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姐”“房妹”的多個戶口問題想必刺到很多人的痛處。一戶難求，在為了戶口放棄理想等等行為屢見不鮮的情況下，還有人有四個戶口，并且用戶口綁定著房產，用房產綁定著巨額的財富。也許有人會問，那么奮斗的意義何在？
    于你于我，生老病死，都要與一紙戶口打交道。結婚要戶口，沒有購房，落在集體戶口的人，面臨著結婚登記難；生孩子也要戶口，不在戶口原籍工作人，可能意味著辦準生證跑斷腿；買房還要戶口，異地戶口買房往往受限更多。中國的戶籍制度被賦予了過多的“含金量”，戶籍制度區分了城市與農村、大城市與小城市戶籍人口之間對資源占有的差距，戶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合理分配，戶口有優劣之別，普通人必須越過重重障礙、潛心應對這樣的戶籍規則。    
    但在這樣亟需改進的戶籍規則之內，還存在著另一種不公。民警介紹，非京戶籍的人，按照常理，只有在獲得國企或事業單位的進京名額，或者配偶為北京戶口等條件下才有可能取得北京戶口。而“房姐”不僅輕易獲得北京戶口，而且更換了通過合法途徑絕無可能變更的身份證號。
    在當地對“房姐”戶口問題的回應中，警方稱當時的經辦民警已經去世，而實際上記者調查到經辦人還健在，“房姐”通過戶口補錄、投靠親屬等理由冠冕堂皇登記在冊，卻并未注銷原戶口，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給“房姐”辦戶口的人，只是執法系統最基層的民警。而看似堅不可摧的戶籍規則就這樣輕易改變，“房姐”之流暢通無阻，無疑是給看似嚴苛的戶籍制度一記響亮的耳光。
    按照1958年實施至今的《戶口登記條例》，一個公民只能在一個地方登記為常住人口，即取得戶口本，公民遷出本戶口管轄區，要領取遷移證件，注銷戶口。辦理戶口遷移涉及到戶口簿、居民身份證、住房證明、派出所證明等多項黑紙白字的證明文件。而在公安系統之內，早已實現信息聯網的今天，辦一個戶口，需要履行的手續也不止一位基層民警或者一個派出所那么簡單。對于普通人來說，合法地辦成戶口手續也需要不算簡單的過程，即便一名普通的高校畢業生如果要將戶口從高校遷回原戶籍所在地，就涉及到學校、學校所在地派出所、遷入地派出所、遷入戶籍性質，且集體戶籍和家庭戶所需要的程序還不同，其實真不算容易。而類如此次事件中疏通當地派出所民警直接進入庫中修改生成新信息的“便捷”之舉，無疑暴露了一方面正常渠道程序繁瑣，而非常渠道沒有防范讓非法行為輕易鉆空的尷尬。
    而在我國，對于捆綁著很多社會資源的戶籍問題失范失察造成的矛盾，早該敲響警鐘。事實上，類似涉及多重戶籍的違法現象并不鮮見，除了“房妹”、“房姐”，用多重身份隱匿財產、重婚，甚至外逃的公職人員時有曝出。偽造戶籍身份的背后，往往涉及到資源與權力的尋租交易，所以有必要追問的是，還有多少人在偽造身份？為何只要基層公職人員偽造，就逃避了重重審查？更讓人不解的是，在戶籍早已聯網登記的今天，為何戶口轉移成了一個好用的漏洞？
    除了戶籍制度，醫療改革、教育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等改革的重要方面都或多或少面臨這樣的尷尬，一方面，最需要通過打破分配失衡以維護其權益的大部分人面臨諸多障礙，另一方面，一些持有“特權”的人，從障礙里打出利己通道，例如低保審核，實際上折射出這樣一種現實：持有“特權”的人，他們只需要掌握一定的資源，就可以換取站到很多普通人奮斗一生都難以達到的高度。擺在每個人面前的制度是一樣的，而產生不公在于制度背后的漏洞為有少數“特權”的人掌握，并且阻礙制度的實質性變革。
    其實在轉型時期的中國，遇到問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解決問題和防止問題反復發生的機制的缺位。很多媒體都在說現在社會的戾氣太重，其實只要“房姐”的成功不再能復制，民眾的戾氣自然也就消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