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8月21日至28日，第11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50多個國家的2000多名學者參加了大會，蘇聯參會，另有20多個歐洲以外的國家參加。

　　大會由國際史學會副主席韋伯斯特（Charles Webster）主持開幕式，他在講話中追述了不久前逝世的委員會主席、意大利著名歷史學者夏柏教授（F.Chabod）在生前對本屆大會籌備工作所作的貢獻。聯合國代表致詞后，由瑞典隆德大學的包林教授（Sture Bolin）作了題為“古代北歐日耳曼民族的商業和商業交通”的演講。

　　本屆會議討論內容除傳統的制度、文化、社會和經濟史之外，還探討了方法論、科學與技術、印度傳統文化的變遷和人口史，另外一個特點是試圖在馬克思主義和其他歷史哲學之間尋求共同點。

　　斯德哥爾摩大會在方法論方面的特征是突出了比較史學的方法。許多分組討論就冠以“比較”字樣，例如比較軍事史、比較宗教史。年鑒學派的阿方索·多普雷還建議以比較方法對集體心理史進行研究。

　　大會的學術報告討論會是在22日至27日在斯德哥爾摩大學分成五組舉行的。第一組是方法論組，第二組是古代史組，第三組是中世紀組，第四組是近代史組（從15世紀至18世紀末期)，第五組是現代史組(從18世紀末期至目前)。討論會上所發表的30多篇研究報告，基本上都是1957年6月間由委員會執行局布置的，在事先印發給各國代表供作討論上用，大會還以摘要形式印發了各國學者圍繞研究報告或按照組別所提出的115篇研究論文。

　　第一組即方法論組討論了方法論、世界史分期、歷史哲學、史學史和科學技術史等問題。西德洛塔凱爾（Erich Rothacker）教授作了“歷史哲學對于當代歷史科學的影響”的報告，引起到會者的極大注意。不過，這篇報告沒有什么科學性，只是重復了德國的幾個歷史哲學家的意見。在討論中，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批判了他的觀點。蘇聯涅奇金娜（Netchkina）院士和民主德國斯忒恩（Leo Stern）教授都指出洛塔凱爾的報告否認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存在，是反科學的。圍繞這一問題的討論，匈牙利歷史學家莫利納（ Eric Molnar）院士宣讀了他的論文“黑格爾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影響”。

　　歷史學內部的專業分工使得歷史知識走向了碎片化，比較史學是糾正這種消極傾向的積極方法。比較史學首先要求研究對象具有可比性，要求歷史對象在形式上具有可比的異同，若舍棄探究歷史對象形式變化的序列，則比較無從談起。這方面，該年度稍早成立的國際經濟史委員會已做出了成功的嘗試，該委員會在海牙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并由肯尼恩·貝里爾和弗雷德里克·呂特格編輯了一本題為《第一屆國際經濟史會議》的論文集，這次會議的主題有兩個：工業化作為增長的因素；中世紀末期的大地產制。與會學者圍繞著這兩個題目提交了一批優質的論文。

　　與之相比，斯德哥爾摩會議的許多論文大而不當，發言人對籠統問題的簡單重復讓聽眾感到索然無味，常常是場面冷清。若是構建起合理的框架，則比較的話題就饒有興味，會激起其他與會者的進一步討論。這方面，比較成功的有伯納德·貝林的“18世紀美洲的政治經歷和啟蒙思想”、F.L.卡斯頓的“德國等級制衰落的原因”和奧托·布倫納關于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論文。有的論文側重從研究對象的相似性入手來探究問題，如E.塞斯頓對12和13世紀意大利村社與阿爾卑斯以北地區村社的比較，J.文森斯·維夫斯對16和17世紀法國與西班牙制度的比較，弗蘭克·西斯托維特對19和20世紀歐洲對外移民的研究，這些問題都得到了與會者的熱烈回應。菲利克斯·吉爾伯特作了“文化史及其問題”的發言，文化史已經偏離了布克哈特當初倡導的歐洲價值觀，正從更廣泛的歷史內容中提煉概念和方法。

　　有兩個主要報告涉及亞洲歷史：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研究機構提交的一篇有關印度的報告，題為“現代化即西方影響和傳統文化的相互作用”；另一篇報告涉及中國中古歷史問題，是由一個日本研究機構提供的。此外，日本歷史學家還提交了3篇有關東亞歷史的論文。盡管論文數量的增加說明了非歐國家在大會分量的提升，但是這些論文在第11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議程中顯得非常單薄。

　　參會的美國學者迪特里希?杰拉德和斯爾維亞·斯拉普指出了這屆會議的不足：“如果與會者除題目之外別無共同語言，則比較史學就流于形式。國際歷史學大會如果要找到提升空間，在論文印出或發言之前，需要有更長的準備期和更多觀點方面的細節交流。”

　　在8月28日舉行的第二次全體會員大會上，通過了關于修改章程的報告，執行局還宣布了接納印度和蒙古為會員國。

　　大會選舉了奧地利的施密特（H Schmid）教授為今后5年的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執行局主席，瑞典胡杰爾（T.Hojar）教授和蘇聯古貝爾（A.A. Guber）院士為副主席，執行局委員是西德李特爾（G. Ritter）教授、比利時哈辛（P. Harsin）教授、英國雅各布（E. Jocob）教授、西班牙卡蘭德（R.Caronde）教授、日本高橋教授和美國沙弗爾（L. Shafer）博士。法國的弗朗索瓦（M. Francois）和瑞士的榮諾德（L. Junod）分別連任秘書長和司庫。

　　蘇聯和東歐的歷史學家與來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學家就一些議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就此，蘇聯《歷史問題》雜志1960年12期特別指出，“在這次代表大會上，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與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史學各派之間的思想斗爭非常尖銳。參加這次大會的蘇、波、匈、捷等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共230多名，比起1955年在羅馬舉行的第10屆大會來，社會主義國家代表人數有極大的增長。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大會上采取了積極的、進攻性的立場”。

　　東德的歷史學會主席恩斯特·恩格爾伯格稱，“在馬克思的萌庇之下，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影響日益增長……歷史唯物主義具有無與倫比的優越性”。比利時的保羅·哈辛（1965年任國際史學會主席）評價他的發言說“如果不是反科學的話，也是非科學的，希望以后不要再舉辦類似的大會”。

　　西方的評論說：“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名字主宰了斯德哥爾摩大會”，“馬克思主義者全面攻陷斯德哥爾摩”。而秘書長弗朗索瓦稱這些爭吵是“令人絕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