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弱點就是從前被自己所忽視，但對國家的發展至為重要的領域。如果在知道了弱點之后，努力克服，亡羊補牢，無疑對國家的未來發展會起到正面的，甚至推動性的作用。
作者：鄭永年（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
在正進行中的中美貿易戰，中國暴露了怎樣的弱點？這是一個人們無法回避的問題，因為美國（和西方）看到了中國的弱點，就會利用其對中國變本加厲地加以打擊。很顯然，中國如果不能盡快克服這些弱點，那么就不僅輸了這一輪競爭，今后的發展也會變得更加困難。
當然，因中美貿易戰而暴露弱點也不全是壞處。所謂的弱點就是從前被自己所忽視，但對國家的發展至為重要的領域。如果在知道了弱點之后，努力克服，亡羊補牢，無疑對國家的未來發展會起到正面的，甚至推動性的作用。
暴露的弱點無疑有很多，但至少包括如下幾個大的領域。
第一，工業體系的脆弱性。如果借用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的話“人家（美國）一斷芯片，你就休克了”來說，中國工業體系的脆弱性是顯見的。
具體來說，表現在幾個方面。首先，中國有速度，有“大而全”，但缺質量、附加值和原創。在過去的30多年里，中國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中國速度”奇跡，20多年一直保持兩位數的增長，經濟總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二，不過，并沒有出現中國質量和價值。工業體系呈現出“大而全”的局面，幾乎什么都能生產，并且生產能量巨大，很多領域的產能位居世界第一或者第二。實際上，一些產品，如果中國開始生產，就輪不到其他國家了。在很多年里，人們普遍相信，珠三角足以加工和提供全世界所需的產品了。這也就是美國老說“中國搶走了美國人的飯碗”的原因。
除了少數幾個領域，例如人工智能（AI）、超級電腦、航天、生物科技等，總體上說中國工業缺少核心技術，尤其是原創性技術。這就導致了中國的單向依附性經濟體，即中國依附其他經濟體，而不是相反。所謂的“加工業”就是為其他經濟體加工，是對人家的技術的加工，是依附于人家的。這就造成一種“人家缺了你可以，但你缺了人家不行”的局面。
1、若世界市場不存在，中國會怎樣
缺少技術創新也意味著產業的附加值低。很多年里，很多產業的發展，尤其是加工業的發展，主要是依靠農民工廉價的勞動力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廉價（甚至免費的）土地，技術因素對經濟的貢獻很有限。因此，勞動力和土地價格一變化，很多產業就開始面臨危機了。
即使就技術的應用來說，產業界也存在著嚴峻的問題。如果把機械化界定為工業1.0版，自動化為2.0版，信息化為3.0版，智能化為4.0版，那么中國大多數企業仍然處于1.0版和2.0版之間，3.0版和4.0版也有，但大多是其他國家技術的應用。如果存在著容許技術自由流通的世界市場，那么企業可以從世界市場上獲取技術，不斷升級。但這里的危險在于，一旦出現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世界市場不存在了，中國的工業體系就會發生即刻的危機。
換句話說，如果發達國家不提供技術了，1.0版和2.0版的產業仍然可以自主地生存和發展，但使用3.0版和4.0版技術的企業就要“休克”了。互聯網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很長時間里，人們總以為互聯網是中美兩家的技術。但實際上互聯網技術只屬于美國一家，因為中國的大多數互聯網技術只是美國技術的應用。如果美國真的中斷互聯網技術供應，中國就可能會回到“內聯網”時代。
在國際經濟領域也存在著企業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國際市場的主體是企業，所以企業必須遵守和服從市場規則，否則就會受到懲罰。一些中國企業（也有一些地方政府）要求西方企業進行技術轉讓，以市場換技術。而另一些企業（例如中興）盡管從國際市場上獲得了技術等利益，但并沒有遵守市場規則。
但實際上，中國企業的選擇是有限的：要不企業本身有能力創造，無需依賴國際市場；要不服從國際市場規則，從國際市場獲得技術。企業國內不守市場規則的行為一旦延伸到國際市場，肯定要出問題。對這一點，西方政府和企業看得很清楚，他們現在也知道如何來對付中國企業了。
第二，對國際層面的事物發展缺乏預判能力。貿易戰絕非新鮮，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也必然會發生在中美兩國之間。但很長時間以來，大多數人都相信中美之間的貿易戰不可想象。美國學者提出了“G2論”，或者經濟上的“中美國”，中國學者相信“夫妻論”。兩者的依據是一樣的，即中美兩國之間貿易依存度高。不過，實際上歷史經驗已經表明，高貿易依存度不僅不能避免貿易戰，反而會促成貿易戰，取決于進出口是否平衡。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國家之間的貿易依存度，并不比今天中美兩國的低，但最終歐洲國家之間還是發生了戰爭，并且是熱戰。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美國與德國和日本之間也發生了貿易戰，而德國和日本還是美國的同盟，安全上完全被美國所整合。中國和美國既缺乏歐洲國家之間那樣擁有共同的文化和價值觀，也缺乏美國與德、日之間那樣的同盟關系，因此貿易戰幾乎是必然的，盡管貿易戰對雙方都會造成傷害。
基于簡單而樂觀的假設，中國對貿易戰沒有做任何準備。直到貿易戰來了，人們還不敢相信，認為只有特朗普這樣的“瘋子”才會這樣做。這種認知更沒有驅使有關方面去認真解決中美貿易逆差的問題。
盡管多年來，中國也一直表示不以追求貿易順差為目的，但在政策層面的確缺失有效性。中美雙方的貿易不平衡也并非是中國的原因，更多的是美國的原因，因為美國不愿意向中國出口高科技。但不管是誰的原因，巨大的貿易逆差都必須解決，如果得不到解決，肯定要發生嚴重的后果。
第三，對事物的本質缺少判斷能力。很長時間以來，在外交政策上盛行“經濟決定論”，一切為了經濟，考慮問題也基本上過分強調單向面的經濟要素。就貿易戰而言，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貿易戰僅僅是經濟問題嗎？很多人停留在經濟思維，僅僅從經濟上來理解貿易戰。理性地說，貿易戰發生了，如果能夠把此局限在經濟領域自然是最理想的，人們也不能用其他手段來解決貿易戰。但如果不能考慮到貿易戰的外部影響，就會判斷失誤。就這次貿易戰而言，一些人對中美關系演變的本質缺乏正確的判斷。
貿易戰僅僅是其中一種體現方式（或者特朗普方式），如果沒有貿易戰，也會以其他方式體現出來（例如在南海、臺灣、朝鮮半島等問題上）。中美關系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就需要全面的調整；調整好了，就可以維持和平；調整不好，就會發生沖突。這也是歷史所證明的，即人們所說的“修昔底德陷阱”。
第四，最為重要的是暴露了社會反應的脆弱性。對內部來說，社會的反應是最為關鍵的。概括地說，對中美貿易戰中國社會的反應表現為兩個極端。在一個極端，一些人支持美國的貿易戰，幻想來自美國的外在的壓力少則促成政府降低進口關稅，多則促成內部的進一步改革。
特朗普在中國可能要比在美國更受歡迎。直到今天，特朗普和美國的主流社會（尤其是媒體）一直處于對峙狀態；在中國則不然，一些人對特朗普的政策抱有過多的幻想。就貿易戰而言，歷史地看，外在的壓力從來沒有促成內部更好地發展，這從德國和日本的例子可以看到。
2、“恐懼感”促使西方對華政策改變
中國并不想打貿易戰，貿易戰也不是中國所發起。不過，借用一位西方外交官的話來說，是中國的一些人“喚醒了中國在西方的敵人”。這里的“喚醒”主要指一段時間以來，有關方面的“過度宣傳”，結果大大超越了政策設計者的初衷。
這主要表現在三個領域，即“中國制造2025”“一帶一路”和“中國模式”。“中國制造2025”實際上僅僅是中國本身產業可持續發展所需，就如德國的工業4.0項目一樣，但對很多學者和政策研究者來說，這是為了超越美國和西方的項目。“一帶一路”在高層看來僅僅是中國的發展“倡議”，并且多次強調，“一帶一路”盡管是中國的倡議，但發展機會是屬于大家的，利益是大家共享的。
至于“中國模式”，通過近代以來的探索，中國的確形成了“中國模式”，但“中國模式”和其他模式不存在必然的沖突，而更多的是互補。盡管中國也強調“中國模式”為人類提供了另外一個可能性的選擇，但同時強調不會輸出模式。但對一些學者和政策研究者來說，“中國模式”的目標就是要打敗西方模式。這種過度的宣傳和解讀無疑給西方制造了一種“恐懼”，莫名其妙地感到西方要被中國所超越、所取代，而這種“恐懼感”又促成美國（和西方）改變其對華政策。
不管如何，現在中國的“敵人”已被喚醒，并且從各個方面開始向中國發難，對中國構成了巨大的壓力。不過，這里的問題是，這場貿易戰能夠喚醒中國本身嗎？如果只喚醒了“敵人”而不能“喚醒”自己，未來的前景只有更壞，沒有最壞。但如果在喚醒“敵人”的同時也“喚醒”了自己，便是進步的動力。
和美國（西方）的沖突遲早會到來，關鍵在于如何應對。中國所需要的既非像一些人那樣毫無自信而“乞求”外力，更非像另一些人那樣盲目自大而走向“義和團主義”，而是在摸清楚自己的家底之后，理性應對貿易戰；在這個基礎之上發揮自己在一些技術領域的優勢，并在更多的領域抓緊補課，踏踏實實地求進步。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自己的可持續發展和進步，而非超越和打敗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的大國，只要自己不打敗自己，就沒有其他國家可以打敗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