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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競技體育重要賽事排行榜上，奧運會毫無疑問排在首位。但隨著體育產業、職業體育的不斷發展，競技體育一些項目從體制內走向職業化市場，是四年一屆的全運會更重要還是去國外參加網球四大滿貫抑或參加中超、CBA這樣的職業聯賽更重要，或許大家的答案就不一致了。

　　早些年，由于奧運會、全運會的獎牌直接計入地方體育局的量化考核目標中，和職務升遷、獎金分配以及重點項目調整直接相關，因此地方體育主管部門對全運會獎牌“錙銖必較”，不僅使得職業體育為全運會“讓路”成為國內體壇的“潛規則”，還出現了服用興奮劑、棄賽罷賽等情況。而不少職業賽事運動員因為“不情愿”被征召出征全運會，“出工不出力”的情況同樣存在。

　　隨著中國體育改革的不斷深入，市場化、職業化的浪潮沖擊著體制內的堅冰，全運會與職業體育之間難以協調的矛盾逐漸減少，從“破冰”“松綁”走向了良性的互動互助。雖然這樣良性的互動互助方興未艾，但競技體育在體制化與職業化的道路中有更多的選擇，讓中國體育有了更好的期望和憧憬。

　　政府購買服務成為全運會與職業體育融合發展的關鍵之道。從高爾夫到足球再到籃球，政府購買使得地方體育部門不用再對這些項目“大包大攬”，而是可以放心地交給職業俱樂部。而這些職業化發展程度高的運動隊，也不再是被動地為地方體育部門爭金奪銀，而是既為地方體育爭了“面子”，又為梯隊建設掙了“里子”。

　　在今年天津全運會的男足U18和U20的項目中，上海代表團就通過政府購買服務，讓老帥徐根寶帶領他的青年軍和上港俱樂部青年梯隊站上了全運會舞臺，而這兩支隊伍的表現也是非常亮眼：老帥徐根寶帶領上海U18男足奪得了該項目冠軍，而成耀東率領的上海U20男足則以小組第一晉級四強。

　　對這些不到20歲的足球小將來說，全運會不僅是他們嶄露頭角的舞臺，同時也是吸引國家隊和俱樂部高層目光的時刻。在男子U20小組賽中，國足U20領隊孫繼海就在場邊觀戰，考察和挑選U20國家隊的成員，上港俱樂部的總經理隋國揚、青訓總監麥斯同樣在看臺上觀戰。

　　在上海U20男足對陣江蘇的比賽中獨中兩元的小將江子磊賽后接受記者采訪時就表示，全運會的舞臺對將要走上職業聯賽道路的年輕球員來說非常重要，“一方面通過比賽積累經驗，取長補短，總結提高；另一方面，也是展現大家技戰術水平的好機會，所以我的目標就是打好每場比賽，多進球”。

　　全運會與職業體育正越來越互動融合，互助發展。一方面，全運會為青年職業運動員提供展示的舞臺，成為他們走向職業化的前哨站；另一方面，著名職業運動員征戰全運會，也為全運會帶來了很高的關注度和市場價值，使得全運會不再完全是“自娛自樂”的體制內賽事。如果說張繼科、馬龍、林丹這些超級巨星難免還有“體制內”的身份，那如周琦、郭艾倫、易建聯和劉煒則是職業化球員的代表。這些明星運動員在全運會賽場上的競技，不僅讓全運會賽事更加“吸睛”和“吸金”，更讓各地的體育迷們對家鄉代表團平添歸屬感。

　　對職業選手，全運會比賽的時間安排也更為人性化。例如，全運會男女網球單打比賽就安排在八月中旬，王薔、張帥等職業運動員不僅可以參加八月底開始的美國網球公開賽，還可以把全運會的賽事當做很好的測試賽、熱身賽。

　　“投之以木桃、報之以瓊瑤”，職業化同樣很好地服務了全運會。天津全運會江蘇女排霸氣十足，決賽中輕松地以3：0戰勝上海隊奪得冠軍。這支被稱為“小國家隊”的江蘇女排，擁有惠若琪、張常寧、龔翔宇等國家隊主力球員。談到江蘇女排的成功，江蘇省體育局局長陳剛表示，正是2014年江蘇女排成立了職業俱樂部，使得職業化的發展帶動了女排隊伍的成長。“俱樂部管理體制改革就是要把專業的事情交給專業的人去辦，正是排球管理體制機制的改革，釋放了江蘇排球的能量，職業化成為江蘇女排問鼎全運會的有力保障。”陳剛說。

　　但全運賽事與職業體育之間有些矛盾依然存在，比如全運會打亂了不少職業運動員參賽安排、地方體育工作的統計口徑等。但本屆全運會針對其中一些也做了不錯的嘗試。比如說體制內體育投入過大而群眾體育投入不足的問題，本屆全運會首次設立群眾賽事，激發了大家關注和參與的熱情，勢必也將帶動群眾項目的發展；再比如針對體育人才的“地方保護主義”，通過跨隊交流、聯合組隊等方式來打破壟斷，也不啻為有益嘗試。應當看到，目前而言，這些嘗試尚不能根本性解決矛盾，這也意味著體育改革前進的腳步不能停滯。

　　全運會與職業體育，在體育改革的春風下，已不再是矛盾激烈的對立面，在春風化雨里，日益成為互動、互補、互助的“好哥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