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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正圓中國夢》選載

　　把民族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以是中國人而自豪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到底由哪些思想組成？讓我們先從“復興”這個詞說起。在中國，“復興”一詞并非源自深奧的儒家學說，盡管該學說提出過實現戰國時代大一統、建立強大帝國的愿望。它也不是在鴉片戰爭和列強侵略中國時期，由康有為、梁啟超和其他革命者提出的，盡管這一時期在清王朝統治之下的中國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復興”思想出自一位推翻清王朝統治、建立中華民國的革命黨人孫中山。孫中山和他的戰友從革命斗爭一開始，就創立了“興中會”。而“興中會”這個名稱中的“興”字指的就是“復興”。在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取得勝利后，中國又贏得了抗日戰爭（1931—1945年）的勝利。當時，民族復興的思想非常流行。

　　“復興”一詞與那些同孫中山并肩作戰取得1911年革命勝利的民族革命志士密不可分。中國共產黨勝利后，這一思想仍有追隨者，南京每天都有數千人赴中山陵拜謁中華民國第一位大總統。事實上，孫中山的思想在毛澤東時代并不是很流行，那時推崇的是這位新中國奠基人的功績和新中國意識形態。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其中包含了三個核心要素，即民族、民權和民生。“民族”主要是指推翻清朝統治，使中國擺脫落后、軟弱和民族屈辱。在1911年底推翻清朝政府后，1912年1月1日，宣布成立中華民國，孫中山被其支持者們推舉為首任總統，并很快舉行了議會選舉。因此，實現了“三民主義”中的“兩民”，即“民族”和“民權”。更為艱難的任務是解決“民生”問題，改善人民生活。孫中山建設民主國家的嘗試，被此后持續多年的國內戰爭打斷。

　　動蕩加速了人民尋求最佳發展道路的步伐。1912年8月，國民黨成立，同時涌現出許多社會主義團體和報刊，對當時正在發生的俄國革命給予密切關注。在俄國內戰尚未結束時，布爾什維克和共產國際的特使就已與中國國民黨領導人和社會主義團體建立了聯系。1921年7—8月，在共產國際代表幫助下，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在上海舉行。1923年，孫中山再次領導國民政府。此時，莫斯科派出使節與之接觸，其中包括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格奧爾基·契切林。孫中山在給他的信中說：“我非常關注貴國的情況，特別是貴國的蘇維埃組織、軍隊和教育。”

　　此后，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領導人便開始前往莫斯科求教，蘇聯建立了很多培訓中國干部的中心。蘇聯很快將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的重要作品和科學技術文獻譯成中文。布爾什維克思想和組織方式后來影響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很多年。盡管國共兩黨間很快產生敵意，但莫斯科方面仍持續為兩黨提供幫助。當中國抗日戰爭（蘇聯將中國視為抗擊德日法西斯的“第三條戰線”）結束后，斯大林把賭注壓在共產黨身上。1945年，在共產黨控制的東北地區，蘇聯紅軍將其占領區內繳獲的日本關東軍武器轉交給他們，這增強了中國共產黨在與得到美國支持的國民黨作戰中的地位。

　　1949年，國民黨逃到臺灣，開始以“國父”孫中山的治國模板治理這一地區。實際上孫中山的一些想法與毛澤東本人的想法十分相似，20世紀50年代末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毛澤東顯然受到孫中山“革命建設是非同尋常的，是加速前進的”觀點影響。孫中山在其著作中曾多次表示，“中華民族是最偉大和最有才華的民族”，中國有能力通過躍進式發展，趕超最發達的國家。不過，毛澤東并未遵循孫中山的臨終遺訓，孫中山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認為“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于社會上大多數的利益相調和”。

　　孫中山思想遺產被用于實踐是在毛澤東去世后，以鄧小平為首的元老們接過權力后。“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在推出和實施最初綱領時，便實現了孫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把土地分給農民，實現了“民生”目標。在保持共產黨執政的條件下，鄧小平及其繼承者建立了自由經濟模式，證明了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共產主義”是對的。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吸收了以“三民主義”為基礎的臺灣發展的經驗，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臺灣被稱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其中“經濟特區”的建立加快了中國的發展，而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戰友，積極參與了“經濟特區”建設。

　　如果說孫中山的學說在經濟領域取得很大成功的話，那么孫中山的學說及其所建立的政黨在對民眾進行意識形態動員方面是否還會同樣有效？2014年2月，習近平在會見國民黨名譽主席連戰時說：“把民族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做一個走到哪里都受到尊敬的堂堂中國人，是近代以來中華兒女為之奮斗的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是孫中山先生的夙愿，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夙愿，也是近代以來中國人的夙愿。我們說的中國夢，就是這個民族夙愿的生動表述。”這不是無的放矢。

　　孔子：中國人的“萬世師表”

　　如果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復興”一詞來自孫中山的偉大革命思想，那么“文明之邦”則出自中國偉大的保守主義思想家孔子。孔子的儒家學說對于中國文明的重要性，僅從人們尊其為“圣人”“至圣先師”即能切實感受到。早在“中國夢”提出前，鄧小平（江青曾把鄧小平說成是孔子的追隨者）剛剛復出之時，儒家學說便已開始復興。

　　在中國，孔子的名字與民族興衰息息相關。遵從儒家學說的清王朝，在建立之初擁有西藏、蒙古和新疆并大大擴展了中國版圖，對于中國的革命者來說，其最后崩潰的重要原因是尊孔。從19世紀中期開始，大清帝國從一個強大的中央王朝變成了與歐洲列強和日本屢戰屢敗的國家，最后在1911年被推翻。革命家們認為中國落后和失敗的原因正是由于遵從“僵化的”儒家學說，由此提出廢除存在了幾百年的儒學國家考試制度，甚至想廢除保證世代傳承的漢字。國內戰爭和日本侵略打斷了與“孔子信條”的斗爭，但反孔聲音一直存在，并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特別是“批林批孔”（1972—1976年）時發展到可怕地步。

　　毛澤東在青少年時期曾受過儒學教育，熟知《論語》和《大學》《中庸》《孟子》——它們被稱為儒學經典“四書”。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毛澤東曾不止一次地靠近“先師”的思想。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期，毛澤東很多作品使用了儒家學說的“大同”。“大同”思想也正是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目標——消滅私有制。儒學中“孝”這種界定家庭和社會關系的原則，很典型地體現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蘇關系——“老大哥和小兄弟”上。黨的權力體系以及毛澤東后來建立的國家，不僅采納了共產國際和蘇聯專家的建議，同時也引入了孔子所提倡的社會等級觀念。

　　毛澤東，這位湖南農民的兒子，成為中國的新“天子”，像歷史上反對儒學的中國第一個皇帝秦始皇一樣。在孔夫子逝世200多年后，秦始皇征服了所有諸侯國而一統天下，秦始皇下令“焚書坑儒”，清除儒學及其作品。毛澤東在執政時，也傷害了一批黨和國家領導人、科學工作者，并很快開始了破壞文化及其承載者——知識分子的全民運動。也許“偉大舵手”想擺脫中國傳統文化，引入來自西方的馬列主義，并加以改造形成新的學說，而他本人則成為這一學說的創始人和新的孔夫子。順便插一句，著名的《毛主席語錄》容易讓人聯想到《論語》。

　　1976年毛澤東逝世，江青被逮捕，“四人幫”垮臺，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結束流放生活，重返政治舞臺，把中國社會和經濟生活引入正軌，并描繪了光明前景。與此同時，與繁榮的社會經濟發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人民的“思想真空”。共產主義思想在毛澤東時期的經濟試驗和壓制下聲譽受損，而傳統宗教被禁止。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以其宏偉的氣魄和卓越的政治遠見，提出建設“小康”的目標，在儒家經典學說中被稱為“小康社會”。2021年達到“小康”是在經濟方面實現“中國夢”的“百年目標”之一。

　　鄧小平用“小康”概念來證明“改革開放”戰略目標是否實現的想法并非偶然。他一直是個實用主義者和實踐家，而不是教條主義者。他沒有時間來創建自己的哲學和經濟學理念，但鄧小平看到了把孔子遺訓付諸實踐的成功例子。

　　新加坡國務資政李光耀利用新加坡有限自然資源創造出經濟發展奇跡，其秘訣便是“國家儒學工程”。在1994年舉行的“紀念孔子誕辰2545周年紀念大會暨國際儒學會議”上，李光耀指出：“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過儒家價值觀的熏陶，我們是無法克服那些困難和挫折的”。

　　另一個把儒學的國家觀念付諸實踐的例子是臺灣。在敗給共產黨后，蔣介石及其追隨者把經濟社會的基礎定為“小康”。到20世紀70年代末，臺灣與韓國、新加坡和香港（同樣也是推行儒家文化的地區）并稱為“亞洲四小龍”。

　　1978年12月，鄧小平宣布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在第二年會見精通儒學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鄧小平正式宣布了“改革開放”與“小康”的密切聯系。他親自闡釋了“小康”理念：“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在隨后的幾年中，“小康”概念被中國經濟學家視為不同于資本主義“高消費、高消耗”模式的一種特殊的消費和生產模式。

　　中國社科院原院長馬洪認為，“我們要追求的是在較高收入水平的情況下，較好地滿足人民需求，推動人民建立社會主義消費模式，也就是中國式小康”。俄羅斯儒學研究的領軍人物彼列洛莫夫這樣評價鄧小平提出的中國發展戰略：“‘小康’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象征。鄧小平成功地激發了全社會能量，并使這些能量注入到新的發展路線——實現國家的現代化。”

　　孔子：習近平的先師

　　自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伊始，習近平就很推崇孔子及其學說。這位先賢夢想有朝一日能消除各諸侯國間的敵對，實現普天之下的繁榮與和諧。或許，他很樂于收習近平為自己的得意門生。要知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充滿著儒家思想的精神。這位先賢或許也非常樂于從遙遠的過去世界向習近平闡釋“善與惡、君子與小人、人內心和諧、家庭和諧、國家和諧……”的道理。習近平似乎很樂于通過讀孔子著作的方式與這位先師交流。這一點可以從習近平系列講話中旁征博引《論語》及其他儒家經典語句中得到說明。習近平2014年“五四”青年節在北京大學演講時，創紀錄地引用了20次。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習主席發展了這一學說，倡談主流價值觀，號召青年一代要在主流價值觀指引下，創造屬于自己的生活和中國的美好未來。我們這個時代的價值觀（愛國、進步、民主、科學）與中華民族的四項傳統美德（禮、義、廉、恥）是一致的。“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也是孔子和莊子所倡導的。

　　歷經幾千年的發展，中國人形成了獨特的價值觀體系，習近平將儒學價值觀一 一列出：“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君子喻于義”“君子坦蕩蕩”“君子義以為質”“言必信，行必果”“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德不孤，必有鄰”“仁者愛人”“與人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貧濟困”“不患寡而患不均”。

　　此外，習主席還多次引用孔夫子的繼承人、古代哲人孟子的言論，以及20世紀思想家毛澤東、作家魯迅和教育家蔡元培的名言。在當今時代，堅持傳統價值觀有助于年輕人在人生起步時不犯錯誤。“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樣”，習近平幽默地說，“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錯了，剩余的扣子都會扣錯”。

　　習近平在去孔子的家鄉曲阜參觀時，特別強調了自己對孔圣人和儒家學說的理解。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國的皇帝甚至非漢族（女真族、蒙古族、滿族）的王朝統治者，都去曲阜拜謁孔府、孔廟和孔林，以示對圣人的尊敬。中國領導人從未以官方或個人名義拜訪過這些圣地。2014年9月24日，習近平借曲阜舉辦“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之機到了那里。他在大會上發表了演講，內容是關于繼承儒學中的和平與發展理念，并將其運用到當代中國共產黨實踐中。習近平指出，“中國人民的價值觀和精神世界，是始終深深植根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沃土之中的”，而“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

　　未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這一思想內核還將會得到習近平主席、其他領導人及學者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古代先賢的其他一些思想或現代理念也將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觀、儒學的國家學說增添新的內涵。例如，在反腐敗的斗爭中，作為法家思想的奠基人——商鞅（公元前390—前338年）的思想則較為適用。商鞅曾是儒家思想的反對者，他倡導治理國家不能仁慈，而要用嚴酷的手段。通過推行變法，他幫助秦國統一了六國，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大秦帝國。雖然現在需要對那些崇尚“儒家思想”的古代帝王的著述以及老一輩中國共產黨經濟理論家和實踐家的著述做一番新的解讀，但不管怎樣，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推出兩年之后，很明顯，我們正以一種全新的視角來研究中華民族的歷史經驗和發展前景。

　　“中國夢”不屈從于“普世價值”

　　在找到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復興和發展最佳模式之后，中國開始建立自己獨特的價值觀體系。該體系被賦予了“中國夢”這一稱謂，而其內涵在不久的將來會得到進一步豐富。但是，今天有一點已明確，中國正在走出“普世價值”的藩籬，雖然這種價值觀早已被載入西方文明史冊，并通過十字架或利劍強加給世界其他地區。

　　隨著歐洲的衰落，救世主的角色轉由美國來扮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決定在世界各地強勢推行新自由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宣告此乃人類發展的最佳途徑，是對“歷史的終結”。美國利用西方思想家和法學家推出這種“普世價值”，成立了各種各樣的非政府基金，運用“第四權力”發表批評言論，甚至經常用直接的軍事干預或借自己控制的國際組織對他國進行經濟制裁或用武力“強制推向世界”。

　　蘇聯與西方的霸權主義意識形態斗爭了70年，基于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創立了自己的“列寧主義”意識形態，形成了自己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然而，西方“普世價值”的強勢侵襲，加之蘇聯領導人在捍衛國家利益和經濟管理方面的無能，引起了民眾的普遍不滿，分裂態勢不斷蔓延，最終導致了國家解體。

　　中國已認識到，因循蘇聯模式是危險的，中華文明也越來越面臨“普世價值”的威脅。幾十年來，香港和澳門的華語電視節目一直向中國人的頭腦中灌輸西方主流的行為和趣味模式。譯制成中文的好萊塢影片無不充斥著美國生活方式的泡沫。幾億中國人都在學習英語，試圖觸碰到“美國夢”。幾十萬中國學生赴美國和其他英語國家留學，回國后成為“普世價值”的擁躉。

　　北京方面評估了其他文明對幾代中國人思想影響的程度，采取系列措施減少西方電影和電視節目流入中國。但是，最重要的還是為當代社會提供了一個能夠取代“西方夢”的“中國夢”。這個“中國夢”凝聚著中華五千年文明的精髓。

　　如果“中國夢”取得成功，它將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道成為具有極大吸引力的模式。許多認識到西方“普世價值”的危機，追求精神與物質發展新路的人們都將對“中國夢”著迷。（〔俄羅斯〕尤里·塔夫羅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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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訪列·謝·彼列洛莫夫教授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俄羅斯孔子基金會主席，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歷史學博士，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獲得者）

　　尊敬的列奧尼德·謝爾蓋耶維奇，您可以說是將畢生精力貢獻給了對中國社會精神生活的研究，為俄羅斯中國儒學乃至整個東亞儒學的研究奠定了基礎。習近平自領導中國以來，所提出的“中國夢”構想似乎不僅開啟了中國政治生活的新階段，也開啟了中國人精神生活的新階段。這一理念中哪些內容源于中國哲學的主流思想？既然名為“中國夢”，這一理念有哪些中國特色呢？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國夢”，是對中國傳統世界觀的升華。“夢”作為一種對社會的描述，可以在古代先賢著作中找到，中世紀文學作品中也有描述。在明代，被稱為中國莎士比亞的思想家和劇作家湯顯祖（1550年至1616年）就曾在其作品中闡述了夢想社會的愿景。在他眾多的戲劇作品中，最受大眾喜愛的是包括《邯鄲記》和《南柯記》等在內的《玉茗堂四夢》。借助這些受歡迎的戲劇，人民不僅了解了中國古代的歷史事件，也掌握了儒家文明的道德觀念。

　　湯顯祖描繪了一幅現實畫卷：一位貧苦的農民，在寒冬連御寒之衣這樣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沒有。他也沒有能下地干活的馬，小馬駒瘦骨嶙峋，看起來像條狗，地里已雜草叢生。作者在隨后的文章中描述了夢想的國家：勞役和賦稅大大減輕，所有的人都平等相處，農田豐收，糧食滿倉。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百姓和官員能很容易地找到共同語言。物產豐盈，一片祥和之氣。花園整潔，池塘清澈，房屋猶如樹木般鱗次櫛比，筆直的街道上人山人海。裝飾有古代器物的宮殿和廟宇比肩而立。到處彌漫著甜美的香氣，空中飄蕩著佛堂圣歌的優美旋律和頌揚國家的美妙歌聲。

　　“先國后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國人的文化基因決定了他們都將國家利益置于最高位置。只有一個強大而穩定的國家才能為每個人、每個家庭和全體國民提供幸福生活。習近平提出“中國夢”、鄧小平提出“小康”等理念都是源自儒家學說。儒家學說對歷代中國人的世界觀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是應當民為國，還是國為民？孔子推崇后者，要求君主實行人性化管理。而其他圣賢如商鞅等，則建議統治者應采取嚴厲的統治政策。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做法，摧垮了整整一代中國精英，打擊了年輕時便立志遵從儒學、報效國家的干部。與此同時，多年來還在中學、大學和媒體上進行密集宣傳，要求根除儒學中的人本主義和其他一些基本思想。

　　這樣做的后果，在當代中國正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就拿貪污受賄來說，服務于國家和人民的官員不應為了酬金而工作。現在，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在考慮為國家服務時，更愿意找高報酬的工作。當注意到習近平從幾年前就開始加緊復興儒學時，我感到非常高興。

　　中國的新領導人正帶領人民回歸本真。近200年來，中國經歷了堪比地震或洪水的可怕沖擊。災難發生后，連黃河和長江也改了道，但它們的源頭并沒有斷，支流不斷匯入，波濤洶涌奔向大海。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也是如此，雖然方向發生了變化，但仍然指向前方。

　　仔細閱讀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的著作《習近平談治國理政》，會發現里面引用了很多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尤其是古代思想家的名言警句。毫無疑問，排在首位的是孔子的著作。當我還在列寧格勒大學求學的時候，我的一篇學期論文就是翻譯儒家經典《四書》中的《中庸》。那是20世紀60年代，“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但我的導師謝·葉·亞霍托夫、弗·謝·科洛科洛夫、尼·阿·斯別什涅夫和列·尼·緬希科夫，堅持教授我們中國古文、古代經典文學和哲學。他們常說，建立在中華文明基礎上的圣賢學說一定會復興，學習這些經典對我們將十分有益。您對此怎么看？儒家學說對習近平及其世界觀的影響有多深？

　　我注意到，2013年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去了孔子的故鄉——曲阜，在那里與孔子研究院的專家學者座談。他認真聽取了學者的發言，發表了講話。他還帶了《論語詮解》和《孔子家語通解》兩部書回北京，說要仔細看看。前不久，習近平出席國際儒學聯合會會員大會開幕會并發表演講，對孔子創立的儒學，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給以充分肯定。他這種對幾千年前先師的由衷崇敬，給我留下很深印象，讓我感動。

　　我從“中國夢”這一概念中、從習近平經常引用的先師名言中強烈意識到，他致力于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框架下把儒家學說和馬克思主義融合在一起。在此，正是孔夫子學說中的愛國主義有助于加強大陸、港澳臺地區和海外華人之間的相互理解與合作，建立用漢字書寫規范和儒學統一起來的大中華。

　　在我看來，中國正在建設儒學的社會主義。中國將向其他地區，特別是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提供自己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