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兩年，作為一名記者，我的大部分精力放在了與“新”聞無關的事情上：輾轉鄉野，試圖尋找挖掘段段被歷史湮沒的“舊”事。

　　我的采訪對象總會以“民國二十六年，也就是1937年……”開始。

　　接下來，必定要出現的字眼是：七月七日、盧溝橋。

　　移動互聯時代，聽見有人以“民國”紀元，恍若隔世。

　　但，無論時代如何“移動”如何“互聯”，總也切不斷與多半個世紀前的七月七日盧溝橋上的那聲槍響之間的關聯。

　　那個節點改變了這個國家的走向，同時也改變了采訪對象們的一生：從那個節點起，幅員遼闊的土地變得顫顫巍巍，弱不禁風，鐵騎踐踏，血雨腥風；也正是從那一天起，現今的老者當年的熱血男兒，穿上軍裝毅然從戎，意欲用鮮血乃至生命守衛自己腳下的這片土地。

　　遺憾的是，在橫店影視基地“抗戰神劇”的荒誕講述中，我們根本無從得知那究竟是怎樣的壯懷激烈；　在習慣宏大敘事的正統記憶中，我們很難感知身處其中的個體生命的溫度與情感。

　　因此，我決定走進鄉野村落，找尋仍然健在的抗戰老兵，做挖掘個體抗戰記憶的努力，用以對抗歷史的遺忘。

　　2013年9月末，天氣漸涼的時候，我完成了青島抗戰老兵孫樹藩的口述整理。

　　幾天后，按照約定，我將留存的一套樣報寄給青島的一位志愿者。隨同快遞一起寄出的，還有一件委托志愿者轉交的特殊禮物——一枚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紀念章。

　　這枚金燦燦的紀念章，被裝在一個紫紅色的木盒里。

　　木盒上的暗黃色字體說明了紀念章的頒發單位：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內里的紀念章下方刻著的“1945——2005”，說明了它正常的頒發時間應是在2005年。

　　九九“重陽節”之日，恰是老人的生日。這天，老人的兒子將這枚紀念章奉上，作為老人的生日禮物——當然，老人并不清楚這枚紀念章的真正由來。

　　“見到紀念章后，老人淚流滿面。”老人的兒子后來跟我說。

　　這枚于2005年問世的紀念章，于八年之后輾轉送達老人手中——八年，恰恰是這個民族用以抵御外辱的漫長時光。

　　孫樹藩是原國民革命軍第32軍141師721團衛生隊的一名衛生兵，親歷過蘭封會戰、南昌會戰、上高會戰和第一次長沙會戰。

　　在他的家里見到他時，老人正穿戴整齊地坐在沙發上等待我的到來。

　　彼時已近傍晚——這并不是一個跟九十多歲的老人交談的最好時機。

　　這些年過九旬的老人在清晨或者上午與下午或者傍晚在記憶力和精神狀態上，將會呈現出兩種完全不同的狀態。這種微妙的變化幾乎與太陽的起落同步，在走訪了眾多抗戰老兵之后，我發現了這一現象。

　　不過，孫樹藩老人顯然攢了一肚子的話要跟我講。我們用看起來略顯怪異的方式交流了很長時間。

　　交流主要通過一塊書寫板進行：我將我的問題寫在上面，老人捂著一只眼睛用另外一只視力較好的眼睛看清我的問題，然后給我講述。待他講完之后，我便擦去書寫板上的內容，寫下另外一個問題……

　　老人耳背的厲害，眼睛因為患有白內障而視力模糊。這是唯一能保障溝通的方式。

　　這樣的場景對我來說并不陌生。

　　從2012年底開始，在關愛抗戰老兵志愿者山東團體的大力協助下，我們開始遍尋散落在城市與鄉間的山東抗戰老兵，為他們留存口述和影像，并將可整理成文的口述發表在報紙上，以期能有更多的人了解這一群體。

　　陸陸續續，我們走訪了四十余位抗戰老兵，其中不少屬于原國民革命軍序列。

　　這幾乎是這個擁有9500多萬人口的省份，所能找到的散落于民間的全部抗戰老兵——有時候，當我們或者志愿者按照線索歷盡千辛萬苦找到老兵居住的村落時，村里人常會驚詫地睜大眼睛：“你們找誰？！他死了都一兩年了！”

　　這樣的場景著實令人沮喪。

　　所以，雖然與孫樹藩的交談進行的異常艱難，卻也叫人心生滿足。

　　生活的磨難和時光的摧殘，風干了不少鮐背之年的老兵記憶，也偷走了他們的表達能力。這也是為什么迄今只有二十幾位老人的口述得以見報的重要原因。

　　作家余華小說《活著》里的一句話，時常回蕩在尋訪老兵的路途之上——“在這里，我常常聽到后輩這樣罵他們：‘一大把年紀都活到狗身上去了’。”

　　這些中下層軍官或是士兵的一生從未被書寫記載，不但不為公眾，甚至不為兒女所知。“我還是頭一回聽他說這些事兒呢！”走訪老兵時，我時常聽到他們的子女這樣說。

　　這也是我寄一枚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紀念章給孫樹藩老人的原因。

　　那個晚上，在被問到余生最大的愿望時，老人在書寫板上顫抖地寫下了一行字：我想有枚抗戰紀念章。

　　關于紀念章，關愛抗戰老兵志愿者山東團體協調人史鳴先生講過的一個故事讓人心酸。

　　2012年9月，他在濟南尋訪到一位名叫張麒麟的遠征軍老兵，并為老人送上了一枚志愿者自制的紀念章。

　　三個月后，老人去世。家人在整理遺物時發現，放置這枚紀念章的盒子已經磨損得非常厲害，紀念章也已失去了原有的光澤。

　　后來得知，老人每天不停的重復著一件事情：打開盒子，拿出這枚紀念章觀看、撫摸，然后放回去，蓋上盒蓋。在這短短的幾個月中，竟把盒子的漆磨掉了許多。

　　所以，當孫樹藩老人提出想有一枚紀念章的心愿時，我完全知道，他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我將老人的心愿寫到了口述稿件里，但不抱希望。沒想到，稿子見報的第二天早上，我接到了一個陌生電話。電話是一位讀者打來的。他看到了我寫孫樹藩老人的稿子，并在電話里明確告知，他可以送給老人一枚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紀念章以滿足老人的心愿。

　　這位讀者的特殊身份讓我相信他并不是在開玩笑，這讓我感到陣陣狂喜。

　　我知道，拿到這枚勛章的老人此生將再無憾，不后悔為這片土地所做的一切。

　　生于1921年的微山老人殷延偉，“七七事變”爆發時，正就讀于當時的濟寧中西學校。“七七事變”爆發后，日機轟炸濟寧。因不愿做亡國奴，師生一行4人棄筆從戎，考取徐州十七軍團學生隊。后輾轉陜西鳳翔，經過重新考試后，進入位于西安王曲的黃埔軍校七分校十五期步兵科，胡宗南任主任。

　　畢業后，被分配至國民革命軍193師579團任團部見習少尉，后任91師272團第二營六連上尉連長。抗戰時期，老人多次與日軍交手。

　　部隊在河南禹州與日軍作戰時，殷延偉被日軍炮彈碎片擊中，背部、后腦、頸部多處受傷，左嘴角被彈片豁傷，昏迷數日險些殉國。至今，老人的右耳后部仍有殘留未取出的彈片。

　　老人如今生活在微山島上的一個小村落里，家庭貧困，老伴去世多年。六十多歲的大兒子至今仍在島外打工，小兒子平日里靠給人做小工為生。

　　我們前去看望他時，老人除每月100元的六十歲以上老人補貼外，無其他任何收入。

　　即使如此，提起早年的抗戰經歷，老人仍舊滔滔不絕，意氣風發。對于能有人前去看望、傾聽，老人心存感激。

　　“謝謝你們還記得我。”老人說。

　　對于曾將生死置于度外的人來說，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冷漠和遺忘。

　　所以，在這個特殊的日子里，讓我們以紙張油墨為槍，打一場與篡改歷史者的對抗戰——在曾經是這個民族最堅硬的脊梁們面前，這一仗，不能輸。每一塊彈片，都是歷史的鐵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