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21日,本報推出介紹當代中國的保爾·柯察金——朱彥夫先進事跡的長篇通訊《朱彥夫: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隨后,一場關于“朱彥夫給我們的啟示”的大討論在齊魯大地如火如荼地展開。1996年11月,省委作出了“開展向朱彥夫同志學習活動的決定”。18年過去了,朱彥夫的事跡依然廣為傳頌,朱彥夫的精神依然閃爍光芒。年逾八旬的朱彥夫,繼續以自己的言行詮釋著一名優秀共產黨員的崇高形象。

　　在全省上下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背景下,本報再次推出介紹朱彥夫事跡的長篇通訊、評論員文章、攝影報道和系列故事,他的感人事跡,對于廣大黨員干部堅定理想信念,牢固樹立宗旨觀念,更好地履行黨和人民賦予的職責,對于推動當前正在開展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都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　本報記者　逄春階　張國棟　馬景陽　楊學瑩

　　如果年輕人被一位老人身上所體現出的精神所感染、震撼,進而產生共鳴、走出迷茫,在與老人的比照中,開始校準人生坐標,那么這種精神,就具有時代價值,就具有穿透力,就會穿越時空,跨越年齡,放射出持久奪目的光芒。

　　他叫朱彥夫,1933年出生的“30后”；他叫高天成,1993年出生的“90后”。2011年,小高從臨沂參軍入伍,來到淄博預備役工兵團,團部與朱彥夫家相鄰。小高家庭比較富裕,來部隊時,連衣服都不會洗,父母光襪子就給買了100雙。

　　當小高的人生與朱彥夫有了交集,他的人生軌跡發生了轉變。第一次近距離見到坐著輪椅的朱彥夫,小高打了個敬禮,老人上身一挺,艱難地抬起殘存的左臂,還了個不標準的軍禮。

　　小高心頭一熱,就懵了——這就是傳說中的老英雄嗎?由好奇,到了解；由了解,到景仰,小高被朱彥夫帶入一片新天地,他開始重新審視人活著的價值。

　　豈止是90后的小高,朱彥夫的事跡教育了幾代人。有位大學生見到朱彥夫后的感言是:“第一眼,是震驚；第二眼,他就是泰山!你不能不肅然起敬。”

　　朱彥夫就是一汪風吹不走、日曬不干的清泉。泉眼來自哪里?歲末年初,我們來到沂源,來到朱彥夫身邊,解讀這個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解讀他的生命密碼。

　　缺手缺腳不缺“鈣” 

　　“回看走過的一生,我不相信命,更不相信運。我相信自己的判斷,相信黨!只要信念不倒,精神不垮,什么都能扛過去!” 

　　　——朱彥夫 

　　床上的軍裝整齊地疊著,假肢并排靠在床邊,假肢上的黃軍鞋鞋頭始終朝外。這是戰士時刻準備出征的姿勢。

　　81歲的老英雄坐在床上,他是用心在走,在跑,在跳,在沖。

　　1947年,沂源解放。那年冬天,14歲的朱彥夫穿上了軍裝。肥大的棉褲雖不合身,卻通體暖和舒服。他把身上惟一的補丁摞補丁的褲子換下來,搭在了路邊的高粱籬笆上。數月后,行軍路過此地時,他換下的破褲子還在那里迎風飄舞。直到現在,他睡不著時還想著那飄蕩的破褲子,還有他能跑的長腿。

　　讓他自豪的是,在淮海戰役、渡江戰役、抗美援朝等上百次戰斗中,他的腿、他的手、他的眼,都為他立過戰功。

　　1950年12月初,朝鮮長津湖,爭奪250高地的戰斗打響了。朱彥夫所在連隊冒著零下30度的嚴寒,與裝備精良的兩個營敵人殊死搏斗,激戰3天3夜,全連官兵都犧牲了,僅剩下他,頭部中彈,胸部、腹部重傷。昏迷中,他口渴如焚,竟將自己被炸出掛在臉上的左眼球吞進肚里,后被發現送往醫院急救,先后做了47次手術,兩腿從膝蓋以下截去,兩手從手腕以上鋸掉,失去了左眼,右眼的視力僅剩0.3。

　　醫生為他輸液輸血,清創消毒,植皮取彈,剖腹排便,他都不知,在“太平室”(專門為危重病傷員設立的搶救室,接近于太平間)昏迷93天后,幾乎被宣布死亡的朱彥夫竟奇跡般地活了過來。

　　可是,他清醒后卻哭著埋怨醫生:“為什么要救我?沒腳,沒手,一只眼,我活著還有什么勁?!”

　　萬念俱灰的朱彥夫,被轉到榮軍醫院。但他時刻都在想:怎么死。

　　他滾下床,掙扎著將身子滾到窗口的桌子前,用臂碴扳著桌角,傷口掙裂,鮮血淋漓,染紅了桌腿和地面,終于爬上了桌子,正要往窗外滾,卻被一個叫“飛毛腿”的病友,一把拽了下來。

　　榮軍醫院馬政委大發雷霆,劈頭蓋臉剋了他一頓:“朱彥夫,你沒良心!你死了,對得起犧牲的戰友嗎?對得起給你治療的醫生、護士嗎?你知道為搶救你輸了多少血嗎?你這軟骨頭!你還算個黨員嗎?你是舉起拳頭宣過誓的人,舉過拳頭……”

　　話音未落,只見朱彥夫舉起殘臂,哆嗦著嘴唇:“我沒有拳頭了啊!”

　　兩個軍人相擁而泣。馬政委說:“咱沒有拳頭,還有心!”

　　時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銀發滿頭的朱彥夫談起那場生死對話,已經很平淡了。他的嘴角甚至掛著一絲微笑:“說句大實話,如果我不是黨員,忘記了舉拳頭,器官早就萎縮了,精神早就崩潰了。我老朱心里要不是裝著個黨,裝著個共產主義,早就死了。是黨救了我,我不愛黨行嗎?”

　　共產黨員死都不怕,還怕啥?先做個能自理的人吧。

　　他最先是試著用殘臂自己吃飯,把飯碗、碟、勺子、窩頭擺在斷腿前,模擬吃飯。雙臂碴夾起勺子,還沒等靠近碗沿,勺子就掉了；用嘴叼起勺子再用臂碴夾緊,方向把握不準,又把碗碰翻；重來,憋著氣舉起,一低頭張嘴,勺子啪啦又掉了……一個動作每天要琢磨練習成千上萬次,一氣練了幾十天。

　　第一頓“實戰”,還是打了碗、撒了米。他用舌頭把米飯舔進嘴里,咽進肚,眼淚吧嗒吧嗒滴在米飯里。他感到委屈,罵老天不公,但是抹掉委屈的淚,仰起頭來,還是一個笑臉。

　　終于自己能吃了,他興奮不已。又對準了下一個目標——站起來!

　　他先讓人幫著裝假肢,后來,又偷偷自己裝,但是每次都摔得血肉模糊。反反復復練習之后,終于靠自己一人裝上了,朱彥夫興奮得一下子從床沿站起來,感覺自己高了許多,就像初學踩高蹺,身子晃動著站不穩當。他抓起拐杖,用力拔起一只腿向前移動。“咣當”一聲,摔倒在地,鼻臉出血。他安慰著自己,至少能站了。這次站一秒,下次站兩秒……

　　摔倒,爬起；再摔倒,再爬起。四肢的創傷面剛結痂,又被磨破,鮮血直流,浸透了衣服和腿套。

　　“怎么止疼?我有個法兒,唱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志愿軍軍歌》,我嗷嗷地唱,嗓子啞了,還唱,一直唱到不疼了為止。”朱彥夫笑著說。

　　朱彥夫又一次頑強地站了起來。他挑了病房外一棵最高的楊樹,并排站著,但沒靠著。他贏了!他看一切,不再是仰視。他的目光又達到了常人的高度。不,是常人達不到的高度!

　　假腿讓他站立,他又想起了真腿。腦海里又不時浮現出他那條補丁摞補丁的褲子在風中飄蕩的樣子。

　　是一輩子在療養院里被人伺候著,還是回到老家,去干點“有腿人”該干的事情?“去”還是“留”,如當年的“生”還是“死”一樣,擺在了他面前。

　　他失眠了。最后,他作出了一個驚人決定:不能讓國家養起來,我要回家。

　　1956年春,朱彥夫回到了闊別9年的故鄉——沂源縣張家泉村。在人生的第二個“戰場”,他與鄉親們一起戰天斗地25年!與村黨支部成員一起謀猷籌畫、恂恂篤行了25年!

　　■記者手記:走近朱彥夫,方知自己活得多么卑微；走近朱彥夫,方知人的潛能如此巨大。朱彥夫周身有一種氣場,放射出一個強者的生命光芒。他缺手缺腳,但一點也不缺“鈣”。精神就是他的“鈣”,是堅定的理想信念,讓他鐵骨錚錚,立于天地間。

　　守好黨的“生命線” 

　　　“利用一切條件,做夠一個人的實有工作量。我這個條件就一個字:拼!為群眾,就是守陣地。怎么守?拼還是不拼,干還是不干,效果不一樣,境界更不一樣!” 

　　　　——朱彥夫 

　　2014年1月15日上午,張家泉村現任支書劉文合又來到朱彥夫家。

　　朱彥夫搬到縣城住后,劉文合同前幾任支書一樣,只要到城里,都要到老書記家中看望,請他品嘗村里新下來的果子,說說村里的情況。

　　一落座,朱彥夫就扒拉開自己的日記本,搓出一張紙條交給劉文合。劉文合告訴我們,這是老書記的習慣。自從朱彥夫患腦梗塞后,思維就難以一直清晰了。看電視的時候,有什么致富項目和信息,覺得村里能用上,或者自己有什么建議,他就寫下來,等村里來人交給他們。“老書記提的建議,大多數都很管用。”劉文合說。

　　全縣第一個有拖拉機,第一個平均畝產過600斤；全鄉第一個用上電,村民人均收入第一……誰能想到,這么多“第一”,竟是張家泉,這個建國初期村民連地瓜干都吃不飽、一到災年就靠討飯糊口的窮山村創造的?又有誰能想到,這個窮山村巨變的掌舵人,竟是一個缺腿少手、“死而復生”的“烈士”(村民們曾以為朱彥夫犧牲了)?

　　朱彥夫能干上支書,是因為兩件事。

　　回村后,朱彥夫躲在小屋里,先是繼續艱難地錘煉自己:從舌舔飲食,牙裝假腿,到抱勺自食,自己解便。“脫胎換骨”的他,終于有精力打量自己的村子了。

　　他看著鄉親們吃不飽、穿不暖的樣子,寢食難安。怎么才能過上好日子?有打開福門的鑰匙嗎?苦思冥想好幾天,想到自己在榮軍醫院時自學了點文化,了解了很多事,明白了很多道理,有了:“辦圖書室!文化是鑰匙。”

　　通情達理的媳婦陳希永當然支持。可困難也明擺著:房子、書架、圖書哪里來?

　　朱彥夫和媳婦一合計,娘那間屋還算寬敞,就把圖書室辦在那兒。

　　書架怎么辦?深夜,風吹得老屋頂上的草沙沙作響。踱步到飯棚前,老朱一激靈:這不是有給娘做送終壽器的木板子嗎?他硬著頭皮到了母親房間,一提這事兒,老人眼淚撲簌簌掉:“什么都依你,這個不依。”

　　孝子朱彥夫,跟娘動心眼兒。他憋在屋里,不吃不喝。媳婦叫不答,弟叫不理,娘叫不應。憋了半天,還是娘心疼兒子,勉強答應了他的要求。朱彥夫彎腰垂首,在床上給娘磕了一個響頭。

　　就差書了。朱彥夫讓妻子從床鋪蓋底下,拿出積攢下的97元3角2分錢,又賣掉家里僅有的一頭豬和半瓢雞蛋,一共是172元。10多天后,200多冊通俗又實用的圖書擺上了書架。全鄉第一個鄉村圖書室終于開張了。

　　一時間,圖書室門庭若市。村民們大多不識字,手里捧著書看不懂,干著急。朱彥夫就一篇篇念給大伙兒聽,念得口干舌燥、嘴角都抽搐了。

　　這樣下去不是個長法。朱彥夫又有了大膽的想法:辦夜校。村干部們同意后,很快把南山上四隊的倉庫擠出一間,壘砌了些石板石凳,打了塊小黑板,夜校就算是開起來了。

　　“朱老師”大概是全國講臺上動作難度系數最高的一位:兩截斷臂夾不住粉筆,就把粉筆套上彈殼,一使勁寫字,彈殼邊緣就嵌進肉里,鉆心地疼；站時間長了,雙腿失去了知覺,經常一到下課,邁不開步子,直接摔倒在講臺上；夜校離家有2里地,晚上看不清山路,不知摔倒過多少次,多虧他練就了一個自我保護的“妙招”,摔倒時雙臂快速抱住腦袋,才一次次躲開了生命危險；有一次摔掉了假肢,為了不耽誤上課,他硬是爬到了教室……

　　700多個夜晚,無論寒暑、雨雪,“朱老師”從沒缺過一次課。這個連高小生都沒出過的山村,有100多個學員學會了寫信、看書、算賬,10多人先后當了會計。

　　這樣為大家伙兒操勞、吃苦的好人,上哪里找?兩年換了3任支書、人心渙散的張家泉人,終于看到了一個肯干、能干的帶頭人!1957年春,老支書請辭,村支部成員紛紛推舉朱彥夫接任。

　　干還是不干?

　　朱彥夫說:“不是不想干,可我殘情太重,哪有憋在家里干工作的?”黨員們說:“你就給大伙兒打打譜就中。”朱彥夫看著大家懇切的目光,咬緊了嘴唇。

　　最后投票表決,8名黨員全票通過。村支書的擔子,就落在了這個傷殘軍人肩上。

　　老母親聽著兒子干了村支書,生了氣:“你有口氣,俺還有個兒子。你累死了,俺找誰去?咱不干!”老朱說:“娘,你兒子是黨員,鐵打的,命硬。”

　　一上任,朱彥夫就拄著拐,拖著17斤重的假肢,臂上搭著塊隨時擦汗的毛巾,深一腳淺一腳,到田間地頭查看生產,逐門逐戶查訪民情。

　　朱彥夫說:“身子骨好的村支書檢查生產,順手抓起一把土,就能看出地刨得多深,種子種得夠不夠密。我呢,就要趴到地上,用胳膊扒,扒出種子,看看夠不夠標準。”　

　　幾個村干部考慮到他的身體狀況,都勸他不要出門,甚至找人看著他。朱彥夫火了:“哪有‘家里蹲’干部能干好的!”

　　為了躲開眾人,朱彥夫出門調查都是“偷”著,他把時間放在了晚上。

　　山里的秋天,露水上得快。如洗的月光,低鳴的蟋蟀,把這秋夜襯得越發寂靜,只有通往村里南山的小路上,朱彥夫的拐杖和假肢“咯咯吱吱”“叮叮當當”地響著。只剩最后一個小陡坡了,朱彥夫一分神,拐杖拄空,重重地摔在地上不算,又滾了好幾米,摔進溝里。假肢摔掉了,殘腿上的截肢面也被戳破,用手臂摸一下,才發現繃帶都被黏糊糊的血水濕透了。朱彥夫忍著疼,干脆背起拐杖和假肢,一點點兒爬上了南山頂。

　　已經是下半夜了。借著月光,從山頂向下望,看著山村殘破猙獰的溝壑,朱彥夫陷入了沉思。

　　天一亮,上山的村民發現了已經枕著假肢睡著、渾身濕透的朱彥夫,趕緊把他叫醒,連抬帶抱下了山。

　　村民們心疼地說:“你大半夜上那兒干啥啊?”

　　他沉默著。他是在找“路”啊!

　　主意慢慢拿定:治山、治水、造田、架電。一個個山里人想都沒想過的大工程,在張家泉熱火朝天地展開,一干就是10多年。

　　張家泉三面是山,本就不多的土地被三條大溝分割得七零八落,由于常年洪水沖刷,溝內亂石密布。土地少,收成低,打下的麥子用瓢量。人多地少的矛盾不解決,張家泉村就永遠吃不飽,一定要把三條溝治理好,讓荒地變良田!

　　忙完秋收,張家泉村200多名男女勞力,浩浩蕩蕩開進了1000多米長的“趕牛溝”。兵分幾路,有的開石運料,有的下溝挖墻基,有的挖土墊地。白天農業勞力干,晚上副業勞力接著干。一個冬天下來,荒了幾代的“趕牛溝”,一下子變成了地下暗渠,上面變成了40多畝平展的良田。

　　村民嘗到了甜頭,又干了兩冬,“舍地溝”“臘條溝”也荒地變沃土。有土地,就有糧食,張家泉人第一次吃上了白面饅頭、小米面煎餅。多年沒娶進一個媳婦的張家泉村,一年就進來了10個。

　　層層疊疊的果園上,密密的枝椏在寒風中搖晃著。雖是零下8度的氣溫,摸著磚石犬牙交錯的暗渠橋涵,我們仍覺得暖和,像有一股熱流在體內激蕩。一些老輩的村民聽說是來采訪朱彥夫的,紛紛上前給我們介紹,當年老朱在哪里摔倒過,自家當年多了幾百斤收成,一說起來就停不下。

　　村民們服了朱彥夫了。

　　“山頂松樹帶帽,山下林果纏腰”。朱彥夫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提出的這個口號,置于現在都不過時。口號需要落實。村民們呼啦啦涌上了山,一年接著一年干,張家泉上千畝荒山全部披上了綠裝。現在,村里產的蘋果都賣到了國外。

　　1975年秋天,朱彥夫的老母親一病不起。那時政府剛號召實行火化,老人把朱彥夫叫到跟前:“兒啊,苦啊罪啊咱都受了,可千萬別把我燒了啊。”

　　不幾天,老母離開人世。村里人議論:老朱能舍得把母親燒了?朱彥夫二話不說,強忍住悲痛,叫過張茂興,讓他負責母親的殯葬事宜——火化。

　　夜深人靜,朱彥夫佝僂著跪在靈堂,雙臂捧著母親的骨灰盒,淚如雨下:“娘啊,你別恨我。等兒到了那邊,再好好伺候你。”

　　在朱彥夫母親住過的老屋前,我們佇立良久。是啊,為了移風易俗,朱彥夫讓親娘當了“教材”。對于張家泉來說,那一縷青煙,何嘗不是一陣清風。

　　那時候,村里沒有辦公室,朱彥夫家那間狹窄的屋子就是會議室。支部開會,一開就到深夜。陳希永頭胎臨產,羊水已破了,找人傳話,老朱說“不急,不急”,繼續開他的會。這天晚上,會一直開到半夜,而陳希永,把女兒生在了家中的茅草屋里。沒過兩天,朱彥夫又讓還沒緩過勁兒的媳婦推上小車,上了打井工地……

　　朱彥夫不止一次對全家人說:“咱家有特等殘廢這一個‘特’字就夠了,絕不容許再有一個‘特’字——特等公民出現!”

　　對家人嚴苛得近乎“殘忍”,但他視民如傷,百般呵護。朱彥夫的大女兒朱向華告訴我們,父親每月的傷殘金,大部分都用在了集體的事和接濟村里的窮人、病人上。上級每月配給他的白面、紅糖,他也總要分一些給四鄰八舍的老年人、五保戶、病人和烈軍屬。為了架電買材料,父親更是花光了所有的積蓄。

　　誰能想到,村里惟一吃“國庫糧”的支書朱彥夫,竟成了全村欠債最多的人,很多次家里連鹽都沒錢買了。當支書25年,朱彥夫只讓村里報銷過50元錢,還是為了招待給村里架電的工人。25年里,他也從沒接受過村里一次宴請,沒吃過群眾一頓飯。

　　“老朱一個國家的功臣,這么多年為了咱村,流盡了血汗,沒得一點好處啊。”村民張吉才感慨,“老朱就是俺們村的‘好黨’。”

　　■記者手記: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朱彥夫不居功自矜,不孤芳自賞,融入群眾,心系群眾,群眾才愛他,敬他,尊他。他是一面鏡子。通過這面鏡子,每位黨員干部都應看到,只有真正植根于人民群眾,堅持為民、務實、清廉,人民群眾才會始終跟黨走,我們黨才會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用生命賡續傳統 

　　　　“讀者能從《極限人生》中感悟到先烈的不屈、革命戰士的凜然正氣、傷殘者的自強,從而汲取做人的力量,那么我也就不會因空熬時光而羞愧了。” 

　　　　　——朱彥夫 

　　朱彥夫對我們說,他從朝鮮戰場上下來,就再也不吃土豆、圓蔥和胡蘿卜。

　　“土豆、圓蔥,看著就惡心。我們趴在戰壕的雪窩里,就著雪啃生土豆、生圓蔥,啃半個月,啃吐了；胡蘿卜,看著就傷心。戰友為了拔胡蘿卜給大伙充饑,身中27彈……”

　　深入骨髓的記憶,豈止是食欲,還有囑托。

　　“你一定要記住,一個連的消亡,在戰爭史上可能不算什么,可你要想法兒把這壯舉記錄下來,告訴后人,我們死也瞑目了!”

　　這是在骨山血河的250高地上,連指導員高新坡彌留之際,一字一句留給朱彥夫的。

　　從那一刻起,這囑托就鐫刻在了朱彥夫的心靈深處。怎么才能讓大家銘記?口傳,筆傳。“我不會寫,就用口說吧。”

　　朱彥夫作的第一場報告,是1952年的清明節,他正躺在泰安榮軍療養所的床上,被附近一所中學請去。當他講到那場全連覆沒的英勇悲壯的戰斗,人群中一片靜默,隨即有低泣聲傳來,漸漸這哭聲連成一片,最后變成了“向最可愛的人學習!”“向最可愛的人致敬!”的口號聲。

　　朱彥夫自己也沒想到,聽眾會有如此強烈的反應,他感到非常欣慰。他突然想到了戰友的囑托——我一定要不辭辛苦地講下去,用嘴巴完成戰友的遺志!

　　從1952年開始,到1996年突發腦梗塞倒在講臺上,44年間,朱彥夫拖著殘腿,每請必到,奔走大江南北,無償作了1000余場報告,聽眾達幾百萬人,所到之處,都會引起聽眾的強烈共鳴。在人們眼里,朱彥夫是信念、意志的標尺,是力量的象征!

　　為了作報告時不上廁所,他不敢喝水,每一次都講得口干舌燥,激動得頭昏眼花。講到沉痛處,他和聽眾一起落淚；激昂處,恨不得一起呼喊。有時,他陷入回憶,哽咽著,哆哆嗦嗦地用磨光的手臂從口袋摸出火柴和煙,用兩膝夾住火柴盒,用雙臂夾住火柴柄一擦,點燃香煙痛苦地深吸一口,表情沉痛憂郁。

　　每作一次報告,朱彥夫就像又到死神門口掙扎一回,和戰友生離死別一次,回到家就像大病一場。但為了戰友的囑托,為了讓更多的人理解他們的付出,珍惜他們用生命換來的和平成果,為了重燃那因種種原因而黯淡下來的生命之火,他覺得值!

　　有一次,朱彥夫應邀去一所中學作報告,一個孩子會后問他:“朱爺爺,有的同學在議論,當年你們打仗那么拼命,不是太傻了嗎?現在辦啥事都講錢,你拿了學校多少錢?”

　　這話深深地刺痛了朱彥夫,作為歷史的見證人,自己必須告訴孩子們,世界上還有比錢更重要的東西,還有很多安身立命的道理。但是,自己還能有多大的精力、作多長的報告?

　　書!只有寫書!把共產黨人為國家為人民的利益甘愿犧牲的凜然正氣寫出來,把一個特殘軍人自強不息、挑戰生命極限的精神信念和奮斗歷程寫出來!澆灌那些干涸荒瘠的心田!

　　但是,真要動筆,談何容易!肚子里“墨水”不夠,寫字又困難。朱彥夫很早就有個念頭,自己攢錢,到時候雇個“秀才”寫出來,也算了卻指導員的遺愿。但是,想來想去,還是不行。

　　寫還是不寫?又如當年的“生”還是“死”一樣,擺在了他面前。

　　“寫,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我寫出來了,就是最好的。”

　　1987年,在專程來看望的遲浩田將軍鼓勵下,朱彥夫終于拿起了筆。他把被子疊成“方塊”,墊在大腿上,再把寫字板放在被子上,弓背低頭,用嘴含著筆嘗試寫字。口水順著筆柄往下流,浸濕了稿紙,換一張重新寫!再濕再換,開始每天只能寫十幾個字。長期的彎腰弓背讓他頭暈目眩,各處傷口疼痛難忍,似乎又經歷了一次手術臺上的洗禮。

　　朱彥夫走火入魔了。有時嘴上叼著筆,卻當成煙去點；在床上點煙,燒著了蚊帳或被子；夜里突然想起什么情節,爬起來記在紙上；有時喊著“沖啊……”從床上滾落下來,甚至爬出門外,自己還渾然不知。

　　整整七年,2000多個煉獄般的日日夜夜,朱彥夫這個一天學都沒上過的人,翻爛了四本字典,用掉半噸稿紙,終于在1996年7月出版了33萬字的自傳體小說《極限人生》。

　　拿到新書的那天,朱彥夫把自己關在屋里,恭恭敬敬地在扉頁上寫滿了戰友的名字,然后雙膝跪倒,將其點燃。藍幽幽的火苗里,他仿佛看見,字字句句化成了一曲悲歌、一幅挽聯,唱給了烈士們期盼已久的心靈,飄蕩在浸透著他們生命和忠誠的山河間。他長舒了一口氣,卸下了背了46年的千斤重擔。　

　　“當時我想爸爸口授,我替他抄,但他堅決不用。”朱向華說。我們問朱彥夫,為何如此?他的話很短:“我覺得我能行!”

　　他寫的書,成了好多人的枕邊書、勵志書。淄博預備役工兵團將《極限人生》作為必讀書目,朱彥夫也成了他們最貼心的“政委”。

　　1996年10月21日,俄羅斯《真理報》刊登了記者安·克魯申斯基的文章《閃光——中國的保爾·柯察金捍衛新社會的價值觀》,文章評價:這兩個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英雄人物的生平,似乎是平行地發展著,甚至“中國的保爾”更有過之。　　

　　現任沂源縣委書記蘇星說:“地理上,沂源號稱山東的屋脊,那么朱彥夫就是這屋脊上的精神高峰。”

　　■記者手記:革命歷史,是一種傳承共產黨人優秀紅色基因的正能量,它既是“定位儀”,也是“平面鏡”,更是“教科書”。朱彥夫始終以戰士的姿態,理直氣壯地講革命傳統,理直氣壯地寫革命傳統,理直氣壯地歌頌大無畏的革命精神。他像當年堅守250高地一樣,堅守著這片精神高地。他如一團火,代替他死去的戰友在說,在訴。

　　奮斗著,就是幸福的 

　　　能夠把痛苦和磨難踩在自己的“腳下”,能夠以勝利者的姿態去笑傲生活,還有什么能比這更令人感到驕傲和自豪!人活著,就得奮斗；奮斗著,就是幸福；奮斗不止,幸福就不斷。 

　　　　　——朱彥夫 

　　“你幸福嗎?”見到朱彥夫,我們也拋出了這個“俗”之問。

　　“中央電視臺沒問我,我在這里回答你們:非常幸福,無限幸福!”

　　人生沒有滋味,滋味全靠咂摸。在朱彥夫看來,起初,自己走幾步不倒,就是一種幸福；在村黨支部書記崗位上,為群眾多辦點好事,也是一種幸福；苦熬七年,寫成《極限人生》,奉獻給社會,這更是一種幸福。

　　從1996年底患腦梗塞至今,朱彥夫半身不遂,右側身體沒了知覺,連穿假肢站立的“權利”都沒有了。

　　清醒后,朱彥夫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我可能再也走不了了。他交待兒子朱向峰,去找兩個舊輪胎,用繩子拴在一起,他要用輪胎當腿!他不能失去“行走”的能力,不能降低自己的“幸福指數”。

　　3年前,朱彥夫又因為心肌梗塞,心臟放了5個支架。

　　但朱彥夫一刻也沒閑著。走進朱彥夫的房間,滿眼都是書籍,滿眼都是日記本。這是書海中的艱難跋涉。朱彥夫憑借一只視力僅有0.3的右眼,逐字逐句印到腦子里,刻在心里。

　　翻開他讀過的書,除了批注、感悟,令人好奇的就是書頁上各式各樣的折角。

　　朱彥夫得意于他的“創造”:“這句話,或者這段文字我相中了,就折上一個角,一般的句子折一個角。重要一點的,就把折角再折回來。再重要一點的、對我有啟發的,我就疊上三個。”

　　朱彥夫始終保持一種樂觀的姿態,他一直在向正常人“靠攏”。朱向峰說,小時候,根本沒把父親當成殘疾人。父親會刮胡子,會劃火柴,會端饅頭鍋,會澆花看報,會夾著小向峰的頭把他提溜起來,逗得他咯咯笑。父親是個壯勞力,從一人來深的茅坑里向外拋糞,他用殘臂夾住孩子,讓孩子提著糞筐,腰部發力向上“呼”地一掄,把一筐糞扔到了地面。

　　朱彥夫還不時拿疼痛開玩笑。身上的傷疤每到陰天下雨就疼,他說自己是“天氣預報”；假腿走在泥水里,他說“這就是優越性,零上100度不覺得燙,零下100度不凍得慌!”

　　71歲的張家泉村村民劉德發說,朱書記剛來村時,年輕,有時不拄拐。一個臘月天,整治蠟條溝,他在山路上走得急,突然假肢踏在一塊石頭上,咣當一聲摔倒了,別人趕緊去扶。他卻擺擺手不讓:“還沒過年呢,提前磕了個頭!”逗得大家笑了。

　　朱彥夫還會打撲克、下象棋,動作雖有遲緩,但是水平都不低,村里沒人是他的對手。

　　朱彥夫說話,風趣幽默,別具一格,有軍人的豪氣,還有沂蒙漢子的樸實。他是一個很好的“聊友”。“我當了一輩子‘小偷’。14歲偷著去參軍,從療養院里偷著回家,當村支書,也是瞞著家人偷著干上的。晚上想出門查看工程,老伴、子女都不讓去,我就偷著出去。見熟人就躲到莊稼地里,要不讓他們發現了就背著你、推著你,你就看不到想看的東西了,就不自由了。‘偷’也是一種幸福。”

　　劉德發感慨:“不說別的,朱書記能活到現在,能把六個孩子拉扯成人、成才,本身就是個奇跡!”

　　“我和犧牲的戰友相比,自己至少還活著,坐過火車、飛機,看過手機、電腦,享受過勝利果實；我還有子女,享受了天倫之樂。把肢體的一部分獻給了祖國,這是戰士無上的光榮；還有機會用剩下的另一部分發揮余熱,這就是雙份的幸福了。”朱彥夫說。

　　朱彥夫用自己的心血,把名字寫在炮火連天的戰壕里,寫在溝溝坎坎的山野上,寫在熱血沸騰的報告廳,寫在《極限人生》的書本里,寫在人們的心田里。

　　我們問朱彥夫,夢想是什么?

　　他說:參軍時,我的夢是殺敵立功；受傷后,我的夢是自己站起來；回村后,我的夢是讓村民富起來；現在,我還有夢。極限人生還沒畫句號,我還要繼續寫……

　　朱彥夫,一個大寫的人!

　　■記者手記:他的身份是戰士、是傷殘軍人、是村支書、是校外輔導員,是作家,但是他始終牢記,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產黨員,第一職責是為黨工作。他的時光,沒有哪怕一分鐘是給“行尸走肉”的。渾身洋溢著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的朱彥夫用畢生經歷告訴世人:有堅定理想信念的人是幸福的,公而忘私的人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