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國祚雖短，卻是我國古代葡萄與葡萄釀酒業在中原地區發展的鼎盛時期。元朝詩人周權形象的描述葡萄酒制作:“翠紅夭矯飛不去,頜下明珠脫寒露。累累千斛晝夜春,列壇滿浸秋泉紅。數霄醞月清光轉,一腴芳髓蒸霞暖。酒成快瀉宮壺春,春風吹動玻璃光。甘逾瑞露濃欺乳,曲生風味難通譜。縱教典切肅雙裘,不將一斗博涼州。”

　　元朝統治者十分喜愛葡萄酒，例如忽必烈就在宮城中建造了葡萄酒室。為了保證宮廷和官府葡萄酒的供應和質量，他們不但向西域地區索取大量的葡萄酒，還大力提倡在內地推廣葡萄種植，在大都、山西太原、南京等地設立官方葡萄園，并在諸處開坊釀造葡萄酒。尚衍斌指出“太原、平陽一帶盛產葡萄，制酒入貢，另外，大都附近、霄州、內蒙古的宣寧、南京、揚州，以及鎮江、蘇州等江南地區也種植葡萄，釀造葡萄酒”。元朝統治者對葡萄與葡萄酒的扶持不僅僅出于個人的好惡，也和他們認為葡萄酒不消耗糧食的觀點有關。因此，元朝政府對葡萄酒不設酒禁，允許民間家釀葡萄酒，而且不對家釀葡萄酒征稅。元大都坊間的釀酒戶有的家資巨萬，釀造葡萄酒多達百甕。這極大地促進了元代葡萄種植業和葡萄釀酒業的發展，使之不再是專門供王公貴族們享用的奢侈品，平民百姓也有了品嘗葡萄美酒的機會。生活清貧到靠騎驢賣紗過活的何失都能做到“我甕酒初熟，葡萄漲玻璃”，自釀葡萄酒招待老友。

　　雖然明朝統治者不像元朝統治者那么熱衷于葡萄和葡萄酒，但總體上明代的葡萄種植和葡萄釀酒業還是保持了平穩的發展狀態，葡萄種類、種植區域和葡萄酒產量與前代相比也在不斷增加。明朝南北直隸及十三布政司絕大多數地方都可以見到葡萄和葡萄酒的蹤跡。王象晉在《群芳譜》中說道: “（葡萄）生隴西、五原、敦煌山谷，今河東及江北皆有之，而平陽尤盛”。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記錄了草龍珠葡萄，加上馬乳葡萄等品種，明代栽種的葡萄品種繁多，“水晶葡萄,暈色帶白,如著粉,形大而長,味甘。紫葡萄,黑色,有大小兩種,酸甜兩味。綠葡萄,出蜀中,熟時色綠。至若西番之綠葡萄,名兔睛,味勝糖蜜,無核則異品也。瑣瑣葡萄,出西番,實小如胡椒,… …云南大如棗,味尤長。”可以說，元明時期葡萄與葡萄酒已經普及到了全國各地，葡萄已經不再是一種異域珍果，而成為大家日常生活中喜聞樂見的一種普通水果了。

　　盡管如此，南方葡萄的栽種多以小范圍種植為主，大規模的葡萄種植以及釀造葡萄酒還是在北方地區。這是因為中國葡萄是由西域傳入北方，再由北方傳入南方的歐亞中葡萄，適宜在溫暖干燥的氣候條件下生長，中國北方更符合這一要求。唐宋時期山西太原、平陽地區就已經成為葡萄種植的重要基地，到了元明時期，這里的葡萄和葡萄酒更是久負盛名。據《明實錄》記載，洪武初年“太原歲進蒲萄酒”。太谷縣是太原府主要的葡萄產地之一，“出葡萄，味甚羨”。高啟在《太谷蒲桃酒詩》中描繪:“赤霞流髓濃無聲，初疑豹血淋銀罌。”

　　明代以后，順天府及北直隸都種植有水晶葡萄和馬乳葡萄等品種。李漁在《燕京葡萄賦》中稱贊北京地區的葡萄品質優良: “葡萄無他長，只以不酸為貴。酸而帶澀，不值半文錢矣。燕地所產，非止不酸不澀，且肥而多肉，值得一吞。吞后余甘，尚戀齒頰。”但據《舊京遺事》記載: “葡萄、石榴皆人家籬落間物，但不能遍植山谷”，《菽園雜記》亦指出: “蓋京師種葡萄者，冬則盤曲其干而庇覆之，春則發其庇而引之架上，故云。然此蓋或種于庭，或種于園，所種不多，故為之屈伸如此。若山西及甘、涼等處深山大谷中，遍地皆是，誰復屈之伸之。”由此可知明代北京地區的葡萄種植規模仍然是有限的。

　　在清朝的大多數時間里，中原地區的葡萄種植和葡萄釀酒業基本持續著元明時期的局面。清末民初，我國葡萄種植和葡萄酒釀造業發生了根本性的歷史轉折。1892年，南洋華僑巨富張弼士在氣候和土壤等條件適宜種植高品質葡萄的煙臺創辦了張裕釀酒公司，并從意大利、法國引進了世界著名的葡萄酒釀造品種，幾經挫折終于栽培成功。張裕葡萄釀酒公司采用了當時歐洲先進的釀酒技術，生產的葡萄酒品質優良，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獲得金獎。中國葡萄種植和葡萄釀酒業的歷史從此揭開了新的篇章。

　　綜上所述，早在漢代西域地區的葡萄與釀造葡萄酒技術就開始向中原地區傳播，但由于飽經戰亂、統治者重農抑商等各種原因，其發展過程一直緩慢而起伏不定。中原地區的葡萄栽培以及葡萄酒釀造產業從起步到繁榮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階段，從異域奇珍到進入尋常百姓家，其間既經歷過飛躍式的進步，也遭遇過低潮和沒落。這種情況一直延續至元明時期才有所改變，中國歷史上長期分裂割據的局面得以結束，中西的交通和交流更加暢通，特別是元代西域色目人內遷到中原地區定居生活，使中原地區的葡萄種植與葡萄酒釀酒技術得到迅速普及和提高。葡萄與葡萄酒在中原地區的傳播和發展是中原地區和西北地區人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交流合作的結果，也是中國各族人民辛勤勞動和智慧的結晶。【中國葡萄酒探源系列報道⑨】

　　（《葡萄酒產業密碼》劉樹琪著 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