職業打假人往往得不到法院支持，理由是王海是為了索償而購買，他不是消費者。對此我有不同看法，一個人購買商品的主觀意圖是難以證明的，也沒必要證明，尤其重要的是，如果職業打假人的積極性被有效利用起來，可節省政府打假的執法成本。試想，一個普通消費者買到10元的假貨，若訴訟維權，且不考慮時間損失、機會成本等，僅交通費、鑒定費、食宿費、案件受理費、執行費和律師費等，至少就要幾千元，耗費一年多，經過兩級法院審理，就算勝訴，也無非是判商家支付20元。這樣的官司你會打下去嗎？只有職業打假人才能使售假商家感到雙倍賠償的壓力。而當市面假貨被有效遏制時，“王海們”自然銷聲匿跡。（于海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