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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要抓住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時機,抓緊推進我們村的新農人培訓中心項目,項目負責人要盯緊了,盡快把項目規劃完善好……”6月4日早上6點,代村辦公樓會議室,19年來該村每天雷打不動的“兩委”干部早例會開始了,王傳喜與班子成員和項目負責人商討著一天的工作。

　　打開王傳喜辦公室的柜子,190多本工作筆記,碼放得整整齊齊,記錄著19年來他一路走來的點點滴滴。

　　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既然我當了書記,就一定要帶領大家過上和城里人一樣的好日子!”上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大潮甫興,而代村由于沒跟上時代步伐,每況愈下,村集體負債380萬元,村民對村干部有意見,人心渙散,經常上訪,村里治安也很差。生于斯,長于斯,王傳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1999年,31歲的他臨危受命,當選村主任,此后又當選村黨支部書記。憑著一腔熱情,王傳喜立志帶領全村,干出個樣子來。

　　“我上任第3天就開始接法院傳票,兩年里出庭了100多次。”對上任之初的情形,王傳喜記憶猶新。越是艱險越向前,他沒有退縮,而是迎難而上。他團結帶領村“兩委”干部,挨家逐戶走訪,廣泛聽取黨員群眾意見,把村民反映強烈的問題列了大大小小80多項。

　　經過調研他發現,田地不均,是限制代村發展的根本問題,也是第一塊難啃的“硬骨頭”。“當時有的村民一口人兩三畝地,有的卻只有兩三分,相差近十倍,大部分群眾感覺不平衡、有意見。”他下決心從這個村民最想解決的問題入手,提出重新調整土地。

　　明擺著的好事,卻遭到村干部們的一致懷疑,都說成不了:那是動農民的命根子,人少地多的戶能干?

　　有人登門叫罵,飛石、恐嚇信,接連而至,妻子劉會芳精神幾近崩潰,在壓力之下喝了農藥,幸運的是被搶救了過來。但這一切并沒有使王傳喜退縮,“這事干不成,我們就成了代村的罪人!”他堅定地說。

　　2000年初,王傳喜帶領村干部一邊反復研究制訂土地調整方案,一邊積極做群眾思想工作,盡可能尊重村民意愿。在土地調整期間,村干部和村民小組成員吃住都在地里,光木樁就打了近萬個。一戶兩塊田,一塊好點的一塊差點的,所有村民抓鬮選地,公開公正透明。村民信服了,“這回分地有真事兒”。就這樣,土地調整順利完成。

　　“通過這件事兒,奠定了我們這一屆村‘兩委’班子的群眾基礎,大家對我們這個班子都很信服,樹立了村干部的威信。”回憶起這段往事,王傳喜十分感慨:老百姓的工作好不好做,關鍵是看黨員干部能不能做到“真”和“公”,只要我們沒有任何私心,干的是一碗水端平的真事兒,一定能把事干成。

　　“公生明,廉生威。”王傳喜經常拿這句話告誡村干部,并“約法三章”:村里的工程絕不許親朋好友插手,惠民政策絕不因沾親帶故徇私,干部選用絕不讓直系親屬沾光。建立了以黨支部“提事”,村委會“議事”,黨員和村民代表大會“定事”,村務監督委員會“監督事”的工作機制,以及村務公開制度,真正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王傳喜用實際行動踐行著一名共產黨員的社會責任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忘黨員身份,不負群眾重托,王傳喜時刻嚴于律己,同時也嚴格要求村干部,做到手不長、嘴不饞、心不貪。19年來,在王傳喜的帶頭示范下,“兩委”班子經歷過六次換屆選舉,除正常退休外,沒有一人因非正常原因落選。村干部經手的錢物上億元,沒有一人因此栽跟頭,更沒有群眾說三道四。

　　為更全面發揮村級黨組織的整體戰斗力,王傳喜還根據無職黨員的特長和崗位需要,在村里設立“社會治安崗”“文明新風崗”“舊村改造崗”等崗位,實行黨員幫帶聯系戶制度,讓每名黨員都有發揮作用的平臺,無論是土地調整還是舊村拆遷,都發動黨員帶頭簽協議,有力推進了各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