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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高福一

　　山東省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綜合國力顯著提升。但經濟長期高速增長也累積了諸多問題和隱患。一方面產能過剩、結構失衡、效益下降、環境污染、風險加大等問題開始凸顯，制約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我國長期實行的刺激總需求的宏觀調控手段的成效不斷弱化，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單純依靠需求管理已經無法有效化解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矛盾。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準確把握國內外發展形勢的基礎上，堅持問題導向、趨勢導向和目標導向，作出了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決策部署，開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征程。

　　1、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遵循規律，具有高度的科學性。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GDP增速有4次連續2—3年低于8%：第一次是1979—1981年，第二次是1989—1990年，第三次是1998—1999年，這3次回落主要是受外部短期因素影響，總量不足依然是主要矛盾，通過實行需求管理政策很快回到了高速增長的軌道。第四次從2007年3季度開始到現在，GDP增速從14.4%下降到去年的6.9%。中間我們運用刺激政策出現了一個短暫的V型反轉期，但隨后又開始回落，進入“三期疊加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面對產能過剩與有效供給不足并存，需求管理邊際效益遞減的挑戰，明確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戰略取向，恰逢其時，遵循規律，充分表明黨中央對我國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更加深刻，具有高度的科學性。

　　2、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順應趨勢，具有高度的前瞻性。金融危機后，全球各經濟體經濟增長放緩，各國首先都是采取極端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但成效低下，復蘇乏力，各國轉而采取新的政策應對危機，世界經濟已經進入結構性改革的新階段。去年11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APEC會議上指出，要解決世界經濟深層次問題，單純靠貨幣刺激政策是不夠的，必須下決心在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得到廣泛認同。美國通過“再工業化”戰略，先后啟動了“先進制造業伙伴計劃”和“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加快建立官辦與民辦相結合的區域制造業中心，全力推動工業互聯網，加緊搶占世界高端制造業制高點；德國大力實施工業4.0戰略，通過充分利用信息通訊技術和網絡空間虛擬系統——信息物理系統完成大生產，把制造業進行跳躍式的升級；法國實施“新工業法國”戰略，日本則提出了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為主導的新增長策略等，這些戰略的實施本質上都是更加注重供給側的管理，通過結構性的調整占據產業發展制高點，培育新的經濟增長動力。當前，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與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交匯，明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發展主線，順應了世界經濟結構性調整的大趨勢，順應了科技革命突破和產業結構升級的大方向，具有高度的前瞻性。

　　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面向未來，具有高度的戰略性。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總攬全局、運籌帷幄，以強烈的歷史使命感謀劃未來，明確了“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發展是第一要務，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是根本保障。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更高層次上優化供需動態平衡機制，才能在保持較長時期中高速增長的同時不斷邁向中高端水平，確保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目標”，為向“第二個百年目標”邁進奠定強大的物質基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瞄準了“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瞄準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高瞻遠矚，具有高度的戰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