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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溝橋事變發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發出了《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
也在這一天，中央書記處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不管日方將擴大為大規模戰爭或將暫時取外交壓迫形式”，都要“堅決保衛平津保衛華北”，并“著手組織抗日義勇軍，準備進行艱苦的游擊戰爭”。
日本侵略軍占領下的盧溝橋
8月1日，毛澤東、張聞天在關于紅軍作戰的原則致周恩來等的電報中指出：我軍應“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只有如此才能發揮紅軍特長，給日寇以相當打擊” 。初步確立了我軍在抗戰中的作戰方針。
對于八路軍的作戰方針，毛澤東在9月21日給彭德懷的電報中明確指出：“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好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
11月8日，在太原失守的前一天，毛澤東致電八路軍領導人，再次強調：“太原失守后，華北正規戰爭階段基本結束，游擊戰爭階段開始。這一階段游擊戰爭將以八路軍為主體，其他則附于八路軍，這是華北總的形勢。”因此，全民族抗戰開始，中共中央就確立了堅持敵后游擊戰的基本方針。
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新四軍之所以將游擊戰作為主要作戰方式，從根本上講是敵強我弱這一客觀形勢所決定的。同時，我國是大國，地域廣大，日本雖是強敵但兵力有限，只可能占領城市與重要交通沿線，這就為八路軍、新四軍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提供了生機和發展空間。
平型關戰斗中第115師某部的機槍陣地
眾所周知，八路軍挺進華北作戰取得第一次大勝利是平型關戰斗。1937年9月中旬，為了配合第二戰區國民黨軍作戰，阻滯日軍的攻勢，八路軍總部命令第115師進至山西靈丘的平型關以西大營鎮待機。
指揮平型關戰斗的第115師師長林彪在戰后總結說：“敵人確是有戰斗力的，也可以說我們過去從北伐到蘇維埃戰爭中還不曾碰過這樣強的敵人。我所說的強，是說他們的步兵也有戰斗力，能各自為戰，雖打敗負傷了亦有不肯繳槍的。戰后只見戰場上敵人尸骸遍野，卻捉不著活的。敵人射擊的準確，運動的隱蔽，部隊的掌握，都頗見長。對此種敵人作戰，如稍存輕敵觀念，作浮躁行動，必易受損失。我們的部隊仍不善作疏散隊形之作戰，特別是把敵人打坍后，大家攏在一團，喧嚷‘老鄉，繳槍呀！’——其實，對日本人喊‘老鄉繳槍’，不但他們不懂，而且他們也不是老鄉——這種時候，傷兵往往很多。”
平型關戰斗是典型的伏擊戰，八路軍占據了絕對有利的地形，但在戰斗中仍付出重大犧牲。日軍第六兵站汽車隊四五百人與八路軍第343旅第686團反復爭奪老爺廟高地，該團第3營第9連140人只幸存10余人，連排干部全部犧牲。副團長楊勇、營長鄧克明身負重傷。
這場戰斗的殘酷由此可見一斑。平型關這樣的戰斗固然可以提振全國軍民的抗戰信心，但由于敵我力量懸殊，如果始終采用這樣的作戰方式，這樣若干次大的戰斗下來，結果也就可想而知。
到達陜北的主力紅軍改編成八路軍后，全軍三個師，按編制每個師1.5萬人，全軍4.5萬人，全軍實際人數也與此不相上下。為了保衛陜甘寧邊區，各師抽調一部分組成留守兵團，因此，改編之初開赴前線的每師估計在1萬人左右。
例如，八路軍第129師由原紅四方面軍改編而成。改編時，全師下轄兩個旅，每旅下轄兩個團，全師共1.3萬人。根據中央軍委的決定，第385旅的第770團，師屬炮兵營、輜重營、特務營、工兵營留防陜甘寧邊區，開赴抗日前線的有9160余人。到1937年9月底，全師9367人，馬445匹，騾90頭；步槍3412支，馬槍724支，自來得式槍529支，手槍93支，花機關槍3挺，重機槍29挺，輕機槍93挺，手機關槍72挺；另有迫擊炮6門，刺刀55把；步馬槍彈43012發，自來得槍彈2872發，手槍彈6051發，重機槍彈23222發，輕機槍彈27261發，沖鋒槍彈310發；另有迫擊炮67發，手榴彈203枚。
八路軍其他各部隊的人員裝備也都大體差不多。至于由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而成的新四軍，由于長期分散游擊，剛剛集中之時裝備恐怕還不如八路軍。
由此可見，八路軍用這樣劣勢的武器裝備，根本無法與裝備精良、訓練有素且深受武士道毒害的日軍展開大規模的陣地戰，更不用說展開決戰。林彪在關于平型關戰斗的總結中特別提出：“在目前兵力與技術條件下，基本上應以在敵后襲擊其后路為主。斷敵后路是我們阻敵前進爭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經常集中大的兵力與敵作運動戰，是不適宜的。”
八路軍繳獲的部分日軍武器
挺進敵后建立根據地之后，雖然八路軍、新四軍得到了大的發展，但武器裝備處于絕對劣勢的情況并沒有改變，唯有游擊戰才能在消滅敵人的同時保存自己。正如周恩來后來所說的：“在抗日戰爭時期，敵人裝備好，我們只好上山，開展山地游擊戰。”
隨著抗日戰爭的發展和八路軍的戰略展開，抗日游擊戰爭的正確性不斷得到驗證。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以“戰爭的基本原則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為依據，全面系統闡述了游擊戰在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地位。
文章指出，中國既不是小國，又不像蘇聯，是一個大而弱的國家。這一個大而弱的國家被一個小而強的國家所攻擊，因此抗日游擊戰爭主要的不是在內線配合正規軍的戰役作戰，而是在外線單獨作戰，不是小規模的而是大規模的，抗日游擊戰爭雖然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仍然處于輔助的地位，但是必須放在戰略觀點上加以考察。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會址——延安橋兒溝天主堂。新華社發
在1938年11月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全國抗戰開始后，人民軍隊面臨的敵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國主義，友軍是過去的敵人國民黨（它對我們仍然懷著敵意），戰場是地域廣大的華北（暫時的我軍正面，但不久就會變為長期的敵人后方）。
在這種特殊的情況下，“必須把過去的正規軍和運動戰，轉變成為游擊軍（說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說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和游擊戰，才能同敵情和任務相符合”。“這一轉變關系于整個抗日戰爭的堅持、發展和勝利，關系于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擊戰爭在中國民族解放命運上的歷史意義，就會知道的。中國的抗日游擊戰爭，就其特殊的廣大性和長期性說來，不但在東方是空前的，在整個人類歷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
毛澤東從戰略地位強調了游擊戰的重要性，這對促進抗日游擊戰爭的迅猛發展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