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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從未見過如此厚顏無恥之人。”這句中國互聯網的流行語，出自《三國演義》中蜀國丞相諸葛亮與魏國司徒王朗的交鋒。而在看了2019年5月15日美國參議院民主連線副主席、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馬克·沃納在布魯金斯學會的講話之后，發現將這句流行語送給這位美國政要挺適合的。

　　在講話中，馬克·沃納參議員公開承認，他有關中國的認知，不是來自于他作為商人和普通人與中國的接觸，而是通過閱讀美國情報機構提供的機密簡報來重新建構的。根據這些機密簡報，他認為中國對美國構成了重大的挑戰和威脅。根據他的描述，中共十八大以來，在新一屆中國政府的推動下，中國動用了“全社會”的力量，動用了中國所有的力量，來強化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削弱美國的影響。他聲稱，中國既使用傳統的國家工具，包括軍事力量和國家情報力量，來竊取美國的軍事和商業機密，也使用非傳統手段，包括通過國家安全立法來迫使中國公民和企業支持國家安全和中國政府。

　　沃納本人是美國參議院最富有的議員之一，因為20世紀80年代他是美國最早一批風險資本家，其主要投資領域就是電信領域。根據其個人經歷，結合他所謂的內部情報簡報，他此次發言主要部分集中在對中國信息技術發展領域的瘋狂攻擊中。他認為，中國政府系統利用戰略安排，比如中外合資企業，從進入中國市場的美國企業中竊取知識產權和商業機密。他自己也承認，中國實施的戰略中，最麻煩的部分是這些戰略“得到了西方公司的配合”。沃納非常焦慮地指出，相關美國企業太過于關注短期商業利益，而不重視長期利益；從長期看，這種合作將導致自身商業利益的損失，以及整個市場份額被中國企業所取代。

　　為了應對他眼中的中國焦慮，沃納提出了所謂的短期策略和長期戰略的兩步走建議：短期策略聚焦于阻擊以華為為代表的中國企業在5G領域取得突破，5G技術標準的制定必須主要參考美國的判斷標準，而非所謂的中國地緣政治利益，以確保美國公司及其西方盟友能夠占據主動；必須采取立法阻斷中國公司和個人在關鍵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因為“這些公司和個人最終都屬于中國共產黨”；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打擊經濟間諜，強化對美國大學中外國留學生的背景審查；要求特朗普政府在與中國的貿易談判中提出更多、更復雜、更莫名其妙的要求。在長期戰略中，沃納要求變革美國的簽證系統，吸引更多的移民來美國；希望美國變革投資機構，資助更多有效的創新，以維持美國在全球創新體系中曾經擁有的領先優勢。

　　這份發言，是散發著陳腐氣息的老調重彈。如果美國情報機構拿出的機密簡報是這個水準的話，建議美國國會可以把這部分預算砍掉，用于其他用途，不管是修墻還是發展美國經濟，都比現在能發揮更好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所謂在2015年和2016年通過國家安全立法來迫使中國公民和企業支持中國政府的說法，完全是美方根據自身經驗做出的“鏡像式”污蔑：

　　1945年8月，在美國陸軍的一份絕密備忘錄中，美國情報機構確認了在和平時期攔截信號情報，也就是實施監聽活動的合法性；1947年，美國通過了《1947年國家安全法》，建立了國家安全局，然后，從1947年到1973年，美國國家安全局在既沒有國會立法授權，也沒有總統明確行政授權的情況下，實施“三葉草行動”，要求美國的三家國際電報公司將所有國際電報“一式兩份”，一份發送給原定的接收人，另一份交給國家安全局。20世紀60年代，美國國防部等機構依托“三葉草行動”，實施“尖塔項目”，在監控外國人的基礎上，要求對進入特定名單的美國公民和美國組織進行監控。“水門事件”之后，美國成立了對外情報監督法庭，試圖用一個橡皮圖章來控制美國情報機構的行動；進入網絡時代之后，斯諾登披露的“棱鏡項目”，阿桑奇在25萬份國務院內部電報中展示美國遍布全球的監控行動，以及與美國情報活動形影不離的美國企業和美國公司，都證明美國而不是中國，才是那個不顧基本游戲規則、情報機構活動肆無忌憚、所到之處公民和企業被迫配合的國家。沃納身為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不去充分調閱“水門事件”之后的丘奇委員會報告，不去思考如何認真行使職權確保美國情報機構的網絡監聽活動遵循美國法律，反過來用一些粗制濫造的情報簡報進行忽悠，為中美關系的良性健康發展添堵，實在是非常無恥。

　　出生于1954年的沃納參議員，對20世紀70、80、90年代的美國津津樂道。他癡迷于當時美國曾經在技術領域占據的壓倒性領先優勢，不斷在講話中回憶美國曾經在技術創新中取得的巨大突破。他對中國在當前取得的技術創新也非常清楚，知道中國在5G、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半導體、機器人技術、超導技術、虛擬現實以及生物技術領域實現了高速發展。但是，面對中國取得的成就，他帶著超級大國霸權主義的典型心態，從極端的自我中心主義出發，用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意識形態主導的分析框架，毫不猶豫地運用荒誕的邏輯，得出了荒誕的結論，即“中國主要靠非法竊取美國機密”的方式實現了高速的發展和趕超。他為西方公司遵守中國的法律，以合資企業的形式進入中國市場感到痛心疾首，將中國通過市場交換技術的做法視作竊取西方知識產權。他將西方媒體基于道聽途說的消息，以及中國某些立法的征求意見稿中的個別措辭作為證據，無視隨時可以獲得的公開法律版本，結合美國自身從建國就開始的竊取英國等國家知識產權和先進技術的豐富實踐，結合美國自身情報機構游走在法律邊緣，對包括美國公民在內的全球人民實施肆無忌憚的監控的實際做法，結合美國政治精英面對美國經濟結構畸形發展，在先進技術領域有效競爭力直線下降卻依舊沉迷于黨派惡斗而無所作為的焦慮心態，將心中的負面情緒和認知，投射到中國身上，將中國塑造成為一個完美的外部敵人，以宣泄自身的挫敗感和焦灼不安，且繼續希望能夠讓中國回到令美國國家利益最大化的軌道上來。這樣的狺狺狂吠，這樣的“皓首蒼髯”，居然還能占據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的位置，也實在是讓人感慨造化弄人。

　　曾經提出“文明沖突論”的亨廷頓，在他的早期成名作《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提出過一個“政治衰朽”的概念。后來以“歷史終結論”出名的福山，2016年在當時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競爭塵埃落定前后，也發文討論過“美國政治的衰朽還是涅槃”的問題。在國際關系理論中，關于霸權的衰落、轉移以及國際體系的穩定，是一個經常被論及的經典命題。可以肯定的是，當前中美關系良性健康發展面臨的最主要的威脅，并不是經常被人提及的中美實力的變化，而是以美國政客的陳舊心態為典型代表的霸權衰朽，這種衰朽表現為一度引以為豪的美國創新精神的失落，面對新來的競爭者和挑戰者，美國精英優先想到的不是如何良性競爭，不是如何用外部刺激實現有效的自我創新與變革，而是如何用最低的成本，把外部挑戰和威脅消除掉。這很像沃納參議員。具有戰略短視的不是美國企業，而是美國的政府，是美國的政治精英，是美國壟斷資本集團中曾經享有優勢，但因為冷戰后美國過度透支冷戰紅利，而逐漸被邊緣化和淘汰的那部分人。他們希望回到本質上再也回不到的過去，并通過在意識形態和國家戰略上對中國這個主要的外部挑戰者實施系統的污名化戰略。

　　一個昔日以自由競爭起家的超級大國嫻熟地拿起以“平等貿易”為標注的新話語體系，處處要求新崛起的國家“平等對待”自己，動輒抱怨原先由這個超級大國自己建立起來的國際多邊機制這里不公平、那里不對等，動不動因為自己沒有拿到最大的一塊收益，或者其他國家拿到的收益比它預料的要多，就要“修改規則”“制定更高標準規則”，以維護自身的絕對優勢。人們可以認為，這樣一個國家在心態上已經不可阻擋地滑向了亨廷頓描述的“政治衰朽”的那個階段，這也意味著歷史將翻開新的一頁。這種衰朽是不可阻擋的，甚至沃納參議員對此也不是真的完全一無所知。根據他講話中提供的數字，美國二戰后一度資助了全球69%的創新研發，但今天這個比例已經減低到了28%，而其中涉及非軍用的高技術研發只有7%。這種變化是美國內生結構決定的，沃納議員也只能徒呼奈何地將對其調整納入長期戰略中，而在短期內則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更加廉價、更加吸引選票也更容易操作的手法，即將中國樹立成為一個靶子后，進行瘋狂的攻擊。這種做法無疑是符合當前美國國內政治生態的，同樣也是美國政治走向衰朽的證明。

　　一個心態已經衰朽的超級大國最終走下神壇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這種歷史的進程是不可阻擋的。而在此過程中，所有那些用粗鄙之語妄稱天數，搖唇鼓舌助“超”為虐的，最終也將獲得其應有的評價。所有人都有機會看到這個過程，甚至是結果。

　　（作者：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國際政治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