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在山東博物館,著名學者雷頤做客齊魯大講壇。　本報記者　王鴻光　攝

　　知識分子的定義和群體結構是具體的、歷史的,他們的社會地位和時代使命也隨著歷史的演進而不斷變化。在當前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舞臺很大,肩上的擔子也很重。雷頤認為,知識分子不僅要有專業知識,而且要有獨立精神,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以自己的學識推動社會進步向善。

　　本報記者　馬云云　實習生　杜凱華　　　　　　　　　　　　　　　　　　　　　

　　群體結構　從研習孔孟的“士”,到現代技術人才

　　雷頤說,關于知識分子的起源主要有兩種說法,一種觀點認為起源于19世紀下半葉的俄國,從西歐回來的留學生不滿沙皇統治,批判沙俄的政治社會體制,這些文化人被稱為知識分子。另一個是左拉寫了一封名為《我控訴》的公開信,為猶太人德雷福斯喊冤,其他知識分子也參與到其中。

　　雷頤認為,無論是知識分子最早產生于哪里,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是一群受過教育、有啟蒙思想,有對當時現狀采取合理性批評的態度和反抗精神,漸漸在社會形成了的一個獨特階層。

　　中國傳統以學歷劃分知識分子,雷頤則從其產生的視角給出了新的答案。

　　雷頤認為,我國的知識分子階層從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社會開始轉型一點點產生的。而在此前,一個很類似的階層是“士”,那時沒有具體的專業,主要研習孔孟之道,做社會評論,參與政治,從事技術的人員如醫生等的社會地位則較低。

　　可是隨著中國現代化轉型,逐漸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職業知識分子,如出現了工程師、現代醫生、律師、報人等職業分工,專門研究技術。雷頤認為,有了這個基礎,才為知識分子的出現提供了條件,一些人在自己的專業范圍之外,對社會投以關懷,關注公共事務,成為具有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

　　評判標準　不僅要有知識,更得有獨立精神

　　“所謂知識分子就是讀書比別人多,既然是這樣,更應該回饋社會,回饋大眾。”雷頤認為,政府不是無所不能的,只能把握宏觀面,很多邊邊角角的事物是政府無法觸及的,同時社會結構發生轉變,利益多元化,治理方式也應發生變化,而這恰恰為知識分子提供了空間。

　　比如很多人主動到北京的民工學校講課,山東等地知識分子正在致力于的鄉村建設等,都起到了這樣的作用。

　　雷頤還特別強調,“知識分子的標準,首先要有獨立性、超越性”,“從歷史來看,知識分子不僅有專業知識,而且有獨立精神,是強調社會關懷的人。”

　　他說,所謂的超越性指的是兩方面,首先,知識分子不僅是傳統認為的文化人,或者有知識的人,而是要有公共關懷,就是超越自己的專業、職業,超越自己的利益。“比如你是醫生,但在治病救人之外,還對醫患、醫德等都予以關注。”雷頤說,否則就只是一名技術人才。

　　而另一點,就是要做到“超然物外”,警惕淪為既得利益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