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制定1965年維也納會議的議程，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執行局于1963年在波蘭的華沙召開了為期一周的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前任主席富提埃爾、第一副主席古貝爾、第二副主席李特爾、秘書長弗朗索瓦、司庫榮諾德和卡蘭德、哈辛、沙弗爾等執委，負責承辦大會的奧地利國家史學會也派了代表恩格爾-雅諾西教授出席。

　　1965年的維也納大會分了4個討論組：第一組是6大專題：文化史、近代史上的宗教信仰自由和異端、19和20世紀的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從古代到近代的統治階級、19和20世紀的社會結構和文學、1816年的世界；第二組是各大洲的歷史；第三組是各專門委員會的論文；第四組是方法論和編年史。這次大會的論文一律在會前印出，第一組每篇100頁，第二組每篇約33頁，其余兩組每篇10頁。會議還收了論文費，正式注冊的歷史學家每人15美元，家屬7.5美元，在校大學生每人10美元。

　　大會對歐洲以外歷史的討論有所增加，設立了一個研究“大陸歷史”的專門小組，它包括中國現代化之前的歷史、非殖民化運動、中美洲古代文明、黑非洲的史料、西班牙模式下的拉美各國等方面的論文。一位蒙古歷史學家的論文涉及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指導下本國的歷史編纂工作和蘇聯歷史學家提交的有關非殖民化運動的論文引起了強烈的政治論爭：但是他們一致認為，全球化的進程需要對世界范圍內歷史學的相互聯系進行重新評估。

　　與組織者的預設相反，真正引起與會者廣泛興趣的是世界史編纂議題。在1976年，巴勒克拉夫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撰《當代史學主要趨勢》時，他有一節是專門介紹世界史的，其中一半以上的材料就是來自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所反映的世界史進展，尤以第12屆大會的材料為多。第 11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蘇聯科學院院士茹科夫作了“世界歷史分期”的報告，在第12屆大會，戈特沙爾克作了“20世紀世界史的計劃和觀念”的報告。巴勒克拉夫從這兩屆大會的印象判斷說”至今，試圖撰寫世界史的努力并沒有取得真正的成功。對此，大家的看法似乎是一致的。”

　　對于撰寫世界史的目標和方法意見就很不統一。集體編寫的世界史代表作有蘇聯科學院的《世界通史》10卷本，還有196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寫的《人類史》第一卷。這些編寫者之間的意見也不統一，沒有一個明晰的敘述模式。反倒是斯塔夫里阿諾斯和麥克尼爾個人寫的世界史著作因體例和觀點相對完整而更為成功。

　　在第1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波蘭歷史學家H.卡茲批評了現有的世界史編纂中存在的兩個問題，一是集體寫作的多卷本不如單卷本，二是以零碎資料匯編成的世界史既不如論文，也不如工具書。這樣，世界史著作就成了“雞肋”。

　　但單個歷史學家在寫作世界史時，任何一個杰出的學者也難以在充分駕馭人類各個歷史時期的語言文字和史料的基礎之上再進行著述，這樣就不得不大量使用二手資料，羅列雜亂而無內在聯系的相關或無關史實。也在這屆大會上，有論者稱世界史的寫作要么是“折衷得黯淡無光”，要么是“一元論的偽善”。

　　世界史寫作的另外一個難點是敘述的中心是什么？以哪個地區或者文明為中心展開論述?在這個問題上，不論是蘇聯學者還是西方學者都是自覺或不自覺的歐洲中心論者。近代500年歐洲的崛起是一個事實，但是在5000年文明史中呢?在300萬年人類的歷史長河中呢?顯然歐洲不是中心。在第11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茹可夫在談到世界歷史分期時，說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和1917年俄國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分水嶺。這些論點對中國讀者來說都很熟悉。

　　斯塔夫里阿諾斯雖然說他是很客觀地從月球上觀察地球，但這本書說人類歷史基本等于歐亞文明的歷史。在第1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也有學者說世界歷史進程具有決定意義的就是歐洲近500年的歷史。對于這樣一些看法，在史學大會上幾乎沒有人質疑和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