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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新聞中心于3月10日（星期四）10時45分在梅地亞中心多功能廳舉行記者會，邀請科技部部長萬鋼、中國科技大學常務副校長潘建偉、浙江省科技廳廳長周國輝就“科技創新發展”的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

　　科技日報、中國科技網記者：今年兩會期間供給側改革是一個熱詞，我們看到國內一方面需要去庫存、去產能，同時還有老百姓在每年節假日期間把大量的錢帶到海外消費，這就說明我們的產品還不能夠滿足國內的需要，我們的產業創新能力還不強，無法創造新的產品和新的創新服務。請問萬部長，在“十三五”期間，我們如何加強產業科技創新，讓創新真正成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

　　萬鋼：國家開放了，旅游發展了，人們都走向各國，去旅游的同時采購一些商品回來，這也是人之常情，我們每個人都會這樣做。但是從人們采購的行為看起來，也看到了我們市場供給的一些不足。因為一些別的國家的商品可能人們更喜歡，從這個角度上，我一直在說市場有很大的潛在需求，雖然我們國家制造業發展很快，規模也很大，但是怎么樣跟緊市場潛在的需求，怎么樣挖掘一些產品，做好市場導向和導向市場，關鍵問題就是要進行“推進供給側的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首要還是要提高我們的創新能力。我們國家從本世紀初制定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時，還處于基本全面跟蹤的狀態，經過十多年發展，我們逐步進入了跟蹤、并行和領跑并存的狀態，但是跟蹤的還是大部分。所以我們創新政策的指向要提升原始創新能力，加強集成創新，面向市場的需求供給，同時也進行引進吸收消化和再創新。

　　從這個角度看起來，我們的移動通訊，第二代基本是引進的，第三代就有一些我們自己的設計，第四代已成為全世界兩大標準之一，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智能手機市場，最重要的還是用戶的需求。第五代移動通訊，我們的企業都加強了研究，將推動我們的移動通訊技術有更快的發展。高鐵從引進的250公里跨越到自主創新的 380公里，到現在的譜系化，這都是我們在落實創新政策、改善產品供給結構、推進供應側結構性改革所做的實實在在的工作。一些引領性的工作，比如第四代高溫氣冷堆，特別是在基礎研究領域，生命科學、物質科學、量子調控通訊領域等等，這些都在走向世界最前沿。

　　這次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當中特別提出了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的體會：第一要增強我們的創新能力，發揮創新的新動能。我們也看到了，一些新產品正在走向世界，一些區域的創新政策正在落實，但是在結構調整上，科技創新形成的新動能還太小，需要進一步提升。這就需要一方面落實好各項政策，進一步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另一方面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激發全社會，特別是青年人的創新積極性。第二就是要著力提高原始創新能力，要有積累，要有發展。潘建偉十多年來一直在量子通訊領域進行研究，可以從量子通訊的發展上給大家介紹一下怎么從基礎研究走向應用。

　　潘建偉：科技的發展是需要有一個過程的，比如說我們國家科技的發展有這么幾個階段，第一步是有一些科學家回來，搞了兩彈一星，奠定了國防科技強大的基礎，我們就會有一個比較穩定的環境來發展經濟。改革開放以來，前面主要是要素驅動，所以財富的獲得需要科技創新的含量并不是太高。慢慢就不行了。現在大家問為什么高科技的成果不多，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從前大家覺得不需要高科技也能創造財富。另外一方面，基礎研究也是需要有積累的，其實按照量子通信來說，從2001年就開始在國內籌建實驗室，那時候我們做的是一些很小的文章，只是做基礎研究方面的事情。但是我記得1999年我還沒有回國之前，國外的高科技公司來找我，問愿意不愿意和他們合作，做他們的首席技術官。當時國內的企業對這個東西不是太有興趣，所以我們前面走得比較艱難。隨著后來國家投入的增加，到了2008、2009年，因為有大量的積累，高科技的企業開始慢慢成長，對這個感興趣了，國家的投入也開始增加了，慢慢我們可以探索實用化了。這塊我們一直立足國內做，也得益于國家在科技方面的投入。近些年有些科技企業，比如華為的研發費比整個科學院還要多。像阿里巴巴也和我們聯合建立了量子計算方面的實驗室，從這個過程來講，目前的高科技企業，我前段時間也聽到，阿里巴巴可能會造出一臺類似Alpha Go的東西。更多高科技企業認識到科技創新的重要性之后，加大投入，量子通信或者高科技技術就源源不斷地出來。我覺得我們十余年來所走過的就是這么一條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