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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辦好農村的事情,關鍵在黨。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山東代表團審議時指出,要推動鄉村組織振興,打造千千萬萬個堅強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培養千千萬萬名優秀的農村基層黨組織書記,深化村民自治實踐,發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確保鄉村社會充滿活力、安定有序。
　　黨管農村是做好“三農”工作的重要政治優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山東加強和改善黨對“三農”工作的領導,堅持黨管農村,著力提高新時代黨領導農村工作能力和水平,把“重中之重”落到實處。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歷史擔當,穩扎穩打、久久為功,一步一個腳印把鄉村振興推向前進。
堅強組織
　五級書記共抓鄉村振興
　　提高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戰斗力,就要充分發揮好鄉村振興中黨組織的核心地位和先鋒引領作用。為保證鄉村振興戰略有效實施,山東不僅識變應變,還主動求變——調整省委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省委書記任組長,省長任副組長,一名常委任專職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成立省委農村工作委員會,統籌推動鄉村振興各項任務落實。各市縣黨委也按此調整機構,配備力量,實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推進機制,五級書記共抓鄉村振興。
　　黨的力量來自組織,組織能使力量倍增。農村富不富,關鍵看支部；支部強不強,關鍵看“頭羊”。以堅持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為導向,山東建設以基層干部和新興力量相結合的農村工作隊伍。高質量搞好村“兩委”換屆選舉,深化“第一書記”和駐村工作隊制度,對沒有合適人選的散亂窮村,從黨政機關選派優秀干部到村任黨支部書記。
　　“那時候村里沒人看好她,男人都管不了的窮亂村,女人能行?”對于泰安市泰山區東孫村村黨支部書記米培蓮初上任時的場景,78歲的村民楊學禮記憶猶新。“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入黨宣誓時說過,在黨最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都能獻出生命,我遇到的困難遠沒有那么嚴重；對于個人而言,東孫村是生我養我的地方,我更應該干好這份工作。”米培蓮告訴記者,憑借著信念,她在后來的工作中,團結帶領“兩委”成員,遇到困難迎頭解決,用行動消除質疑。
　　米培蓮在村里深入開展了“強黨性,公開承諾；強服務,積極踐諾；強監督,嚴格評諾”的“三強三諾”活動,號召全村黨員充分發揮表率引領作用,積極為村民和村集體服務。隨后的五年里,米培蓮帶領“兩委”班子和村民鼓足了干勁發展養殖業和花卉苗木業。隨著市場變化,在看到肉牛市場的巨大潛力后,2015年米培蓮果斷帶頭調整養殖結構,引導發展肉牛產業,僅一年時間出欄量達600多頭。如今的東孫村,花卉苗木、畜牧養殖兩大支柱產業產值過千萬,村民人均年收入也突破15000元,再也不是當年的散亂窮村了。
　　“送錢送物不如選個好支部。”省委黨校副校長孫黎海表示,黨組織的凝聚力是發揮戰斗力的保證,也是創造力的基礎。鍛造凝聚力,是農村基層黨組織在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職責擔當。山東凝心聚力,發揮農村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
　　東斟灌村地處壽光市最東端,20年前,這里的村民住在平房里,走的是土路。而今,村里卻是一派新貌:116棟別墅、3座公寓樓,586戶村民半數以上買了小轎車。2017年,東斟灌村總收入6800萬元,村集體收入100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2.3萬元。
　　一個不毗鄰城區,不靠近交通要道,也沒有資源優勢的貧困村,為何能發生這樣的巨變?“關鍵就在東斟灌村有個有凝聚力、戰斗力、創造力的黨支部,村里發展有‘主心骨’。”壽光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李炳泉說,以李新生為黨支部書記的新一屆班子上任后,下決心摘窮帽、拔窮根。李新生注重發揮每名班子成員的特長,大家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兩委”成員連續6屆連選連任。村黨支部將每月15日確定為“支部生活日”,在落實好“三會一課”基礎上,組織黨員群眾談心,學習外地好村發展經驗,探討富民強村路數。
　　先鋒模范作用是黨的先進性的具體體現。山東充分發揮黨員先鋒模范作用,帶頭致富,帶頭振興,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影響和帶動農村青年積極向組織靠攏。山東省委出臺激勵干部擔當作為干事創業的《意見》,關心關愛基層干部減輕基層工作負擔“10條”,讓他們工作有責任、待遇有保障、出路有奔頭、干好有激勵。從2018年開始,用一年時間把全省村黨支部書記和村主任輪訓一遍。依托農科大講堂、“莊戶學院”,讓先進黨支部書記、致富能手現身說法,培育現代農民。
　　“一個支部就是一個堡壘,一名黨員就是一面旗幟。”龍口石良鎮尹村黨支部書記劉玉祥說,黨員干部是村級發展的“領頭雁”和“中樞脊梁”,抓好這支隊伍,才是抓住根本和關鍵。
　　“五登門”是尹村黨支部多年前立下的規矩,即群眾家中有生病住院的登門探望、有紅白喜事的登門幫忙、有鄰里糾紛的登門調解、有天災人禍的登門幫扶、逢年過節登門慰問,這使村干部與群眾擰成“一股繩”、成為“一家人”。對于黨員隊伍建設,黨支部始終牢牢抓在手上,在嚴格落實“三會一課”“主題黨日”等制度的基礎上,每年“七一”組織全體黨員集體過“政治生日”,這一天,黨員無論離家多遠、工作多忙,都要回村照上一張“全家福”,數一數村里一年來的變化,談一談個人一年來的收獲。劉玉祥告訴記者,這一傳統已經堅持了18年。
有效治理
　　自治法治德治一個不能少
　　鄉村振興、穩定發展的基本保障,是實現鄉村有效治理。山東全面推行村級重大事項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落實“四議兩公開”、黨務村務財務公開、村干部“小微權力清單”等制度,有效保障了村民參與村莊管理的權利。加強農村法治體系建設,實施“雪亮工程”,開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創建活動。加強農村德治體系建設,開展“四德工程”示范縣創建,實現行政村善行義舉“四德榜”全覆蓋。鄉村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斷提高,農村穩定和諧局面更加鞏固。
　　自治是鄉村治理體系的基礎,村民是鄉村治理的重要主體,鄉村自治做好了,就能充分激發廣大農民的積極性、深化村民自治實踐。
　　3月1日,萊蕪市高新區郭家溝村的村報《新郭家溝》頭版頭條刊登的是《2017年度總結表彰暨戊戌春節聯歡活動舉行》的新聞,二三四版全部刊登的是評選出的優秀黨員、優秀村民代表、文明之家、好媳婦、好婆婆的大幅照片,人人胸前戴著大紅花,笑意盈盈。“村民都以能上村報為榮。”《新郭家溝》編輯徐仁泉說。
　　“文化、道德、文明建設,是一個循序漸進、潤物無聲的過程。人窮志不短,精神文明要抓早。”村黨支部書記徐祥新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點和長處,哪怕他有一項好處,就值得表揚,值得宣傳,至今為止,我們村1000多人,已有近600人上墻表彰。”
　　法治是鄉村治理體系的保障,鄉村治理必須實現法治化,自治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進行,才能有法可依,有條不紊。而法律框架下的鄉規民約的制定,發揮著自治章程、村規民約的積極作用,則使國家法與農村習慣法有機結合起來,使鄉村規約的遵守有著內在的自覺自愿的精神基礎。
　　位于膠州市新城區東南部的管理村,曾是出名的散窮亂村。2001年,村集體年收入只有5萬多元、集體固定資產不到10萬元。而2017年,村集體收入達3900多萬元,集體固定資產達6億元,村民人均純收入3.2萬元,年人均福利1.3萬余元。
　　“說起村莊由亂到治、由窮到富的轉型,就不得不提到俺村的《村規民約》,這本去年修訂了5次的小冊子,被村民形象地比喻為村級‘小憲法’,成為當前助推鄉村振興之魂。”村黨支部書記劉元征說,這本《村規民約》不僅約定了治安管理、鄰里關系、鄉風民風等內容,還為村級民主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是村民共同治村的一部“法典”。
　　村里的關系理順了,政策得到了村民的支持和擁護,管理村抓住膠州新城區建設的機遇,先后成立了多家集體企業,進行房地產開發,異村買地建工業園招商引資,增加村民就業機會,走集體發展之路,村集體經濟迅速發展壯大。
　　德治則是鄉村治理的支撐,有利于提升自治與法治的效能,提高鄉村治理的水平和質量。山東將自治、法治、德治有機結合,相互銜接和補充,著力實現農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做得好不好,‘四德榜’上見分曉。”是如今不少濟南市長清區馬套村人的口頭禪。富裕起來的馬套村著力實施村民素質提升工程,對評選出來的“敬老愛老、好婆婆、好媳婦、星級文明戶”進行表彰,并在村“四德榜”上一一亮相。村里成立了鄰里守望站、黨員志愿者工作站,留守老人、兒童關愛站,全村形成“一家有事,各家伸手；一人有難,全村幫忙”的濃厚氛圍。在為因病造成生活困難的村民段德平捐款時,一個小時就收到捐款4萬多元。
健康有序
既練顯功　又修潛功
　　推動鄉村振興健康有序發展,要求黨員干部樹立正確的政績觀,處理好顯功與潛功的關系,既做立竿見影的工作,也做為后人作鋪墊、打基礎的工作。山東堅持實事求是,堅持時間服從質量,堅決防止盲目冒進,堅決杜絕“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堅決反對“造盆景”供人參觀。
　　鄉村振興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任重道遠,山東認識到,只有帶著“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的人文情懷和責任感,既做立竿見影的工作,也做為后人作鋪墊、打基礎的工作,才能讓鄉村更有分量、質量、容量,我們的“鄉愁”才能留得住,在外游子們才能心有所依、老有所歸。
　　如果對“齊魯樣板”的思想認識還停留在過去樹幾個典型、抓幾個試點的觀念里,顯然無法適應新時代新要求。只有充分認識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艱巨性、長期性、復雜性和打造“齊魯樣板”的全局性、系統性,才能真正成為“樣板”。
　　“80后”的宋娜,是沂蒙山區走出去的姑娘,也是臨沂朱家林田園綜合體的設計師。輾轉蘇杭等地做了五年設計師,經過她手,無數園林空間煥然一新,為什么不把自己這項才能用來為鄉村發展探索一條路呢?“建造一所清凈心靈的棲居地,一座古村落式的美術館。”秉持這樣的信念,宋娜帶領自己年輕的團隊,回到了朱家林。
　　不像一般的鄉土重建,宋娜沒有把村民遷出去,而是讓他們成為主角。為了最大程度保留村子原味,宋娜拜訪了村里的老木匠石匠,石砌干插墻,棗木屋脊榆木梁,這些古老民俗的特點,一一在她的設計中體現。村里空著的老屋,以村民入股的方式,重新設計成民宿、青年旅舍。
　　改造后的朱家林,注入時下最流行的元素,有后現代氣息的民宿,有原木風的家庭旅館,鄉村美學館、中藥展示館錯落其間……原本破敗的房屋村落重新煥發活力,吸引著現代人的目光。
　　“現在村里人人有活干,保潔員都有2000元的收入。”朱家林黨小組負責人田立軍說,村民通過土地流轉、基地建設、民宿服務等方式,2017年實現全村脫貧,人均年收入達到10000元以上。
　　鄉村振興是一個復雜系統工程,山東清醒地認識到,鄉村振興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個任重道遠的漫長過程。
　　1986年,姚洪遠第一次當上泗水縣南仲都村黨支部書記,28歲的他鉚足了勁,想帶領村民們致富,改變貧窮的命運。“試過種桃樹,但受市場行情的沖擊,沒見到利潤甚至賠了錢,村民一氣之下把桃樹全砍掉了。”到2002年,姚洪遠在村黨支部書記的位置上坐了16年,“可村民生活連年都一個樣,有力氣卻沒辦法,眼看著村民們在窮山溝里打轉悠。”姚洪遠認為是自己能力不足,就主動“下崗”了。
　　打鐵還需自身硬,想要當好帶頭人必須靠不斷地學習來強大自己。姚洪遠離開家鄉來到安徽經銷水果,腰包逐漸鼓了起來。2011年3月,他帶著經驗和想法回到南仲都村,并再次被推選為村黨支部書記。為了發展草莓種植脫貧,姚洪遠召集村干部、黨員和村民開論證大會,論證了兩天,緊接著又帶領村民們到全國草莓種植第一大縣安徽省長豐縣參觀學習。總算有兩戶村民同意加入,姚洪遠又動員了村干部和部分黨員,一期33個草莓大棚便被分包建設。
　　“9月份下苗,春節前就接待游客來采摘。”村民姚印國告訴記者,春節前草莓上市售價30元一斤,回本快、利潤高。嘗到甜頭的村民愈發積極起來,姚洪遠帶頭又規劃了草莓大棚二三期的建設,截至目前,南仲都村共建有71個草莓大棚,村集體占7個。“去年,村集體經濟收入達到55萬元,今年預計能過百萬。”姚洪遠信心滿滿,2016年底,村里人均收入達到8200元,貧困戶集體脫貧,并一舉摘掉了省級貧困村的帽子,打了一場漂亮的翻身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