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個月來，深圳的銀行與零售企業圍繞銀行卡刷卡費而產生的爭執，引起了社會多方面的關注。雖然事情現已得到初步解決，40余商家全面恢復了刷卡業務，但從這次銀商之爭的演變發展來看，它實際上已經超越了單純的作為經濟事件的意義，而具有現代民主制度下的利益博弈的特點。
在這次事件中，雙方爭執的焦點是刷卡費的標準問題。商家希望銀行將刷卡消費手續費率在原有的基礎上降低0.5個百分點，即從現在的1%降為0.5%，現在的1.5%降為1%，以此類推。銀行則表示可對各個商家進行業態細分，針對不同商家的不同經營狀況、利潤收入等具體情況，調整手續費，但對商家降低手續費率的要求，始終予以拒絕。應該說，從他們各自的立場和所闡述的理由來看，都有道理，因此，雙方也就誰都不愿退讓。
事實上，關于刷卡手續費的爭議由來已久，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都發生過類似的問題。之所以這些地方沒有像深圳這樣引人注目，原因就在于，此次相關各方圍繞手續費率而進行的爭論、協商、談判、妥協，為我們展示了一個現代制度下的民主的博弈過程。
按照現代民主理論，在具有規范性的各種制度框架中，人們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往往因為利益歸屬而從屬于一定的社會組織或團體，這些組織和團體被看作是民主制度架構的重要內容。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發展呈現出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利益分化的多元性。不同的人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利益，不同的人也都從屬于一定的社會組織或團體。因此，在一個利益集團充分發育的社會里，民主的要義并不是我們過去常說的由民作主，而是在兩個乃至多個利益集團之間圍繞利益的分配而進行的談判和妥協，并最終達成分配方案的過程。
深圳的銀商之爭就充分體現了上述特點。我們看到，一方是處于壟斷地位的銀行及其背后的銀聯；一方是46家零售企業及其背后的同業協會。雙方的力量可謂旗鼓相當。就銀行來說，目前央行對手續費有明確的規定，這個規定是照顧到銀行運作實際投入的，手續費并不高。但是，如果沒有商家的支持，銀行卡就形同廢卡。對銀行也是一大損失。而在商家看來，營業利潤的百分之幾要變成給銀行打工，絕對難以忍受。但是，缺了銀行卡，又怕自己的營業額大幅縮水。正是這種利益格局決定了雙方必須坐下來，通過談判和協商，最后妥協尋求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這就是一個制度化的民主的協商過程。
如果我們把這次銀商之爭與4月份發生的銀行卡收費事件比較起來，事情會看得更清楚些。在銀行卡收費事件中，銀行面對的是一個分散的群體，相對于銀行來說，力量實際上就非常弱小，銀行也才敢于不理睬儲戶的抗議，強行收取銀行卡費。所以，在參與談判和博弈的利益集團中，其力量一定要大致均衡，否則，一方力量強大，另一方力量弱小，談判完全由強勢集團主導，規則也由它來制定，其結果必然是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從而，也就是不民主的。
在深圳銀商之爭中，我們還發現，表面看起來，這只是銀行和零售企業兩家的事情，實際上，它還涉及到政府(具體以深圳市工貿局和人行深圳支行為代表)和消費者(具體以中消協為代表)，是一個四方博弈的“游戲”。所以，在前兩者僵持不下時，后兩者先后參與進來。但由于政府和消費者所處的立場不同，他們的態度也不同。政府作為仲裁者的角色，希望協調而不干預銀商之爭；消費者為了使銀商之爭不影響自身的利益，則希望政府強制干預以盡快解決銀商糾紛。
深圳銀商之爭充分說明，目前，利益分化已經足夠顯著，各利益集團正在加速成形，并且形成了公開的聲音。而利益主體之間進行的利益博弈，實則是一個相互交換以至實現妥協與平衡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全贏的方案是沒有的，有的只是經過改良的次優選擇。也就是說，不同的利益主體在市場經濟的競爭中，為了獲得互贏的效果，既要竭力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又要做出必要的妥協和讓步。為此，就需要整個社會建立起抑制利益獨占性的平衡機制，確立自立自律和寬容共存的理性訴求。而這，也就是民主化的過程。（鄧聿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