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在與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會談時表示，新加坡決定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成為繼新西蘭之后第二個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此前的幾個小時，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對為時一年多的所謂中國彩電對美傾銷案作出最終裁決，中方在這一貿易糾紛訴訟中失利。由此，不僅中國彩電出口美國市場稅率減低到“零稅率”的希望化為泡影，而且到6月底，美國將對價值逾2．76億美元的中國產彩電征收最高可達78．45％的關稅。
無可否認，經過多年慘烈廝殺的中國彩電業，其市場化已經達到了相當的程度，而恰恰就是這個行業，居然倒在了“非市場經濟地位”的大棒之下。在中美的經貿關系中，此“地位”整整作用了24年，甚至可能一直延續到2015年，按照世貿組織的非歧視性原則，這種認定同樣適用于世貿組織的所有成員國。
中國現有的選擇是雙邊談判，逐一突破。在新西蘭、新加坡兩個國家之后，對澳大利亞的談判曙光在望。最大的障礙仍然來自美國，而歐盟對中國的認定將是突破性的，它的分步解決方案很有可能成為美國的范本。
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么？在溫家寶出訪歐洲之后，這個問題已經凸現。歐盟將在6月底完成初步評估結果，這是可喜的一步，卻也是漫漫談判之路上的第一步。我們必須明白，“市場經濟地位”之實并不在于經濟，更多在于政治。在“非市場經濟地位”的傷害接踵而至的時候，我們用什么來迎接這項國際政治挑戰？
5月14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部副部長隆國強、中國社科院歐洲所經濟室主任王鶴、中國人民大學國民經濟管理辦法教研室主任顧海兵共聚21世紀圓桌論壇第十一期，就市場經濟地位問題與解決路徑進行討論。
對話：市場經濟地位溯源
《21世紀》：市場經濟地位在反傾銷的過程中有著重要的影響，我們首先討論市場經濟地位問題的由來及其影響。
隆國強：實際上，在ＷＴＯ的條文里面根本沒有非市場經濟這一說。ＷＴＯ成員原來都是市場經濟國家，不存在這個問題，后來有個別國家是以非市場經濟身份加入的，這才引出來非市場經濟地位這個問題。
在ＷＴＯ反傾銷過程中，有三種不同方法來確定被起訴企業的“正常成本”，其中，針對所謂“非市場經濟”的企業，采用“第三國替代”的辦法，就是當反傾銷案發起國的調查當局認定調查商品的出口國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將引用與出口國經濟發展水平大致相當的市場經濟國家（替代國 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的成本等數據計算所謂正常價值（ｎｏｒｍａｌ ｖａｌｕｅ）并進而確定傾銷幅度，施以對應的征稅措施。
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從何而來？最早在1980年的時候，美國第一起對華薄荷醇反傾銷，美國商務部當時就采用了第三國的成本標準，美國是一個判例法的國家，一直到今天，在反傾銷案例審判的時候，也是把中國作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對待。美國對非市場經濟國家的認定，主要根據1979年的《貿易法》和1988年的《綜合貿易競爭法》。
歐盟早期的認定辦法相對簡單，直接列一個名單，上了這個名單上的就是非市場經濟國家，名單上主要是前蘇聯國家和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也名列其中，直到1998年，中國和俄羅斯才從名單上刪掉，允許企業在單個案件中申請市場經濟地位，并為此制訂了判斷是否給予市場經濟地位的標準。
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談判的最后階段，美國提出了非市場經濟地位的問題。中國同意其他成員國可以在中國加入ＷＴＯ后15年內，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中國企業在進口國遇到反傾銷的時候，進口國政府用第三國替代辦法來估計中國產品的合理成本。但是在選擇替代國的時候，往往選擇新加坡這樣的國家，實際上各方面要素價格都比我們高，是高估了我們的成本。即便我們去應訴，但是因為成本被高估，中國企業處于很不利的地位，很容易輸。既然很容易輸，企業一旦被反傾銷以后，往往不應訴，打一槍換一個地方，這樣就引起全世界連鎖反應。這對我們出口有很大的負面影響。貿易摩擦多了以后，還會影響到中國來投資做出口加工的企業。
《21世紀》：1998年，歐盟宣布將中國從“非市場經濟國家”名單中取消，但仍將中國視為“市場轉型經濟國家”，在當年頒布的905．98號法令，允許中國應訴企業在反傾銷調查中申請市場經濟地位，同時規定了五條判定市場經濟地位的標準：一是市場供求決定價格、成本、投入等；二是企業有符合國際財會標準的基礎會計賬簿；三是企業生產成本與金融狀況，不受前非市場經濟體制的歪曲，企業有向國外轉移利潤或資本的自由，有決定出口價格和出口數量的自由，有開展商業活動的自由；四是確保破產法及財產法適用于企業；五是匯率變化由市場供求決定。這可以看做一個轉折點么？
王鶴：實際中國所受到的反傾銷并沒有減少。就個案解決問題比較麻煩，而且容易吃虧。據中方統計，2003年，中歐貿易額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達1252億美元，增幅達44．4％，超過中日與中美貿易的增長速度。目前，歐盟是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僅次于日本和美國，如果算上10個新成員國，歐盟將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也就顯得更加重要。
中國的市場化程度
《21世紀》：就目前的問題來看，焦點更多的集中在對中國市場經濟程度的判斷上，那么，中國到底距離市場經濟地位的要求有多遠呢？
顧海兵：我國1992年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94年我們開始研究這個問題，那時候對市場經濟程度的判斷比較低，1996年也就在40％，現在我們的判斷也仍是全國最低的。為什么？因為中國的要素市場化程度太低。比如直到今天，土地還不是商品，只有使用權可以轉讓，金融實質上也沒有對民間開放，勞動力市場是分割的。
《21世紀》：一般的評價指標有五項，即政府行為規范化、經濟主體自由化、生產要素市場化、貿易環境公平化、金融參數合理化，國家干預程度是其中的關鍵。歐盟貿易委員拉米曾表示，最重要的問題是，歐盟要審查中國的金融信貸及保險受國家干預的程度。那么，目前發改委和央行為控制經濟過熱而采取的經濟調控政策會不會成為歐盟的借口呢？
隆國強：這個倒不一定。美國政府對經濟也有很多國家行為，它會以市場失敗的理由控制市場，也會出于國家利益的要求對高技術出口進行限制。但是，不能因此就是說美國不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更大程度上是一個光譜，當市場化程度超過某個“度”，就可以認定。
每個國家都會有宏觀調控，都是無可厚非的，關鍵還要看用什么樣的手段進行調控，向傳統體制回歸的做法，無論是對于歐盟對我國市場經濟的認定還是對我們自身的經濟改革，都是不利的。
《21世紀》：北師大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所通過算術平均計算，得到中國市場經濟程度在2001年的總評分為2．51分，折算成百分比近似為69％，超過了市場經濟臨界水平（60％）。這可以作為我們被認定為市場經濟地位的充分理由么？
隆國強：市場經濟地位涉及到一個國家直接的經濟利益。對華反傾銷是全世界最多的，而且我國的勝訴率只有35．5％，這種比較低的勝訴率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非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定常使我們處于不利的地位，客觀上也會鼓勵別國反傾銷手段對付中國產品的進口。
非市場經濟問題在國際貿易當中實際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一個涉及實際利益的政治問題，它不是按照幾個指標的衡量來完成最后的判定，認定一個國家是不是市場經濟國家的，也沒有國際上公認的標準。
談到經濟自由度的問題，中國的自由度明顯高于俄羅斯。但是，在去年俄羅斯申請加入世貿的時候，俄羅斯就被美國認可是市場經濟國家。
顧海兵：市場經濟一定是有國界的，因為有國界，只能在一個國家之內存在充分的市場經濟，國家和國家之間，絕對不可能有充分的市場經濟，不可能有徹底自由的經貿關系，會有反市場的力量存在，抵消市場的因素。中國的問題是，對外開放有余，而對內放開不足。
王鶴：世界經濟的兩大趨勢，一個是經濟全球化，一個是區域一體化。目前區域一體化最好的樣板就是歐盟。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他們的國內一體化在一百多年以前已經完成了，起碼在兩次大戰以前，他們國內的市場經濟制度基本上建立起來了，從政治角度來說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這也就形成市場經濟國界。中國國內早有統一貨幣了，但從嚴格意義上講，并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市場，僅僅從地區的角度來講，東部、中部、西部，都不是統一的市場。
隆國強：對內和對外實際是改革和開放的關系。改革和開放是互相促進的，25年的改革實踐歷程表明，恰恰是開放推動了改革，如果沒有開放，改革至少要倒退十年。不是說我們重視了開放，導致改革滯后了，而是因為改革推不動了，所以用開放帶動改革。地區上，廣東開放程度最高，市場化程度也較高。所以，我們重視對外區域一體化的時候，對國內的市場也要重視。
歐洲成為突破口？
《21世紀》：去年9月10日，歐盟出臺了題為《走向成熟的伙伴關系——歐中關系的共同利益和挑戰》的對華關系文件，把中歐“全面伙伴關系”提升為“戰略伙伴關系”，向中國發出了積極的信號。一個月后，中國首次發表文件，對歐盟的文件做出了回應，并表明中國非常重視與歐盟國家發展關系。這會在多大程度上促成歐盟確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呢？
王鶴：在建立戰略伙伴關系上，歐盟比咱們著急，在確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上，中國比歐盟著急，兩者之間可能是一個互相討價還價的過程，這個過程不會如我們所希望的那么快。
從歐盟本身經濟利益來講，應該說歐洲最近這幾年的經濟增長不是太好，今年雖然開始復蘇，但是也還沒達到預期的增長率。而歐盟又是一個以出口引導經濟增長的模式，如果出口不好，完全靠內需帶動經濟增長比較難。所以，他們也迫切希望把出口帶動起來。
當然，相比以前的狀況，歐洲在我們的國家戰略中也開始具有更加重要的位置，雙方存在很多的共同利益。
隆國強：爭取市場經濟地位，無論是在政治還是經濟上，都要有我們的籌碼。政治上，歐盟也強調世界的多極化，在這方面中歐的利益是一致的。
經濟層面上，對“新加坡議題”即貿易便利化、政府采購透明度、投資和競爭政策議題，中國的態度是非常重要的。在此議題上我們采取支持的態度，不會有什么經濟損失，而對歐盟卻會有大得多的影響。
另外，中國是一個急劇擴張的市場，歐盟也希望為自己的企業進入中國市場創造更好的條件。所以，在中國經濟地位提升的時候，本身也有很多籌碼。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希望與中國建立自由貿易區，我們就可以把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作為談自由貿易區的一個前提。
《21世紀》：5月1日，中東歐的10個國家加入歐盟，歐盟國家總數達到25個，由此，東擴后的歐盟很有可能成為我們未來最大的貿易伙伴。這對市場經濟問題的利弊如何呢？
王鶴：歐盟東擴對中歐經貿關系近期可能有不利的影響，但總體來看，利大于弊。比如，東盟10國入盟后關稅下降，有利于中國的商品出口。
不利的方面有四點，首先，從商品進出口結構來講，東歐有一些商品和中國接近，歐盟市場擴大以后，會造成貿易轉移，這對中國不太有利；其次，根據歐盟市場準入規則，除去貿易壁壘以外，歐盟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則，我們受到所謂的綠色貿易壁壘影響會更大；第三就是反傾銷政策，原先東歐國家在反傾銷方面對中國不是很厲害，達不到歐盟的程度，現在他們的反傾銷措施會隨之加強；第四是統一市場建立以后，西歐相當一部分投資會轉向東歐。
隆國強：中國原來對東歐10國出口大宗產品，像紡織品、服裝的關稅低于歐盟，歐盟東擴后這些產品的關稅水平要提高，這顯然會對我出口產生不利影響。但是，按照ＷＴＯ的要求，區域一體化過程中，不管是擴展還是新成立區域組織，只能更自由，而不能對非成員帶來額外的貿易壁壘，這正是我國商務部要求補償的原因。
另外，由于我國和東歐一些國家產品結構有雷同、有競爭，歐盟會不會為了維護新成員利益，加大反傾銷、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力度也未可知。新成員的加入也可能使得非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難度更大，因為歐盟的決策原則就是要“全體一致”，有一個國家不同意，就解決不了問題，東歐10國與中國的產品競爭性可能更強一點，不會像其它發達的歐盟國家那么積極的對待市場經濟地位問題。
好的方面是，我們原來受到歐盟反傾銷比較嚴重的企業可以通過到新10國投資，改變產品的原產地，迂回解決貿易壁壘，海信最近投資匈牙利就是明證。
中國的籌碼
《21世紀》：新西蘭已于4月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歐洲就是下一個目標。在5月6日中歐簽署的《中歐聯合新聞公報》中普羅迪主席確認，2004年6月底前將向中方提交對這一問題的且無損于最后結果的初步評估結果。
美國也一樣，吳儀今年4月訪問以后，美方響應了溫家寶去年向布什提出的開始審議中國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的建議，承諾雙方建立工作組，考察中國是否已達到美國法律規定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這都是走向最后成功的一步。
隆國強：但是，我想這都只是第一步，應該看到這與最后解決問題還有很大的距離，以后的談判還有相當的艱巨性。
現在我國采取的策略，是局部突破，只能利用我們自己的市場力量，跟別人去談。新西蘭、澳大利亞這兩個國家都想與中國建立自由貿易區，以便比其他競爭對手以更優惠的條件進入中國市場。新西蘭很小，我國的產品跟它本土企業也沒有什么競爭關系，給不給市場經濟地位對它都無所謂，而它進入中國市場后，其畜牧產品可以得到更好的地位，所以它會第一個突破。
2003年11月26日澳大利亞議會通過了“海關法修正案”，規定今后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調查中，可以使用“市場經濟”標準來確定涉訴產品的“正常價值”，并確定了判定“市場經濟”的六條標準，這也是積極的進步。同時，澳大利亞和中國就建立雙邊自由貿易區成立了一個工作組，問題應該很快就可以突破的。其實，在這兩個突破以前，ＣＥＰＡ的簽署已經確認了香港和澳門對內地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香港和澳門都已經把內地作為市場經濟區域看待。印度也提出來要與中國談自由貿易區，這個也是潛在的，可能取得突破的地方。我們已經看到，自由貿易區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杠桿，商務部目前已經啟動了一系列與之相關的雙邊計劃。
美國人想得到的東西很多，比如朝核問題、伊拉克的問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經貿關系等等。美國人也即將來考察，這是好的跡象，但是我個人看，難度還相當大，很可能最先的突破就像1998年歐盟的變化一樣，首先對個別企業、個別行業放開，允許申請“市場經濟地位”。如果有一天美國通過了，其它國家也應該好辦了。
《21世紀》：現在還有一種說法，就是美國試圖通過市場經濟地位的籌碼，誘使中國在匯率制度上進行改變。這種關系存在嗎？
隆國強：中美之間存在一攬子的利益對應關系，它可以給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但并不直接與某一個籌碼掛鉤。
顧海兵：宏觀而言，我們國家在好多層面都采取防守的姿態，沒有什么進攻，實際上這個做法是值得研究的。歐盟也好，其它國家也好，號稱自己是市場經濟國家，卻都同時存在著相當大數目的農業補貼，這正是我們可以拿到的對方的弱點。
隆國強：我們要把自己的國家利益看清楚，按照我們的要求和利益來對待規則。在新一輪多哈談判中，我們可以要求重新談反傾銷協議，在這個問題上如果能夠有所突破，市場經濟地位自然就全部解決了。
農產品是一個特殊情況，在多邊貿易體制中，農產品從來沒有真正納入到自由貿易的范疇，直到在烏拉圭回合第一次簽署農產品貿易協議時。在西方發達國家的主導多邊談判下，雖然補貼不是市場經濟的，但是還都認可了。現在不一樣，新一輪多哈回合談判，農產品又是談判重點，它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多哈回合的前景——農業問題是坎昆會議失敗的根源。
農業談判有三個問題，一個是市場準入的問題，一個是生產補貼的問題，還有出口補貼的問題。發達國家只要求談市場準入問題，發展中國家不是這樣，以巴西、印度、中國為首的發展中成員要求發達成員取消所有農產品的出口補貼，大幅度削減農業國內支持。這些都是我們的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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