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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

　　清晨，山東菏澤。

　　汽車在薄霧中穿過市區，由東往西，向幾十里外的高孫莊緩緩行駛。密集的建筑和嘈雜的鳴笛聲被拋在車后，道路逐漸狹窄起來。

　　這里地處黃河下游的沖積平原，從高處極目遠眺，綿延的綠色就像一塊柔軟的巨毯映入眼簾。

　　2016年7月4日早上，高秉涵一家從菏澤牡丹區出發，來到幾十里外的老家——菏澤市高新區呂陵鎮李莊行政村高孫莊。

　　車窗外，深綠淺綠的莊稼地連成了片，夾雜著道旁三三兩兩的民房和小賣部，與絕大多數城郊的景色并無兩樣。高秉涵沉默地坐在車內，注視著窗外流動的綠色，眼中是少有的興奮與急切：回來了，又回到老家來了！樹木、房屋、同車人員的交談、孫女們的嬉笑玩鬧……周圍的一切，在他面前都變得模糊起來，時間仿佛又回到了60多年前的那個夜晚：在父親墳前磕的三個響頭，那片總也走不完的玉米田，那條名叫花臉的大狗目送他遠去時的嗚咽，還有被夜色模糊的母親眼中的淚水······

離家——只因多吃了一口石榴，便再也沒能看到母親

　　初秋的臺北氣候宜人。

　　2016年9月12日，再過兩天就是中秋節了，我們抵達高秉涵在臺北的住所時，他大病初愈，精神看上去還不錯。兩個多月前，我們與他在山東一別，這是第二次見面。也許這個特殊的時間，讓他又想起了60多年前的那個快到中秋的日子。

　　1948年9月8日（農歷八月初六），13歲的高秉涵肩上背著小包袱，揣著一張初中新生入學證明，坐在馬車上離開了菏澤老家。內戰激烈，他的父親在地方沖突中被槍殺，母親擔心兒子的安危，決定讓他到設在南京的流亡學校讀書。

　　我還記得很清楚，離家前一晚，在外婆家里吃完送行的飯，母親偷偷牽著我的手到了高孫莊，我父親就埋在那里。到了墳前，母親讓我磕三個頭，一定要頭挨著地，磕響頭。母親就跟父親講，兒子要到江南去了，希望你在地下有知，保佑他平安回來。磕完頭，我們回到在高孫莊住的院子里，奶奶的房門還緊閉著。奶奶是絕對不會答應讓我走的，我是長孫，她的兒子已經沒了，兩個孫女也一走就沒再回來。當時天還沒亮，我就在院子當中，對著奶奶的房門磕了三個頭，向她道別。

　　磕完頭，母親要帶我返回城里坐車。家里有一條從小養大的狗，叫花臉，走的時候它一直跟著我，送我，攆都攆不走。經過一片玉米田，實在沒辦法，我就拿玉米秸打它，不讓它跟著。又走出去好遠，還能聽見花臉一直在對著我們叫，我對著它叫的那個方向大聲喊：花臉，再見！再見！趕快回家！趕快回家！這個時候，它就開始嗚嗚地叫，嗚——嗚——一直到現在，我都不能聽午夜時分的狗叫，每當夜深人靜，只要聽到狗叫，我就會掉淚。 

　　花臉早就不在了，只有那嗚嗚的悲鳴聲猶在耳畔。高秉涵也早已不再是那個13歲的懵懂少年，他已年過八旬，頭發斑白，身材瘦削，待人和藹而謙遜，唯有提到母親時會露出孩子般的眼神。60多年前的那個農歷八月初六，母親送他上車離家的那一天，他記了一輩子，也悔了一輩子。

　　我們連夜從高孫莊回城后，回到外婆家住的大院，一早要到東關去坐車。那時候是中秋前夕，院子里的石榴熟了。出門前，外婆順手摘了一個裂口的石榴塞在我手里：“春生，拿到車上去吃”。我是春天生的，春生是我的小名。母親牽著我的手送到東關外，馬車來了，一二十個同學都背著包袱上了車，我一上車就開始吃石榴。車子走出去30多米，坐在我旁邊的同學叫我，“高秉涵，你娘跟你打招呼。”我還在啃石榴，就是低著頭多啃了一口石榴，再回頭看的時候，馬車正好一拐彎，看不到母親了。我一下子把石榴扔掉，抱著頭大哭起來。

　　只因多吃了一口石榴，他便再也沒能看到母親。從菏澤到南京，輾轉廈門，最后到了臺灣，這一走就是永別。高秉涵說，這輩子，他再也沒有吃過石榴，再也不愿意吃石榴了。說著，他帶我們來到地下室，看看他一直保存著的媽媽的衣服。

　　我雖然13歲就來到臺灣，這么多年了，我卻始終感覺在臺灣是一個客人，我是菏澤人，那里才是我的家。要問我為什么這么想家，這么想媽媽，我也說不清楚，只是一種直覺。我現在每天都要到地下室，用頭頂一頂我母親的那件衣服，這樣等于在她懷里一樣。我保存的母親的老花鏡已經快風化了，這是我的寶。我要回家······

心聲——讓孩子們不要總有“臺灣跟中國是分開”的印象

　　時間回到2016年7月3日，濟南遙墻國際機場，大雨。候機樓的顯示牌上，陸續出現航班延誤、取消的信息。

　　15：00，從臺北飛往濟南的SC4098次航班沒有按時抵達，高秉涵的電話無法接通。

　　18：30，經歷了備降青島、重新起飛的SC4098次航班終于在濟南遙墻國際機場平安降落。剛下飛機的高秉涵看上去精神不錯，微笑著向等候在外的我們招手。

　　盡管比原定到達時間晚到了近4個小時，但高秉涵仍堅持立即趕往菏澤老家：“今晚一定要趕回去！”明天一早，他要帶兒孫們回高孫莊掃墓祭祖。

　　這不是他第一次回山東，也不是今年的第一次。今年清明期間，他還從臺灣抱回沉甸甸的骨灰盒，送到濟南長清的公墓安置。幫助已故的臺灣老兵葉落歸根，是他25年來的主要“工作”之一。自1991年以來，高秉涵已先后將100多位臺灣老兵的骨灰送回了他們在大陸的老家。“抱骨灰的人”，成為他最顯著、最受人尊敬的身份和標簽，他也因此被評為“感動中國2012年度人物”。

　　這一次，他的旅行箱里卻沒有骨灰盒，他是專程帶家人回老家的。妻子、女兒、兩個外孫女、兩個小孫女，祖孫三代7人，除了他和妻子以外，其他人都是第一次踏上故鄉的土地。對孩子們來說，這是暑假里的一次出游，但在高秉涵看來，則是他計劃了很久的一場“尋根之旅”。

　　這些年我回來過很多次，這次是非常重要的，是為了我這幾個在臺灣長大的孫女。28年之前，孫女們還沒出生呢，我就有個計劃：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帶兒孫們回大陸、回菏澤老家，告訴他們這里是爺爺出生的地方，這里是你們生命的源頭。

　　為什么我從28年前就有這個想法？這得從臺灣這幾十年的掌權人說起。蔣經國去世以后，李登輝開始修改教材，出了三本關于臺灣的書；到了陳水扁，直接把這些重新編寫的書變成了小學的歷史、地理、社會課本，這些書上面的去中化非常嚴重啊！我就發愁，孩子們沒讀書之前，爸爸媽媽的話都是對的，可一旦入學，老師、課本上講的就變成了真理，特別是這幾年，孩子們漸漸長大了，我越來越感到他們受到的“文化臺獨”影響太厲害。我想抓緊時間帶孫女回來看一看，起碼讓孩子們不要總有“臺灣跟中國是分開”的這種印象。

　　汽車飛馳在高速公路上，一路上談起這些，高秉涵雖然面帶微笑，但那笑里卻分明有一絲嘆息。從流落異鄉到成家立業，他半輩子的渴望從來不曾消減，期盼兩岸統一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事。今年5月，他為一家人訂好了從臺北到濟南的機票，等孫女們放了暑假就出發。啟程之前，他給我們打來電話，絮絮說起這次返鄉的初衷：希望在臺灣出生長大的孩子們能認祖歸宗、正本清源······

流浪——被人流裹上了最后一班去臺灣的船

　　1948年，深秋。

　　高秉涵不知道走到了哪里，也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部隊走過去了，難民走過去了，下著冷雨的深山里，只剩下他一人。

　　那些流浪的日子，現在講起來都是苦難的故事。我沒能在南京上學，流亡學校已經解散了，學生們一哄而散。因為母親囑咐過我，不能回家，要跟著部隊逃。有一次，天快亮的時候，隊伍里有人喊著“快起來趕路”，我就跟著那些兵排隊去盛煮好的稀飯。前面一個兵摔倒了，一缸子稀飯全澆在我腿上，另一個兵跟著絆倒，又是一缸子稀飯澆上來……那是剛剛還在鍋里煮著的滾燙的稀飯，我當時還穿著短褲。到了中午，兩條腿被燙得都腫起來了，我開始發燒，幾天以后，腿上就爛了，爛到生蛆，全是大洞，肉都被吃空了……當時我只有13歲，沒有醫療，沒有人照顧，很多次我都想到了自殺，太痛苦了，太痛苦了……

　　苦難的旅途給他留下了無法撫去的傷痕。他卷起褲腳，把小腿上的傷疤指給我們看，那黑色的傷疤一片連著一片。“這個肉是死的，摸著沒有感覺，都被蛆吃完了。”他輕輕放下褲腳說，最絕望的日子，全靠母親那句“娘等著你回來，一定要活下去”才撐了下來。后來，他遇到一個帽子上有五星的醫療兵，看著他這個十幾歲的小孩實在可憐，就帶他去泉水邊沖洗腿上爛掉的肉，又用兩個急救包進行了簡單的包扎。“當時很想謝謝那個兵，但是說不出口。”那個深秋，高秉涵跟著人群走過了6個省，2000多里路，一直走到廈門，被人流裹上了最后一班去臺灣的船。

　　剛到臺灣，到處都是難民，我怎么活下來的？一言難盡。因為年齡太小，又身無分文，曾經有三個月的時間，我就在臺灣火車站跟狗搶東西吃······沒有將來，過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怎么活。那年大年初一的早上，天不亮我就到山上去了，對著大陸，痛哭一場，大聲喊：娘——我想你——娘——我想你——

　　對話陷入了短暫的沉默。我們不知道該說什么好。高秉涵沒有掉淚，他的淚水早在每一個思鄉難眠的深夜里流盡了。60多年前背井離鄉的路，從秋天走到冬天，那么苦，那么難。然而，直到多年以后他才明白，再次回家，卻耗費了他半生的等待。

返鄉——這段回家的路，他整整走了43年

　　2016年7月4日，早上9點。

　　汽車穿過綠蔭掩映的公路，穿過莊稼地間修出的小道，停在了高孫莊的村口。高秉涵快步下車，帶著家人直奔高家老屋。

　　“這是堂屋，以前老奶奶住的地方，我小時候住在西屋，東屋是廚房。”他站在院子當中，為女兒和孫女們講解著。當年的老屋幾經翻修，如今是高秉涵本家的一個兄弟，77歲的高秉魁一家住著。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條，番茄、豌豆、黃瓜長得正旺，一小群雞鴨搖搖擺擺，惹得4個小孫女喜愛不已，拉住大人嘰嘰喳喳問個不停。堂屋的桌上已經備好了西瓜、甜杏，高秉涵向老家的親人們介紹著他的孫女們。家人們雖與這些孩子從未見面，然而，一種天然的親切卻禁不住流露出來。

　　高秉涵獨自走進小時候住的西屋，環視四壁，神色凄然。年幼時，母親時常唱的一首《寒衣曲》成了哄他睡眠的搖籃曲。

　　“寒風習習，冷雨凄凄，鳥雀無聲人寂寂。織成軟布，斟酌剪寒衣。母親心里，母親心里，想起嬌兒沒有歸期······”他輕聲哼唱起兒時的歌謠，站在西屋當中，佇立良久。

　　在臺灣那么多年，沒有辦法回老家，春生早已經不單是我的名字，它變成我的母親，變成我的空想了。一直等到兩岸開放，1991年我第一次回家。走到老家的村東頭，我弟弟停下車，他說，大哥你一個人到村里面走一走吧，還認識我們的家在哪里嗎？我在村口站了很久，想進去，又怕進去，真的是近鄉情更怯。后來，我走到村西頭，東張西望，有幾個老人在那里抽煙，有一個就來問我說，先生你找誰啊。因為我的家人都不在了，我就試探著說找春生。那個老人“哎呀”一聲說，高春生已經死在外地了，死了很多年了。我一看這個老先生很像我的堂爺爺，因為我知道我堂爺爺小名叫三亂，我就又問，那個三亂還在不在？他愣了，問我到底是誰。我說我就是高春生啊，我沒有死，我回來了。這個時候，我們就流著淚，笑著擁抱起來了。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從被母親送上南下的馬車，到再次踏上高孫莊的土地，這段回家的路，高秉涵走了整整43年。然而他日思夜想的娘，早在70年代末便已去世。這些年，他熬過了無數常人難以想象的痛苦和艱難，終于活著回來了，可是母親再也不能拉著他的手，喚著“春生”的乳名了。

祭祖——只為讓兒孫明白，血濃于水，根在這里

　　抱過上百個骨灰，看過無數的生死離別，但在母親的墳前，高秉涵仿佛又變回了那個13歲的無助小孩。

　　2016年7月4日，菏澤，高孫莊村外。

　　出了老屋，穿過玉米地、果樹林，沿著一排楊樹林走了不多遠，就到了高秉涵父母的合葬墓前。他將妻子、女兒和孫女們拉到身邊，面對墓碑，筆直地站好，大聲說:“爸爸媽媽，今天我把妻子、女兒、外孫女和孫女帶來了，來看您老人家。我帶孩子們來，是要讓她們知道，爺爺的家、爺爺出生的地方，爺爺生命的源頭就在這里。”他回頭望了望孫女們，接著說:“你們生在臺灣，但永遠要記住，你們的根在這里。爸爸媽媽，你們兩位老人安息吧，你們的兒孫后代都會以這里為根，他們永遠不會忘記自己的根！”他的嘴唇顫抖了，眼角是隱忍的淚光，他屈膝跪地，深深地磕了三個頭，如同60多年前的那個夜晚一樣。

　　祭拜過父母，高秉涵決定，當天下午帶孩子們去看另一位“母親”。

　　下午，車子開到一座大橋邊停下了，高秉涵招呼家人下車，沿橋往河中心走去。眼前，是一望無際的黃河，靜靜蜿蜒向遠方。“你們幾個小的快來看，這就是黃河，黃河之水天上來，這是我們的母親河啊！”他熱切地呼喚著幾個小孫女。

　　帶孫女來看黃河，是高秉涵這幾年以來愈發急迫的心愿。在老人心中，黃河不僅是中國最長的河之一，更是中華民族的起源，是我們共同的“母親”。有一次，他問上小學的孫女，“全國最長的河是哪一條”，小孫女回答是臺灣的濁水溪。這讓他非常震動，他意識到，小孩頭腦中的國家已經不是中國，而是臺灣。由此，他帶孩子們回老家認祖歸宗的念頭愈發強烈了起來。

　　最小的孫女今年10歲，我給她取名叫高佑菏，就是天佑菏澤的意思。佑菏剛出生的時候，她媽媽去辦理姓名登記，工作人員打不出“菏”字，輸入系統里面沒有這個字。怎么辦？我就去跟工作人員解釋，專門查了字典給他們看，我跟他們說怎么沒有這個字呢，菏澤的菏，就是這個字，最后終于登記好了名字。一定要用這個字的，就是為了紀念菏澤，紀念故鄉。

　　在臺灣思念菏澤老家的日子里，他曾將朋友從山東帶來的一點點黃土視為珍寶，放進茶水里分7次喝下。這次帶著兒孫們回到老家，讓孩子們聞一聞故鄉的泥土，看一看母親河的水，去他兒時的母校看一看，為聾啞學校捐款，到水滸城看老家的孩子們表演武術······這些精心的設計，只為讓兒孫明白，血濃于水，根在這里。

朝圣——臺灣的課本是去中化的，要讓孩子們親眼看一看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2016年7月7日，濟寧曲阜，“三孔”圣地。

　　在孔廟門前，高秉涵向孫女們講述了流傳千年的孔子文化。千年禮樂歸東魯，萬古衣冠拜素王。作為中華孔子圣道會榮譽會長，近年來，高秉涵幾乎每年都會來曲阜參加祭孔大典，看一看孔廟、孔府和孔林。

　　我每一次回家，都有一個工作的重點，4月份掃墓，9月份參加祭孔大典。我的四個孫女（外孫女）都生在臺灣，大的讀高二，第二個讀高一，另外兩個小孫女，一個讀小學五年級，一個是六年級。他們讀的書和課本里少了很多中國的東西，在她們的思想里，臺灣跟中國是分開的，這一點我覺得很遺憾。所以趁著暑假趕緊帶她們來，回來尋根，趕緊做完這件事，我才能心安。

　　講到這里，高秉涵有些無奈地一笑。“三孔”之游是他特意送給孫女們的禮物。老人用心良苦，孩子們也沒有讓他失望。游覽途中，他順口講起了孔子途經泰山，路遇婦人哭泣親人被老虎咬死，卻仍不肯搬家的故事。“苛政猛于虎！”年齡最大的外孫女一綾張口就說出了這個典故。“對對，就是這個故事，你們看姐姐都知道哦。”高秉涵夸獎著大孫女。一綾說，她是在國文課上學到這則故事的，小時候，爺爺奶奶還教過她三字經、弟子規等等。“弟子規，圣人訓，首孝悌，次謹信······隔太久了，現在記不太清了。”一綾背了幾句，隨后有些不好意思地笑起來。

　　尋根之旅沒有止步。7月8日，高秉涵一行又來到泰山。

　　“爺爺講過的五岳，有誰知道是哪些？”在南天門前，高秉涵特意叫住幾個小孫女，“東岳泰山、西岳華山、中岳嵩山······”他一字一字念叨著，隨即動情地向眼前一指，“你們在書本上讀到過多少次的泰山，就在這里，就在山東啊！”高秉涵此行選擇的都是山東具有代表性的景致和文化發源地，更是中華文化中的精華和瑰寶。臺灣的課本是去中化的，他要讓孩子們親眼看一看，這些讓人自豪的美景都是中華民族的，臺灣和大陸本來就是一家，分不開的。

　　回老家，到孔廟，登泰山，表示我的源頭在這里，我的子孫后代，她們的源頭也在這里。現在孩子年齡小，還搞不清楚這種文化，但是起碼在她們心靈深處，知道這是分不開的，這就是我這次最大的收獲。

　　　歸根——抱著老哥哥們的骨灰回大陸、回家，再難，也不覺得苦

　　2016年9月14日，臺北市軍人公墓，高秉涵已經數不清是第幾次來到這里抱骨灰回家。

　　在臺灣的前幾十年，回鄉無望，高秉涵和許多臺灣老兵一樣，能跟同鄉們聚一聚，就覺得分外親切。在菏澤同鄉會里，高秉涵是年齡最小的。起初，幾位老兵囑托他：如果將來有一天你能返回大陸，一定把我們的骨灰帶回去，帶我們回家。后來，離世的老兵越來越多，“抱骨灰回大陸”便成為高秉涵的一項重要任務。

　　我是老兵中的小兵，最了解他們的苦衷，臺灣不是他們的根，大陸才是真正的家，他們活著的時候已經做了游子，死了不能再做游魂。前兩個月，我去臺中抱一個骨灰，捧著骨灰出來的時候，我一路走一路講：老哥慢慢走，不要摔跤，馬上我要送你回家了。上了的士后，車子半天沒有動，我往前一看才發現，女司機在掉淚。她說，老先生我太感動了，這些老兵一定會感謝你的，真的是含淚相送。

　　在臺灣，老兵的骨灰一般都存放于深山中的軍人公墓，去一趟這樣的公墓，少說要花費一天時間。而且，骨灰壇都是大理石的，一個就重達10公斤左右，對于身高一米七五，體重僅40多公斤的高秉涵來說，費盡周折將這些骨灰壇帶回大陸，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為了送這些老哥哥們回家，這些年，他不知跑過多少次墓地，踏過多少里山路，甚至在風雨交加的夜晚，冒著生命危險獨自在墓地里過夜，更不用說花費過多少時間精力，辦理過多少繁瑣的手續，經歷過多么漫長焦心地等待。面對這些，他卻說，1948年是老兵大哥牽著他的手，一步一步走到了臺灣，如今他抱著老哥哥們的骨灰回大陸、回家，再難，他也不覺得苦。

　　在高秉涵的傳奇人生中，家國情懷是一個無法抹去的關鍵詞。

　　每個人都有家國情懷，盡管因為文化不一樣，有的深，有的淺，但家國情懷都是一樣的，是沒辦法分離的。

　　一個健全的家庭，就是一個健康的細胞，有了這些健康的細胞，國家才會健全；有了繁榮強盛的國家，家庭才能幸福美滿。我已經80多歲了，我要做的最后一件重要工作，就是想辦法把我的兒孫思想里的“臺獨”去掉，雖然沒有完全的把握，但起碼不要讓他們“中毒”太深。

尾聲

　　2016年7月11日，濟南遙墻國際機場。

　　“謝謝你們，真的感謝你們，我很快會再回來。”送君千里終須一別，航站樓前，高秉涵一一握住我們的手，鄭重道謝。

　　“再見啦！再見啦！”候機大廳內，高秉涵的幾個小孫女略顯羞澀地揮著手，千言萬語，都化作一句“我們還會再來”。

　　一家人向海關柜臺走去。行了三五步，高秉涵駐足轉身，隔著熙熙攘攘的人群，再次跟我們揮手道別。

　　此時，我們的眼睛禁不住濕潤了，耳邊仿佛又響起了高秉涵三年前寫的那首詩：

　　生在魯國菏澤城，流落臺島苦讀經。

　　異鄉做客逾甲子，猶恐不見九州同。

　　》訪談視頻——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