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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章士釗（字行嚴）先生（1881—1973），也許，至少仍是研
究近代史的學者中一個略有爭議的人物。
“文革”中我被罵為“小落水狗”
既然寫父親，就不可避免要涉及六十年前他同魯迅先生之間的那
樁歷史公案。在我構思這篇紀念文章時，有幾天深夜，睡不著覺，耳
邊總像聽到父親晚年時向我平靜地述說這段歷史時的蒼老聲音。
我必須歷史地、客觀地寫這段往事，還因為它曾經是造成我同父
親之間隔閡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我中學時代，我們的語文課本里選進
了兩篇魯迅先生的文章：《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和《紀念劉和珍君》。
魯迅先生在這兩篇文章中用憤怒的語言斥責父親參與制造“三·一八”
慘案，是一只必須窮追猛打的“落水狗”。由于選進了中學課本，其
影響范圍極廣極遠，以至于四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
在給我貼的大字報中還稱我為“小落水狗”，說我繼承了“老落水狗”
的反動思想，因而也必須以當年魯迅先生的精神“窮追猛打”之。記
得后來周總理在處理外語學院的運動時聽說了這些大字報的內容，曾
經在一次接見時說：貼大字報要嚴肅，不要罵人。聽說你們有的大字
報罵章含之是“化成美女的毒蛇”，這很庸俗。又罵她是“小落水狗”
，這也不好。章行老是毛主席的朋友嘛！至于他和魯迅之間的爭論，
那是歷史上的問題，不應當用到現在去罵他的女兒！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罵為“小落水狗”時，我對父親的偏見已
經差不多消除了，因此我可以一笑置之。熟悉的朋友們有時還善意地
用“小落水狗”開開玩笑。然而，在我中學時代可不是這樣的。回憶
當年，我坐在課堂里聽教師講解這兩篇課文并痛斥父親時，我真是如
坐針氈。同學們用異樣的眼光偷偷斜視我；老師在課下找我個別談話，
教育我同“代表反動階級”的父親劃清界限。十六歲的我羞愧惶恐，
覺得有這樣的父親是我終身恥辱，使我永遠抬不起頭來。我曾氣沖沖
地跑回家去責問父親為什么他當年迫害魯迅，鎮壓學生？父親卻異常
平靜地對我說：“一個人的功過是非，歷史自有公論。現在對你講，
你聽不懂，也聽不進去。我和魯迅之間，有些事情是誤會。以后你長
大了自己去讀歷史，自己去判斷吧！”
章士釗與許廣平和解了
遺憾的是以后的二十年中，我既沒有認真去讀歷史，也沒有再去
想過六十年前的這段恩怨是非。一直到父親已是耄耋老者時，我才有
機會同他談起過20年代他參加段祺瑞執政府的那幾年里所發生的事。
那時父親的精神境界已遠遠超脫了世俗功名之爭，也不在乎人們對他
的評說；我也早已擺脫了青年時代魯迅文章所加于我的重負和對父親
的偏見。我們平靜地談論著半個世紀前那些動蕩歲月。父親在談到魯
迅先生與他之間的芥蒂時，很風趣地說，“哪里有這么多文章好做喲！
魯迅要是活到解放，我和他很可能是朋友呢！”他笑著說：“我和魯
迅硬是有緣！”他說自50年代初起，他同許廣平先生都是歷屆人民代
表，每次開人大會議又都是主席團成員，后來又都是常委會委員。“
章”和“許”兩個姓氏筆畫相同，因此每次上主席臺，父親同許廣平
先生都是毗鄰而坐。父親說，“我們很客氣嘛，誰都不提幾十年前的
事了。”有一次服務員上茶先送許廣平先生，許先生把茶讓給父親說：
“您是我的師長，您先用。”父親說：“我和魯迅的夫人都和解了，
坐在一起開會，魯迅如果活著，當然也無事了。”我問父親當年他們
之間如此敵對，他現在怎么看。父親微微沉思后緩緩地說：“拿你們
現在的眼光看，對于學生運動的事，魯迅支持學生當然是對的。”父
親說1925年春天，他應段祺瑞之邀北上任執政府的司法總長，后來又
調任教育總長。父親當時想用“讀書救國”來辦教育，因此企圖整頓
學風，嚴格考核。他反對學生參與政治，主張閉門讀經書，因此他禁
止學生上街游行，從而激怒了愛國進步學生。學生們到魏家胡同他的
住宅大興問罪之師。隨即，父親辭去了教育總長職務。但是同年8月，
因段祺瑞再三懇邀，父親又再次出任教育總長。這時的形勢更為緊張，
“五卅”運動之后，全國革命浪潮高漲，青年學生思想更為活躍。父
親雖試圖在原來堅決反對新文化運動的基礎上進行一些改良，在他辦
的《甲寅》雜志上提出了“新舊調合”的主張，但因他根本上是維護
舊文化的，因而斗爭并未因他的調和主張而減弱。
父親說，這時又發生了“女師大”事件。許廣平先生當時在“女
師大”讀書。“女師大”的學潮鬧得很兇，得到魯迅的支持。進步學
生抵制父親任命的校長楊蔭榆到校任職。父親最后下令解散“女師大”
，其實是為把造反的學生趕出學校，平息學潮，使“安份守己”讀書
的學生繼續按父親的宗旨上學。說到這段歷史，父親不禁自己笑了起
來，他說當時許廣平先生等進步學生在學校內靜坐，不肯離校。校長
楊蔭榆雇了一批“三河老媽子”才把她們架出去。我不解，問父親為
何一定要從三河縣雇女老媽子（女傭）。父親呵呵一笑說那時鄉村婦
女多數仍裹小腳，唯三河縣貧苦人家婦女傳統地大多來北京、天津當
女傭，故那里的婦女多為天然足。父親嘆息說：“這些事過去多年了，
當然是不對頭的！”
“三·一八”慘案與章士釗并無直接關系
在學潮的沖擊下，父親第二任教育總長僅當了四個月就下臺了。
段祺瑞堅邀其改任執政府秘書長。父親說：“有一件事，你大概至今
還不清楚這段歷史，那就是1926年發生的‘三·一八’慘案與我并無
直接關系。”父親是1925年辭去教育總長職務的，“三·一八”慘案
發生在翌年3月，因此并不是他授意鎮壓學生，更不是他下令開槍殺
害學生。后來，我讀到過一些史料，父親確實當時已不是教育總長。
當然，作為段祺瑞政府的秘書長，慘案之后他曾奉命草擬過一份通緝
令，但他對慘案本身并不像我中學時代以為的那樣是個下令開槍鎮壓
學生的劊子手。幾年前，一位歷史學者告訴我說，寫父親的傳記已有
阻力，因為有人反對，認為父親是被魯先生“定案”的“三·一八”
事件的罪魁，因而不能寫他的傳。當時，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為父親所
遭到的不平而憤慨。為什么有些人研究歷史卻對父親如此不公？為什
么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在我們黨的政治生活中都已消除了“兩個凡
是”的影響，而在對歷史人物的研究中卻在父親的頭上還要懸一把“
凡是”的利劍？
父親1924年至1926年參加段祺瑞政權無疑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段
彎路，然而正如后來毛主席向我指出的那樣，縱觀他的一生，在此之
前的近二十多年，他的大部分時間是革命的，進步的。段執政垮臺之
后，父親于1928年赴歐洲考察，并于1930年應張學良將軍之聘出任東
北大學文學院主任。此后的近二十年中，父親維護民族氣節，拒不同
汪偽政權合作；在國共重慶談判期間，他關心毛澤東同志及中共代表
的安危；內戰后期，他又為國共和談而奔走。解放后父親更是中國共
產黨的摯友。在父親九十二年的漫長歲月中，客觀的歷史評價應當是
不難做出的。
在父親晚年，我與他談過了他在段執政時當過“老虎總長”的經
歷以及他同魯迅的筆戰之后，我心中才如釋重負，解開了我與他關系
中的一個大疑結。我那時開玩笑地問父親我們家中沒有魯迅著作，是
不是他還對五十年前的事耿耿于懷？父親大笑，他說：“早過去了。
不過我到現在還是頑固的復古派，你看我的書架上哪里有一本白話書？
”后來父親去世后冠華遷入了。冠華是極為崇敬魯迅先生的。于是我
們的書房（也是父親生前的書房）的書架上立時擺滿了各種版本的魯
迅著作，僅全集就有兩套，還有各種單行本數十冊。我對冠華開玩笑
說：“你知道嗎？我父親的書架上是從來不擺魯迅著作的。現在你一
下子搬來這么多。父親地下有靈，不知作何感想，說不定有些輾轉不
寧呢！”冠華說我低估了父親。父親是個寬厚大度的人，不會計較歷
史上的恩怨。我相信冠華是正確的。
（節選自章含之《跨過厚厚的大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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