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結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二戰”），比較100年前發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一戰”）而言，是人類有史以來一次真正的世界性大戰。一戰卷入的國家，主要是歐洲國家，戰場主要在歐洲。日本雖然對德國宣戰，卻借口德國在山東有租借地，向山東進攻。中國雖然參戰，但沒有派軍隊到歐洲去，而且遭到同樣對德宣戰的日本的侵略。美國感受到德國的威脅，對德宣戰，只是給協約國提供軍備，后來派軍隊到歐洲去，戰爭就快結束了。戰場雖然延續到非洲，那是爭奪非洲殖民地的戰爭，規模不大。英屬的澳大利亞 、加拿大、印度、新西蘭、南非參戰，是因為它們同為英國殖民地的緣故。所以，一戰主要參戰國是歐洲國家，主要戰場在歐洲。俄國因為發生十月革命，退出戰爭。德國因國內反戰，支持不下去，宣布投降，1918年戰爭結束。從戰爭爆發到結束，前后近五年。當時中國的新聞報道大多稱之為“歐戰”，是有道理的。

　　二戰則不同。卷入戰爭的有60多個國家和地區，地跨亞洲、歐洲、美洲、非洲、大洋洲，涉及人口約17億，占世界人口的80%，損失人口5000萬以上，（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外國歷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 外國歷史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0年，第236頁。也有不同估計，如損失人口1.05億。參見劉庭華：《中國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統計》，解放軍出版社，2012年，第323頁。）時間至少8年。爆發戰爭的原因很復雜，矛盾點不止一個；戰爭爆發點也不止一個；戰場幾乎囊括了全球。縱觀二戰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這次大戰有兩個戰爭策源地，有兩個戰爭爆發點，有兩個主要戰場，有兩個勝利紀念日，還有兩個不同的戰后處理及對戰爭結局的不同的認識。對于這些，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的今天，有必要加以重新思考和闡明。

　　兩個戰爭策源地

　　一戰是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是為爭奪殖民地、爭奪商品銷售和資本輸出市場、爭奪世界資源而爆發的。戰爭策源地只有一個。德國因與俄國、法國有歷史積怨，一直在積極籌備戰爭。可以說德國是那次戰爭的策源地。

　　二戰不同，戰爭策源地不止一個，而是兩個。東方是日本，西方是德國。引起戰爭的矛盾極為復雜：有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有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也有軍國主義日本與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以及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之間的矛盾，也有日本與歐美國家之間的矛盾。

　　由于普法戰爭和一戰留下的矛盾，德國有復仇心理和準備。法國是歐洲大陸最強大的國家，德國要稱霸歐洲必須讓法國臣服。德國在希特勒上臺后就一直在籌劃戰爭。德國是歐洲的戰爭策源地沒有異議。

　　日本自明治維新后就建立了“開疆拓土，布國威于四方”的基本國策，它擴張領土的對象是琉球、菲律賓、朝鮮、中國臺灣和中國大陸。通過120年前的甲午戰爭，它取得了琉球、朝鮮、中國臺灣，實現了“開疆拓土”的部分目標。通過甲午戰爭后帝國主義在華的瓜分狂潮，日本取得了福建作為勢力范圍。通過日俄戰爭（1904—1905），又取得了在中國東北的大量權益。1927年，日本內閣通過了侵略中國的“大陸政策”，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中國東北。1937年7月，發動盧溝橋事變，開始全面侵略中國，并叫囂“三個月內滅亡中國”。日本是亞洲戰爭策源地，無論是從歷史史實和歷史邏輯來說，也難有異議。

　　只有德國一個戰爭策源地，無法解釋二戰那樣一場真正涉及全球，特別是歐亞兩大洲的戰爭的歷史。在歐洲，雖然德國與意大利作為法西斯國家成立“柏林—羅馬”軸心，柏林的作用是主要的。1936年11月，德國、日本以“反共產主義”相標榜，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1937年11月，意大利加入，表明東西兩個戰爭策源地已經形成，并且在反共的大前提下聯合起來。羅斯福評價說：“軸心國之間經過精心地預謀，已經緊密地勾結在一起。在他們的戰略計劃中，全球所有的大陸、所有的海洋，都被視作一個巨大的戰場。”（ 〔美〕富蘭克林?羅斯福著，張愛民、馬飛譯：《爐邊談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152頁。）但是，德國和日本并沒有首先向蘇共領導下的蘇聯進攻。德國和日本首先進攻的都不是共產主義的國家。日本首先進攻的是中國，一個經濟落后、在國際上沒有地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國，而且志在必得。德國首先進攻的是波蘭、法國、英國等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可見，德國和日本都是在反共的幌子下發動世界戰爭的。那時候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已經實現了工業化，經濟上成為歐洲最強的國家。德國和日本都不敢貿然向蘇聯發動進攻，都與其簽訂了互不侵犯或者中立條約，試圖麻痹蘇聯和世界。1940年9月，德國、意大利、日本簽訂三國同盟條約，德國和日本這兩個企圖占領全世界的法西斯國家，在照顧彼此利益方面取得共識，確認德國在歐洲的領導權和日本在亞洲的領導權，同時決定把下一步斗爭矛頭對準了美國和蘇聯。這就是為什么同在1941年，德國向蘇聯發起進攻，日本向美國發起進攻的原因。歐亞兩個戰爭策源地的握手，把二戰的戰火推向了頂峰。即使如此，反共也只是他們的幌子。因為他們進攻的，一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一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可見他們的目的并不是要消滅共產主義，他們的目的是要稱霸全球。這就是為什么蘇聯、美國、英國、中國等并非意識形態一致的國家組成統一戰線，共同開展反對德、意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的世界性戰爭的原因。因此，二戰不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也不是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而是堅持和平發展、堅持人類正義的力量與反人類正義的戰爭機器之間的搏斗，是堅持法西斯、軍國主義與反法西斯、反軍國主義之間的戰爭。毛澤東在1941年7月12日向中共黨內指出：“在目前條件下，不管是否帝國主義國家，或是否資產階級，凡屬反對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蘇聯和中國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義的，凡屬援助德意日反對蘇聯和中國者都是壞的，有害的，非正義的”，指示堅持了“目前是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兩大陣線斗爭的新的歷史時期”這個基本觀點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64頁。），這個判斷不管是站在中國的立場上，還是站在世界的立場上，都是完全正確的。

　　德國、日本之所以成為二戰的策源地，根源是在兩國出現了法西斯和軍國主義勢力。一戰之后，作為戰敗國，德國被迫接受《凡爾賽條約》的苛刻條款，很不滿意。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極端的民族主義主張開始興起，納粹法西斯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法西斯主義作為一種極端反動而又蠱惑人心的社會思潮和政治運動在歐洲的興起，是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深刻危機的表現。” （羅榮渠：《輝煌、苦難、艱辛的勝利歷程——第二次世界大戰若干問題的再認識》，《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4期。）1929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爆發后，德國資產階級政府一籌莫展，無所作為，于是希特勒的法西斯勢力依靠欺騙性的宣傳，以“救世主”的姿態掌握了政治權力。不過，法西斯并沒有什么靈丹妙藥，其掌權的奧秘就是通過不斷的冒險和戰爭，將德國國民拴在無法停歇的侵略擴張的戰車上。

　　日本與德國的情況有些不同。在近代初期，和周邊鄰國一樣，日本同樣面臨著西方列強的侵略和壓迫，同樣有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機。不過，通過明治維新，日本得以克服了民族危機，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可是，在這個過程中，日本對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心服口服，對弱肉強食的國際政治法則深信不疑，頂禮膜拜。因此，作為一種國家意志，其基本的政治哲學就是通過對周邊國家進行侵略擴張，力求進入列強的行列，“脫亞入歐”。如果說，在一戰前，日本的基本方針還是和西方列強沆瀣一氣，共同侵略亞洲國家的話；一戰之后，日本對華盛頓會議簽訂《九國公約》對它的限制并不買賬，野心膨脹，企圖排除歐美而獨霸亞洲。當時，軍國主義團體開始在日本出現，其明確的目標就是建立軍國主義、法西斯政權，擴大侵略權益，在亞洲排擠其他西方列強。正因如此，日本在遠東地區和美國的矛盾日益加深。在1929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發生后，面臨著國內革命、中國抵抗和列強擠壓的多重壓力，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勢力借助恐怖活動和軍事政變掌握了政治權力，將日本納入到軍國主義、法西斯的軌道，企圖通過冒險、戰爭來解決國內、國際矛盾，把侵略中國作為最高國策。

　　二戰前世界上存在東、西兩個戰爭策源地，這個觀點前人已經指出過 （參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緒言，第14、15頁。）。但是，雖然指出了兩個戰爭策源地，卻沒有把它與兩個戰爭爆發點聯系起來，學術界長期爭論二戰的起點究竟在歐洲還是在亞洲。

　　兩個戰爭爆發點

　　關于二戰的起點，或者爆發點，以往學術界多半以1939年9月1日德國侵入波蘭為標志。歐洲學者大多如此主張。（參見〔英〕C.L.莫瓦特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譯：《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12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656，978—979頁。）日本學者也是這樣看法。（ 〔日〕信夫清三郎編，天津社科院日本問題研究所譯：《日本外交史》下冊，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642頁；〔日〕伊田熹家著，卞立強等譯：《簡明日本史》，上海遠東出版社，2003年，第324頁。）中國學者雖有不同意見，大多也接受這樣的看法。（ 齊世榮：《論中國抗日戰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國史學會編：《第十六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中國學者論文集》，中華書局，1985年，第334頁；王檜林：《三余叢稿——我與中國現代史》（下），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517—519頁。）也有中國學者為了強調中國作為二戰東方戰場的作用和地位，把1937年盧溝橋事變甚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作為二戰的起點。 較早提出把七七事變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起點的，（可見龔古今、唐培吉：《中國抗日戰爭史稿》上冊，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頁。）有學者指出：此論點論述還不充分，未能很好地將其有機地注入全書內在體系之中，說服力還嫌不足，而且導言和正文有關地方提法也不統一。（參見王建輝：《〈中國抗日戰爭史稿〉評介》，《世界歷史》1985年第8期。）這些當然都有各自的理由，但都不充分。如果真正把二戰作為一個全世界主要國家都以不同程度、在不同時間卷入的戰爭，我們會看到其真正成為世界性的大戰是有一個過程的。看到二戰矛盾的復雜性和過程的曲折性，應該明確其起點或爆發點是兩個。簡單地把1937年7月7日或者1939年9月1日作為二戰的起點，都不足以闡明其過程的復雜性。今天從二戰的全部歷程來看，盧溝橋事變是亞洲地區一個軍國主義國家向一個大國發起全面進攻的開始，我們應該把這次進攻看作是二戰的亞洲起點。兩年后，德國侵入波蘭，成為二戰另一個起點，即歐洲的起點。以往的中外歷史學家大多主張德國入侵波蘭是二戰的起點，有一定道理，但道理不能服人。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不能完整地解釋二戰原因的復雜性、矛盾的尖銳性和戰爭過程的長期性、曲折性。如果我們站在70年后甚至80年后這個歷史高度，俯視當年爆發的這場世界大戰，如果真正認識到這次大戰有兩個戰爭策源地，我們會看到每個戰爭策源地都有一個戰爭發動時間。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是二戰東方戰場的起點，1939年9月1日是二戰西方戰場的起點。如果承認二戰有兩個起點，我們觀察二戰的歷史就會全面、客觀、符合歷史實際。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部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第1卷的緒言部分在講到兩個戰爭策源地以后，也講到“七七事變就成為中日全面戰爭的起點和大戰在東方的爆發點”，“德國入侵波蘭便成了歐洲戰爭的起點和大戰在西方的爆發點”，該書第1卷第4編標題為“大戰在東方的爆發”，第5編標題為“大戰在西方的爆發”。這個論述與本文觀點極為接近，但有稍許區別。本文從二戰矛盾的復雜性和過程的曲折性明確指出二戰有兩個戰爭策源地，因而有兩個戰爭起點或者爆發點。該書沒有明確指出這一點，而且在論述大戰的分期和過程時，把大戰的第一階段稱為“大戰的序幕與爆發（1931.9—1939.9）”，實際上把兩個戰爭起點的觀點淹沒在其中了，因為大戰的序幕與大戰的起點，可以看作一件事，也可看作兩件事。在這里，作者至少是沒有貫徹其觀點的徹底性。

　　實際上，二戰先后在亞洲和歐洲爆發前，亞洲和歐洲都出現了法西斯國家、軍國主義國家對外侵略的事實。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東北，隨后還把戰火延燒到長城沿線；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亞；1936至1939年意大利、德國武裝干涉西班牙，都是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被侵略國家人民都開展了反法西斯斗爭，這些都是二戰爆發的前奏。過了這個前奏，二戰就先后爆發了。

　　只強調歐洲是二戰的起點，是沒有看到亞洲戰場的重要性；只強調亞洲是二戰的起點，是沒有看到歐洲戰場的重要性。只有既看到亞洲，也看到歐洲，俯視全球，看到二戰的爆發是在亞洲和歐洲先后發生的，才能準確闡明其爆發是非常復雜的歷史現象，才能闡明亞洲戰場與歐洲戰場同時存在的歷史合理性。

　　說戰爭的起點，是說戰爭的爆發點，不是說戰爭一旦爆發就在全世界展開。二戰的全面展開有一個復雜過程。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發生，中國掀起全民抗戰，但全世界各國都在觀望，美、英對日本侵略中國采取了綏靖政策。盡管日本侵略中國就是要排除美、英在中國的勢力，但美、英沒有決定是否投入戰爭。蘇聯為了自身的利益支持中國抗戰，中國抗戰也維護了蘇聯遠東的安全；隨后美國也支持了中國抗戰，中國的抗戰也支持了美國，雖然美國同時也用貿易手段支持了日本。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亞，德、意武裝干涉西班牙，歐洲主要國家也都采取了綏靖政策，直到1939年9月1日德國侵入波蘭，歐洲形勢緊張起來，英、法才結束綏靖，對德宣戰。但是英、法出于自身利益，坐視波蘭敗亡，此后很長時間歐洲無戰事，出現了半年之久的所謂“假戰爭” （《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12冊，第983頁。）還有著作稱“奇怪的戰爭”，這指的是大多歐洲學者的看法，（參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第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該卷第16章題名為《“奇怪的戰爭”與德國入侵北歐》。）。到了1941年6月德國侵略蘇聯導致蘇德戰爭，德國深入蘇聯國土850至1200公里，把二戰的歐洲戰場無限地擴大了。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那時美國正在與日本進行改善關系的談判，一下措手不及。日本隨即向美、英宣戰，大舉南下，把戰場擴大到中國以外的東亞、南亞等太平洋地區，形成了太平洋戰場。如果沒有蘇德戰爭、太平洋戰爭的發生，二戰如何定義將是另一個樣子。如果沒有德國進攻蘇聯和日本進攻美國、太平洋地區各國，二戰可能還在亞洲和歐洲分別進行，可能還是地區性戰爭，可能不能稱作世界大戰。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也持這種觀點。他說：“1939年爆發的戰爭只能算是歐戰。事實上，在德國入侵波蘭，又于三周內和中立的蘇聯瓜分該國之后，所謂歐戰，已變成純粹由德國與英法對打的西歐戰爭了。”但是，他把二戰的爆發點定位1941年12月日本轟炸珍珠港。（參見〔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著，鄭明萱譯：《極端的年代：1914—1991年的世界史》，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46、49頁。）蘇德戰場和太平洋戰場的開辟，是二戰成為世界大戰的最后標志。這以后就把世界上的主要國家都卷進戰爭的漩渦了。蘇聯和美國是兩個世界大國，它們對戰爭的態度和動向，在一定意義上決定了二戰的結局。這充分說明二戰的爆發和展開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

　　不僅戰爭的起點是兩個，戰爭的結束點也是兩個。1945年5月8日，在蘇軍摧枯拉朽的攻擊下，德國喪失還手能力，簽署了無條件投降書，宣告歐洲戰場結束。同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終戰”，命令所有日軍放下武器。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重光葵和軍部代表梅津美治郎在無條件投降書上簽字，亞洲戰場最后結束。兩個投降日（對同盟國來說是兩個勝利日）的出現，再次證明二戰過程的復雜性。

　　兩個主要戰場

　　二戰有兩個戰爭策源地：東方和西方；有兩個戰爭爆發點即戰爭的起點：亞洲，日本侵略中國；歐洲，德國侵略波蘭。歷史和邏輯都證明，二戰還存在兩個主要戰場：一個是亞洲戰場，一個是歐洲戰場。這兩個戰場的變化、勝負，決定了二戰的變化和勝負。

　　亞洲戰場最大的特點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如果說日本在天津駐軍還符合《辛丑條約》的話，1932年后日本華北駐屯軍發動山海關事變，配合關東軍逐漸蠶食長城內外，把軍隊移駐到北平西南豐臺，就是完全違反國際法的。這是造成盧溝橋事變的根源。日本學者爭論宛平城的第一槍是誰開的？這在純戰爭史或者軍事學角度看可能有意義，但在日本侵略中國這個大主題上實際上沒有意義。因為日軍到了北平附近的豐臺，本身是完全非法的，除了肆意侵略，難有更準確的解釋。即使第一槍不是日軍開的，也改變不了日軍侵略的本質。

　　在中國獨立抗日的前三年，蘇聯給予中國最多援助，前后三次低息貸款2.5億美元給中國政府，（參見王庭科：《共產國際、斯大林與中國革命》，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245頁。）還派出了大量航空人員來中國幫助作戰，庫里申科等飛行員犧牲在中國抗日戰場上。英、美一開始都對日本侵華采取了綏靖政策，直到1938年日本宣布建立“大東亞新秩序”，日本侵略行為威脅到國際安全，日美關系開始惡化，美國才給中國援助，從1938年到1940年四次貸款差不多1.2億美元， （參見韓永利、張士偉：《二戰期間美國戰爭資源的對外投放考察》，《世界歷史》2010年第1期。）但是，1941年前美國賣給日本的石油、廢鋼鐵等戰略物資數量很大，對日本侵略中國是有力的支持。 據1940年日本工商省的統計，美國對日軍需品貿易的比率，1937年為33.5%，1938年為34.3%，1940年3月份更増至38.7%。據1940年公開的統計材料，全年美國輸日的戰爭物資總數達2.00638億美元。據1938年華盛頓中國經濟研究協會統計，在世界各國輸入日本的軍需物資，美國所占的各種比例是：煤油和石油產品為65.57%；金屬工業及機器為77.09%；鋼鐵及廢鐵為90.39%；銅為90.39%；飛機及零件為6.92%；鋼鐵半制品為53.67%；汽車及零件為64.67%；金屬合金為99.33%。其中如煤油，日本侵華戰爭頭三年內所消耗的4000萬噸汽油，有70%是美國供給的。1938年美國輸日作戰物資竟占日本全部消耗額的92%。可見，日本侵華所需要的各種武器，絕大部分是“中立”的美國政府供給的。（參見劉大年：《美國侵華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50頁。）還有學者研究指出：1937年美國對日出口總值為2.89億美元；其中，石油、精煉油、廢鋼鐵、原棉四項戰略物資就占1.42億美元；日本來自美國的石油，1937年為80%，1938年為85%。（參見齊世榮主編：《綏靖政策研究》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13頁。）

　　直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變后，美、英等國才與中國站到同一個戰壕里，才給予中國軍事、經濟等實際援助。由于美、英實行“先歐后亞”的戰略方針，鼓勵中國戰場拖住日本軍隊，實際上英、美的大量援助都用在歐洲，對中國的軍事支援比例很低。中國當時還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經濟上十分落后，與早已資本主義化的日本在國力上相差極大。日本為了實現“大東亞秩序”，把英、美排除出中國，獨占中國，乘著英、美勢力逐漸退出中國的機會，大肆占領中國領土。中國作為一個貧窮落后的大國，就是在這樣的國際國內背景下開展了抵抗日本侵略的斗爭。從盧溝橋事變到1937年底，日本向中國戰場（包括東北）投入了21個師團，在朝鮮和日本國內只有3個師團，88%的兵力都在中國。以1938年為例，日本陸軍總兵力有34個師團，分布在中國的有32個，占其總兵力的94％。再以1941年12月為例，日軍陸軍總兵力有51個師團，分駐于中國的有35個，占其總兵力的69％；分布在太平洋戰場的有10個，只占其總兵力的20％。（ 參見〔日〕服部卓四郎著，張玉祥等譯：《大東亞戰爭全史》第1冊，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336頁。） 1942年太平洋戰場開辟以后，日本投入太平洋戰場的軍力也不過占其軍力的26%，64%的兵力在中國（參見《大東亞戰爭全史》第1冊，第364頁；《中國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統計》，第176頁。）。1943年日軍在中國戰場仍部署了28個師團，其中有8個甲種師團、5個乙種師團和15個丙種師團 （參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第3卷，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453頁。）另據劉庭華統計，日本在華兵力38個師團，占總兵力54%，另有33%兵力在太平洋戰場。（參見《中國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統計》，第176頁。）。1944年日本在華發動“一號作戰”，企圖打通豫湘桂，進入南亞，然后通過中東，實現與德國軍隊的會師。中國軍隊雖然一敗涂地，一潰千里，但還是拖住了日軍，使它不能進入南亞，日軍發動“一號作戰”的戰略意圖未能得逞。太平洋戰爭開始后，中國戰場始終抗擊、牽制了100萬左右的日本陸軍主力。1945年8月日本投降時，在華兵力為128萬人。 （參見《中國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統計》，第189頁。）中國人民以其巨大的犧牲和百折不撓的抗戰精神，支持了蘇聯的對德戰爭，使其有一個穩定的后方；又支持了美、英的太平洋戰場，大大減少了它們的壓力；又粉碎了日、德法西斯打通歐亞的企圖，使它們不能在更大范圍內給人類帶來災難。中國抗戰的勝利及其對世界和平力量所作的貢獻，使其開始擺脫弱國的處境，并有資格作為一個世界大國出現在世界的面前。

　　美國提出“先歐后亞”的戰略，雖然把支持的重點放到歐洲，讓中國戰場在艱難困苦中繼續支撐，但也等于提出了歐亞戰場是統一的世界大戰戰場的認識。1943年，美軍在西太平洋對日作戰中消滅了日海軍有生力量，掌握了太平洋戰場的主動權。蘇、美、英等國際力量給中國抗戰巨大的支持，中國戰場的持久作戰也給了國際反法西斯力量巨大的支持。

　　中國戰場實現持久作戰的最大特點是中國國內實現了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對日作戰，實現了以國民黨為中心的領導和以共產黨為中心的領導， （參見張海鵬：《走向民族復興的重要標志——論抗日戰爭勝利的歷史意義》，《抗日戰爭研究》2005年第3期；張海鵬：《中國抗日戰爭領導權問題的思考》，《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9月2日；張海鵬：《為什么說共產黨是抗戰中流砥柱》，《北京日報?理論周刊》 2015年6月8日。）兩個戰場、兩個領導中心，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進行了有效的戰略配合，堅持了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終于在國際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下取得最后勝利。沒有國際力量的支持，中國的抗戰還要艱難得多。中國抗戰初期，正面戰場起了積極作用，到中后期，正面戰場作用降低，敵后戰場作用升高。“中日戰爭標志著中國的政權從國民黨一方轉移到共產黨一方，這一過程無法避免” （〔英〕拉納?米特著，蔣永強等譯：《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第18頁。）。敵后戰場把游擊戰提高到抗戰軍事戰略的高度，在戰爭史上是第一次。美國軍事評論家威爾納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沒有一個地方的游擊戰能夠擔當起游擊戰在中國將要而且能夠擔負的戰略任務” （〔美〕威爾納：《日本大陸戰略危機》，《解放日報》1945年7月18日。）。中國戰場的這種特點是獨特的，別的國家沒有這種情形。應該明確指出：中國人民的抗戰是戰勝日本軍國主義的決定性力量。戰后美國戰略轟炸調查處在研究了中國戰場和太平洋戰場的作用后指出：“即使不投原子彈，即使俄國不參戰，即使不制定進攻計劃，日本也是會投降的。” （〔美〕拉爾夫?德貝茨著，南京大學歷史系英美對外關系研究室譯，吳世民、沈宗美校：《美國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6頁。）對中國抗戰來說，這個判斷是客觀的。

　　歐洲戰場主要是歐洲國家，加上蘇聯和美國對付德國侵略勢力。德國出兵波蘭，英、法雖然對德宣戰，但在波蘭被占領后，出現了6個月的平靜期，歐洲史學家稱它為“幻想的冬天” （《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12冊，第983頁。）。這個“幻想的冬天”縱容了希特勒德國的戰爭野心，次年一些歐洲國家被占領，于是法國投降，英軍撤退到英倫三島，倫敦遭到了德國的狂轟濫炸。歐洲幾乎無還手之力。德軍橫掃歐洲，30天內滅亡波蘭，44天中占領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法國。號稱“歐洲最大強國”的法蘭西也只撐持了短短6個星期就投降了。據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學者論證，德國發動侵略波蘭的戰爭，自己在軍事上也沒有準備好。當時，波蘭和法國共有130個師，德國只有98個師，其中38個師尚未經過訓練。德國在西部邊界經過訓練的師只有11個，而法國在那里部署了85個師。如果法軍敢于攻打德軍的西線，德國不一定頂得住。（參見《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12冊，第981—982頁。）但是，法軍在面對波蘭滅亡時，沒有做好戰爭準備，不能及時施以援手，自己也落得投降的下場。1941年6月，德軍進攻蘇聯，初期給予蘇聯沉重打擊。至11月，德軍進入蘇聯縱深850至1200公里，占領的蘇聯領土相當于3個法國的面積。（參見朱貴生、王振德、張椿年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2頁。）蘇聯人民進行了頑強反擊。經過莫斯科保衛戰和斯大林格勒會戰，沉重打擊了德軍，使德軍損失83萬多人，戰線向西推進400公里，（參見朱貴生、王振德、張椿年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第263頁。）蘇軍掌握了戰爭主動權，開始了戰略反攻。蘇德戰場成為歐洲主要戰場。

　　蘇軍斯大林格勒大捷和美軍西太平洋大捷，以及日本大部分軍力被拖在中國戰場上無法達成戰略目標，標志著二戰的轉折點，這也成為召開1943年開羅會議和德黑蘭會議的背景。隨著1944年歐洲第二戰場的開辟，戰線轉入德國國內。蘇軍展開了柏林攻擊戰，并與美軍在易北河會師，柏林成為最后埋葬希特勒德軍的戰場。

　　在亞洲，中國戰場仍然拖住了日軍的主要兵力，除了中緬戰場和八路軍的敵后根據地展開了反攻作戰外，正面戰場沒有實現戰略反攻。美軍直接攻擊日本本土，亞洲戰場的重點轉移到西太平洋和日本本土。美國在廣島、長崎扔下原子彈，蘇軍出兵中國東北，殲滅了日本關東軍。 巴茲爾?利德爾?哈特指出：“原子彈轟炸對日本政府的影響，比西方當時所設想的要小得多。俄國于8月8日對日宣戰，次日立即出兵滿洲，看來對提早結束戰爭產生了幾乎同樣的有效的作用。”（ 見《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12冊，第1041頁。）在這種形勢下，日本天皇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命令各地日軍放下武器投降。

　　日本雖是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19世紀末才發展為帝國主義國家，但它又是一個國土面積狹小、資源貧乏的國家。它侵略中國的總戰略是“速戰速勝”，盡量避免拖延。中國雖然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卻是一個廣土眾民的國家。日本的侵略激起中華民族的同仇敵愾，形成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各階層人民和政治團體都加入其中。中國抗日戰爭的總戰略，就是毛澤東論證的“持久戰”，用“拖”字訣應對日本“速勝論”，用敵后戰場和正面戰場“拖”住侵華日軍的手腳，使它難以實現“速勝”的戰略總目標。中國的“拖”字訣把日軍的80%都“拖”在中國戰場上，從而幫助了蘇聯，使其避免了東西兩線作戰的困境；同時也幫助了美國，減輕了太平洋戰場開辟后的壓力。日本侵華造成南京大屠殺、敵后大量的“萬人坑”、“無人村”等無數慘狀，搶掠了中國無數的物質財富，給中國帶來了極其慘重的人員和財產損失，極大地延緩了中國社會的進步。中國抗日戰爭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貢獻是巨大的，應該得到國際輿論的客觀評價。 但是，有的歐洲學者，如巴茲爾?利德爾?哈特在敘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時，居然對中國戰場的作用只字不提。近年來，由于中國國力的逐漸強大，中國國際地位逐漸提高，一些西方歷史學家開始重新審視中國抗戰對于反法西斯戰爭的作用。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拉納?米特指出：“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我們對‘二戰’中有所貢獻的盟軍的認識，有著巨大的偏差……中國依然是被遺忘的盟友，它的貢獻隨著親歷者的離世而漸漸被人遺忘”，“1937—1945年，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是東亞地區唯一堅持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兩大政黨”，“如果沒有中國人民的英勇抵抗，中國早在1938年就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那將給日本控制整個亞洲大陸提供有利條件，加速日本對東南亞地區的擴張。一個屈服的中國，也更有利于日本入侵英屬印度”。他還說：“中國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參與那場艱苦卓絕的戰爭，不僅僅是為了國家尊嚴和生存，還為了所有同盟國的勝利。正是在那場戰爭中，東西方一起抗擊了有史以來最黑暗的邪惡力量”。（《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第19、361—362頁。）

　　戰時同盟國的領袖肯定過中國戰場的巨大作用。1942年美國總統羅斯福曾指出：“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調到其他地方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并且可以一直沖向中東……日本可以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大規模的夾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割吞埃及，斬斷通過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 （〔美〕依里奧?羅斯福著，李嘉譯：《羅斯福見聞秘錄》，新群出版社，1951年，第49頁。）羅斯福在著名的“爐邊談話”中多次談到中國的抗戰。他說：“五年來，勇敢的中國人民抗擊日本的侵略，殲滅了無數日軍，摧毀了大量的日本軍事物質。援助中國進行的英勇抗戰并最終發起反擊是非常必要的，因為中國的抗戰是最終戰勝日本的重要因素。”他還說：“我們不能忘記，中國人民最先起來抵抗侵略者并與之浴血奮戰。在未來的歲月中，不可戰勝的中國人民將在維護東亞與世界和平繁榮中起到應有的作用。” （《爐邊談話》，第161、172頁。）英國首相丘吉爾說：“中國一崩潰，至少會使（日軍）十五個師團，也許有二十四個師團騰出手來。其后，大舉進犯印度，就確實可能了。” （〔英〕溫斯頓?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4卷，商務印書館，1975年，第266頁。）蘇聯元帥崔可夫說：“在我們最艱苦的戰爭年代里日本也沒有進攻蘇聯，卻把中國淹沒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觀事實的人都不能不考慮這一明顯而無可爭辯的事實。” （〔蘇〕崔可夫著，萬成才譯：《在華使命》，新華出版社，1980年，第38頁。）這些評價是較為客觀的。可惜，由于中國當時國際地位很低，這些客觀評價并未完全落實在相關的國際條約中。

　　兩個不同的戰后處理和戰爭認識

　　在二戰中，蘇聯、中國、美國、英國、法國等都付出了各自的努力。其中，蘇聯和中國遭受損失最大。人口、財產損失巨大。德國和日本因戰敗也遭到毀滅性打擊。

　　由于蘇聯和美國在二戰后期貢獻最大，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它們在戰后獲得好處也最多。中國是一個弱國，戰后雖然獲得了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地位，但是發言權很小，除了收回臺灣外，自己的領土主權還難以得到保障，固有領土釣魚島未能收回，與國家利益相關較多的琉球未能按照國際條約的規定實現聯合國代管，反而由美國以“施政權”名義送給日本。這是極不合理的。《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有關日本領土范圍的規定并未得到嚴格落實。

　　戰后對德國的處分和對日本的處分不完全一樣。由于希特勒本人在蘇軍攻克柏林過程中自殺，德國舊的國家體系被瓦解，軍事力量被徹底粉碎，紐倫堡審判最終有18個納粹分子被判以“戰爭罪”和“反人類罪”，其中11人被判處死刑。對德國來說，紐倫堡審判是同希特勒納粹主義的過去劃清界線的開始。德國學者沃爾夫岡?施文特克認為：紐倫堡審判“標志著一系列法庭審判的開始，并一直持續到距今不遠的過去” （沃爾夫岡?施文特克：《充滿爭論的記憶——德國、日本戰爭體驗與歷史政策》，《抗日戰爭研究》2014年第3期。）。德意志民族從此開始了對歷史的反省。日本的情形與德國有所不同。1945年8月，除了還有128萬軍人在中國外，在日本本土和海外的軍人超過百萬，為了減少犧牲，美軍未進入日本本土作戰，日本本土除了遭到原子彈轟炸外，未受到沉重打擊，軍事力量還存在。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最終判處日本7名甲級戰犯絞刑，16名甲級戰犯無期徒刑。但是沒有給犯有戰爭罪行的昭和天皇任何處分，還有甲級戰犯嫌疑犯在戰后當了首相。日本的投降是名義上的無條件投降，事實上的有條件投降。施文特克認為：東京審判“標志著對戰爭進行司法清理的結束”（ 沃爾夫岡?施文特克：《充滿爭論的記憶——德國、日本戰爭體驗與歷史政策》，《抗日戰爭研究》2014年第3期。）。美軍占領日本，雖然對日本社會進行了一定改造，成立了“和平憲法”，但沒有從根本上根除軍國主義思想。所以，日本戰后的政治家很少有人對日本的戰爭罪行進行深刻反省。今天德國人如果歌頌希特勒、納粹是犯法行為；而日本人如果歌頌昭和天皇完全是合法行為。這就令亞洲國家人民擔心日本可能復活軍國主義。這就是戰后對兩個戰爭策源地不同處分的結果。歐洲戰后國際關系較為和諧，亞洲則較為緊張，原因就在這里。德國和法國是兩個世敵，兩國對反法西斯戰爭形成了共同認識，兩國關系得以和解，到今天成為歐盟的核心成員，對歐洲穩定起了重要作用。

　　戰后日本社會不乏對戰爭、對侵略行為進行反省的群體和個人，一些學者的反省很深刻。但總體而言，日本這個民族缺乏反省精神。我們至今沒有看到日本對戰爭的真誠反省。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后，是一個富于侵略性的民族，伴隨著日本資本主義成長的是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成長。除了一些學者對日本軍國主義、帝國主義行為有深刻批判外，政治活動家大多不愿意接觸這個話題。德國人民在反省戰爭行為時可以說我不愛德意志這個民族，德國總統可以說我不愛德國這個國家。總統魏茨澤克在1985年紀念二戰結束40周年時還說：“5月8日是解放之日，它把我們大家從納粹獨裁統治下解放了出來。” （《德國當代史學泰斗、國際歷史學會前會長尤爾根?科卡對〈環球時報〉表示：日本須用認真反思換取國家信譽》，《環球時報》2015年7月9日。）這表明德國經歷了反省戰爭歷史的內心煎熬。日本不可能說這樣的話，日本人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內心煎熬。

　　全世界都在紀念二戰勝利。今年德國總理默克爾還在5月10日到莫斯科訪問，到紅場無名烈士墓祭奠。而日本只紀念8月15日的“終戰日”，不紀念9月3日勝利日（雖然日本在9月2日無條件投降書上簽字）。以往還有政治家在8月15日到靖國神社祭奠14名甲級戰犯。日本政治家堅持如此，就是懷念、肯定、歌頌策劃亞洲戰爭策源地的戰爭罪犯。他們的這種行為，當然導致了日本社會不愿意承認侵略戰爭，右翼人士認為承認侵略是“自虐史觀”，不愿意與軍國主義時代和軍國主義精神劃清界限。

　　德國人至今還在追訴納粹分子，立法禁止歌頌納粹行為。德國與法國還聯手編寫歷史教科書，教育子孫后代，不要忘記希特勒德國的戰爭罪行。德國人這樣做是對歷史負責，子孫后代都要對歷史負責。能夠反省自己歷史的民族，能夠揭自己瘡疤的民族，是一個優秀的民族。當德國總理向華沙猶太人紀念碑俯身下跪時，時人評論道，勃蘭特跪下去，德意志站起來。這個評論是深刻的。

　　日本社會出現了“受害者”和“加害者”的概念。許多日本人愿意說自己是“受害者”。“在日本，受害者的角色比罪犯的認知要強大得多。”（沃爾夫岡?施文特克：《充滿爭論的記憶——德國、日本的戰爭體驗與歷史政策》，《抗日戰爭研究》2014年第3期。）首相安倍晉三也強調日本是“受害者”，閉口不提自己首先是“加害者”。這是一個撇開了“侵略”原罪，只記住了“受害”的很奇怪的邏輯。他們記住了東京大轟炸、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卻記不住盧溝橋事變、南京大屠殺、在華北的許多“萬人坑”，也記不住襲擊珍珠港。日本人是不大愿意到夏威夷去參觀美國“亞利桑那”號軍艦紀念堂的。東京大轟炸、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固然使日本人民受到了損害，但這是對戰爭策源地的懲罰。如果說損失，首先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帶來的，是戰爭策劃者帶給普通人的損失，賬要算到統治者身上。這種“受害者”的認識，在德國人身上是不容易出現的。

　　我們再來看一下天皇裕仁的所謂“終戰詔書”。第一，裕仁在詔書中解釋所以對美英兩國宣戰，“實乃出于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寧”，發動戰爭是為了“帝國之自存”。但是，甲午戰爭以后，日本帝國“自存”沒有受到來自任何方面的威脅，“自存”不能成為發動戰爭的借口；為了“東亞安寧”也不能成為發動戰爭的理由，東亞（主要指中國）雖受到歐美侵略，但八國聯軍之后，東亞相對是安寧的，正是由于日本的侵略破壞了安寧。堅持所謂“東亞安寧”，就是堅持“大東亞秩序”的陳詞濫調。第二，又說“然交戰已閱四載……戰局仍未好轉，世界大勢于我不利。而敵新使用殘虐之炸彈頻傷無辜，其狀之慘不可預測”。這里只承認1941年后與美英兩國作戰，所謂交戰“已閱四載”，至于與中國的八年作戰并未提及，顯然不承認侵略中國。又指出原子彈爆炸“頻傷無辜”，這是“受害者”心態的最早表示。第三，宣稱“對于與帝國始終戮力同心致力于東亞解放之盟邦，朕惟有深表遺憾”。這里顯然是再次堅持“東亞解放”的謬說。第四，要求今后“發揚國體之精粹”，所謂“國體之精粹”，實際上最核心的是要堅持作為“現人神”的天皇制度。 巴茲爾?利德爾?哈特曾正確地指出“日本政府通過無線電廣播宣布愿意投降，只要天皇的君主地位得到尊重——關于這一點，7月26日的盟國波茨坦公告不詳地一字未提。經過討論，杜魯門總統同意了這一條件，這是對‘無條件投降’的重要修改”。（見《新編劍橋世界近代近代史》第12冊，1041—1042頁。）劉庭華也認為，“保留天皇制——日本有條件投降，成為戰后日本重建右傾保守政治體制的政治基礎和精神支柱”。（見《中國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統計》，第129頁。）我們在這份“終戰詔書”里看到了“大東亞秩序”“大東亞解放”“受害者”“發揚國體”和不承認侵略的種種說辭，就是今天主張自由主義史觀的那些右翼人士所堅持的理由。天皇裕仁是日本右翼勢力的總根子。

　　十多年前我到日本訪問，老一代的日本學者告訴我，他們擔心戰后出生的這一代日本人，因為他們不愿意承擔戰爭責任。安倍晉三等政治家正是戰后出生的。如果這樣的日本人出掌政柄，要他們承認侵略，對被侵略國人民道歉，改善與鄰國關系，都是困難的。當然，他們要使日本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的愿望，也可能是難以達成的。

　　我們有理由提出疑問：不承認侵略，不向被侵略國道歉，卻要到靖國神社祭奠發動戰爭的罪犯，卻要立法修改“和平條約”，要建立派兵到世界各地的“安保體系”， 2015年7月16日，日本當局不顧超過50%的民意反對，強行在眾議院通過了“新安保”法案。當天就有日本在野黨批評所謂“新安保”法案是戰爭法案。這是要向當年的戰爭策源地進行懺悔呢，還是想要保存或者恢復戰爭策源地？

　　客觀面對歷史，正確認識歷史，犯了再大的錯誤也可以新生，可以有機會擁抱光明的未來。在基本的歷史事實面前遮遮掩掩，沒有承認歷史錯誤的雅意，還想掩蓋錯誤，只能生活在未來的陰霾中。歷史是無情的，不尊重歷史的人將得不到歷史的尊重。我深以為在日本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們要好好考慮這個問題。

　　二戰后形成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冷戰”局勢。昔日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揮舞的反共旗幟，被美國接了過來。這就使得美國從意識形態出發，并不那么珍惜由一系列戰時和戰后國際會議和條約建立起來的戰后國際格局。在這種情況下，由于中國、韓國、日本分別屬于“冷戰”的不同陣營，從而“免除了日本在占領結束后努力取得兩個鄰國諒解的外部壓力”。 （法爾克?平厄爾：《德國的經驗——以中學歷史教科書為中心》，《抗日戰爭研究》2014年第3期。）還應該看到，美國多方面培植不認真反省戰爭罪行的日本，是今天亞洲局勢緊張的基本因素之一。安倍晉三搞所謂“地球儀”外交或者意識形態外交，也只能是一個掩人耳目的幌子，其結果究竟對美國有利還是不利，還需要觀察，還需要未來的歷史發展來檢驗。

　　總結二戰的歷史教訓，如何預防可能的戰爭策源地死灰復燃實屬必要。國家不分大小，都有在世界上生存的權利。大國欺侮小國，大國滅亡小國，今天都不可行。地球只有一個，各個國家只有和平共處、合作共贏，才能創造一個美好的地球，創造人類美好的未來。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唇齒相依，近代以前有長期友好的歷史。日本如能像德國那樣，建立了對侵略歷史的正確認識，中日兩國攜手，和亞洲各國人民共創亞洲歷史的未來，是可以期待的。

　　回顧二戰的歷史，回顧二戰中日本作為戰爭策源地從興起到滅亡的歷史，是中日兩國人民、亞洲各國人民認識這段歷史的癥結點。

　　（本文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