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介入了批判
1951年在全國范圍大張旗鼓開展的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可稱之為“開國第一文化冤案”。很少有人知道在評論武訓和陶行知是是非非的公案背后，還包含著另一樁江青和陶行知恩恩怨怨的公案。
陶行知是《武訓傳》這部電影最直接有力的催生者。早在二十年代，他就是武訓艱苦辦學精神的崇拜者和宣傳者。他曾有一個通過文藝形式向社會廣泛宣傳武訓精神的計劃，其內容之一即是約請田漢和安娥夫婦分寫有關武訓的話劇和歌劇，請孫瑜負責武訓的電影。1946年7月陶行知去世，為了實現他的遺愿，孫瑜根據當年陶行知所贈有關武訓的材料，寫成了電影文學劇本。
電影《武訓傳》于1950年底完成，在中南海試映時，一百多位中央委員觀看了這部影片，許多中央委員都稱贊拍得好。朱德熱烈地握著孫瑜的手說：“這部影片很有教育意義。”1951年春節后在各大城市公開放映，《大眾電影》特為出了專輯，還把它列為觀眾喜愛的十大影片之一。
但很快從最高層中傳出了不同意見，情況驟變。《文藝報》四卷一期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一組批判文章。5月10日出版的《文藝報》四卷二期則發表楊耳《試論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無積極作用》，由此直接把這場批判掛到了陶行知身上。
江青這時在文化部文藝處掛名任職。批判運動開始后，她用李進之名，率領一支由《人民日報》和文化部組成的有十二名成員的“武訓歷史調查團”，直奔武訓家鄉山東堂邑進行調查。作為結果，寫出了一篇長達數萬字的《武訓歷史調查記》，從當年7月23日到28日，分六次在《人民日報》全文刊出，為批判運動添加了燃料。
江青的插手介入，與其三十年代在上海的經歷不無關系。
陶行知兩伸援手
1933年夏天，原名李云鶴的江青因同居者俞啟威被捕，從北方初來上海。她以張淑貞之名被介紹到陶行知及其學生主辦的晨更工學團。
從某種意義上說，江青是在晨更第一次領受革命集體生活的教育。晨更的十幾名成員過著一種帶有戰時共產主義色彩的集體生活。他們為學齡兒童辦學，為女工和農婦開辦幼兒園。清晨和夜晚，又分別為上日班和夜班的工人辦讀書班。他們組織小先生送學上門，送學進村，為宣傳抗日救國，組織歌詠隊，排演小型活報劇、皮影戲、上海小調等。初到上海的江青很快融入到這個特殊的革命集體之中，她和王洞若負責為數十名小學生任教，并為店員班上課，富有才華的王洞若是江青在晨更最重要的異性伙伴。
平心而論，江青在晨更時期政治上頗有進步。1933年夏，共青團上海滬西區委來晨更發展團員，建立支部。江青和王洞若不久都入了團。當年冬天，俞啟威被釋后來滬與江青重晤，臨時在靜安寺路找到一灶披間居住。俞要求重新入黨，中共滬西區委為考驗他，命他參加1934年“一·二八”兩周年游行示威活動。在這次活動中一位名叫“王大個”的晨更同志被捕，他從獄中傳出話來，說敵人業已注意到游行隊伍中的江青，正欲搜捕。在風聲日緊的情況下，江青隨俞啟威重返北京，結束了這半年多晨更工學團的生活。
待到江青第二次來到上海時，已是1934年夏天。
她同俞啟威北返后，事情并不順遂。俞的入黨問題既未解決，經濟來源也無保證。在無奈之中，江青再度單獨來滬，繼續尋求陶行知及其學生的幫助。但此番來滬情勢已有所變化。因為左傾路線的影響，晨更的活動很不隱蔽，當局突擊搜查并封閉了晨更，逮捕了陳企霞等五人。所以，江青此時再也不能重溫晨更的舊夢了。
在百般困難中，陶行知又一次伸出援手。他把江青介紹到基督教女青年會辦的小沙渡河女工學校擔任高級班語文教員，幫她在上海找到了一個立身之處。不久，江青參加了“教聯”。據稱，江青當時表現不錯，組織上準備解決其入黨問題，并讓她在“教聯”滬西區委中擔任一定的負責工作。就在此時，出現了一個意外事件。1934年10月江青突然被捕。據當事知情者憶稱，江青時為幫助黃炎培先生所辦的農學團組織演戲，在兆豐公園約一名叫阿東的同鄉青年幫拉胡琴。阿東原在青島負責地下黨的電臺，后調滬在團中央工作。他的身份已暴露，處在敵人跟蹤追查之下，所以江青與他一分手即被逮捕。組織通過關系營救，江青被保釋后繼續得到陶門弟子的幫助。
一首詩伏下的怨恨
江青第三次來到上海已是1935年春天。
這一回來滬，江青主要同“劇聯”打交道，據她后來得志時向美國女作家路易斯自述經歷所說，是“劇聯”寫信要她來滬，點名要她主演《娜拉》，她一舉成名。事實上江青（此時起用“藍蘋”的藝名）此番初演成功實在離不開許多朋友的幫助，她既得益于對蘇聯戲劇大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藝術素有心得的章泯的執導，也受教于當時在影劇界頗有名望的趙丹和金山（他們分別出演劇中男主角郝爾曼和格洛克斯齊），更離不開章、趙的共同好友唐納的關照。唐納多才多藝，既當演員，又任報刊編輯。同這樣一位“影報雙棲”的明星人物發展關系，對江青來說，其價值不言而喻。在唐納推助之下，江青出演《大雷雨》和《欽差大臣》的主角，在影片《狼山喋血記》中也擔任角色。從此，“藍蘋”的劇照及大大小小的捧場文章頻頻出現報端刊尾，上海影劇界新添了一名二流明星。
1936年4月26日，趙丹、唐納、顧而已這三位好友，特邀陶行知的好友大律師沈鈞儒擔任證婚人，在杭州六和塔下舉行別開生面的集體婚禮。報端披露后，此事成為上海市民酒后飯余的一大話題。然而蜜月未滿，江青和唐納即發生婚變。江青借口返鄉探母，遲遲不歸上海。據陶門弟子中知情者的說法，是江青對唐納頗有不滿，認為唐納有小市民習氣，故而懷念舊情，又去尋找俞啟威。
唐納追到山東，從江青之姐處得知江青已到天津俞啟威那里，憤恨失望之極，在給江青和鄭君里留下遺書后，即在濟南一家旅社服毒自盡。幸而及時發現獲救，而那封寫于6月26日留給“阿蘋”的哀艷凄絕的絕命書被好事者公諸于世。不但上海大小各報刊載，連南京《中央日報》也以《轟動濟南之唐自殺事件》加以披載，致使海內轟傳。作為變情者一方的熟人和殉情者一方的朋友，陶行知自不能不對此表示關注。陶行知當即寫了一首《送給唐納先生》的詩，勸勉對方：
聽說您尋死，/我為您擔心！/您要知道：/藍蘋是藍蘋，/不是屬于您。/您既陶醉在電影，/又如何把她占領？/為什么來到世界上？/也要問一個分明。/人生為一大事來，/愛情是否山絕頂？/如果您愛她，/她還愛您，/誰也高興聽喜訊。/如果您愛她，她不再愛您，/那是已經飛去的夜鶯。
夜鶯不比燕子，/她不會再找您的門庭。/如果拖泥帶水，/不如死了您的心。/如果她不愛您，而您還愛她，/那么您得體貼她的心靈。/把一顆愛她的心，/移到她所愛的幸運。
現在的時代不同了！/我想說給您聽，/為個人而活，/活得不高興；/為個人而死，/死得不干凈。/只有那民族解放的大革命，/才值得我們去拚命。/若是為意氣拚命，/為名利拚命，/為戀愛拚命，/問我們究竟有幾條命？
盡管詩中對變情者并無苛責之詞，但將其比作另找“門庭”的夜鶯，勸唐納不必為之輕生，卻絕對是冒犯藍蘋之詞。
報復在身后
這首發表在鄒韜奮剛剛創辦（1936年6月7日）于香港的《生活日報》上的小詩，在當時并沒有廣泛流傳，也不曾為江青所寓目。
1936年11月下旬發生的“七君子事件”，把陶行知及其學生與江青一起推到了抗議當局消極抗日的政治斗爭前列。陶行知因為與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聯名發表《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并擔任救國會領袖，與沈等七人作為“同案犯”被當局通緝，并同被起訴。持續半年有余的全國抗議浪潮，終以當局公訴書的提出而達到高潮。在此過程中，上海影劇界的許多著名導演和演員，如應云衛、袁牧之、趙丹、鄭君里、金山、王瑩等均在具狀要求入獄者之列，唐納和江青也在報端公開亮出了同一立場。
“七七事變”之后，在王洞若的幫助下，江青經西安前往延安。待到陶行知再度與她相見，已是1946年春。作為“第一夫人”的江青，已非當年滬上“阿蘋”。她趁國共和談尚在進行，從延安到重慶比較方便，專程前去醫治齲齒。到重慶后，她曾相約唐納見面，但唐納出于種種考慮有意回避了。陶行知則曾與她在山城相見。那是3月9日，陶行知和李公樸以創辦不久的重慶社會大學正副校長名義舉行校董和教授聯席會議，并宴請兩路遠方來客：一為剛從獄中釋放的葉挺和廖承志，一為剛從延安來渝的鄧穎超、滕代遠和江青等。據當事人憶稱，江青是日因到醫院治牙未曾到席。但江青后來專程到重慶管家巷二十八號陶行知住處相訪，并邀請陶行知和王洞若隨機同往延安。據此看來，在陶行知生前，江青對他尚無惡感。筆者推測，江青對陶行知反目懷恨是在其死后不久的1947年，而導火索則是讀到《送給唐納先生》一詩。
陶行知1946年7月去世后，他的朋友和學生為了紀念他，曾開展過一場頗有聲勢的悼念活動，匯編其詩作印成《行知詩歌集》，便是其中組成部分。這部詩集于1947年3月由大學出版公司印行問世，流傳頗廣。江青極有可能因讀到這本詩集而怒不可遏。這首詩的流傳使江青的舊事弄得盡人皆知，這是她絕對無法容忍的。
另一條消息也可能引起江青的極度不快。1946年12月9日在紐約舉行的陶行知追悼會，曾引起海內外的注意，追悼會由杜威博士和馮玉祥將軍擔任名譽主席，美國諸著名人士分別講演逝者一生事跡。講演之后，由著名演員王瑩和劉良模合唱陶氏喜愛的四首歌曲。這條消息先后刊載于當年12月30日的重慶《新華日報》和次年2月15日的延安《解放日報》，當入江青之目。王瑩其人，與陶行知有安徽同鄉之誼，卻與江青有劇壇爭角之仇。1936年夏衍發表《賽金花》劇本后，雙方為爭演此劇主角，形同水火。這一爭角之敗，曾被江青引為終生大辱之一，王瑩也從此成為她切齒難忘的仇人。王瑩如此頌陶，足使江青舊恨新仇齊涌心頭。
摘自《親歷一九五七》／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版／16.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