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是讀了那本《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后，才知道英年早逝的史學奇才張蔭麟（1905－1942）的。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張蔭麟可說與錢鐘書齊名。他那本薄薄的《中國史綱》，雖只寫到東漢，卻絢爛至極，遠不同于后來那種簡單化的帝王將相史。我們從張蔭麟去世六十周年紀念文集中摘取一些片斷，主要側重不在學術，而在他的性格人品。從這些文字（尤其是吳晗那一篇）中，可看出這是一個多么讓人欽慕和喜愛的、饒有生趣的學人。讀這樣的文字，有時真會有一種“微斯人，吾誰與歸”的感嘆。
學者資格與作家尊嚴
蔭麟的生活最堪回憶的是他的學生時代。他于民國1923年的秋季考入清華中等科三年級。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一個清瘦而如饑似渴地在圖書館里鉆研的青年。記得有一天晚上在梁任公（啟超）的中國文化史演講班上，任公從衣袋里取出一封信來，在聽眾中問張蔭麟是哪一位。蔭麟當即起立致敬。這時我才初次認識他。原來他寫信去質問梁任公前次演講中的某一點，梁任公在講臺上當眾答復他。他那時已在《學衡》雜志上登過一篇文章，批評梁任公對于老子的考證。那時他還是年僅十七、初進清華的新生。
我與蔭麟時相過從，我們共同的興趣是聽梁任公的演講。記得有一次梁任公講文史學家之修養一題，還是蔭麟和我共同作筆記，聯名發表的。但他決不愿意拜訪人。直到民國1926年的夏初，我才第一次陪著他去拜謁梁任公。梁先生異常歡喜，勉勵有加，當面稱贊他“有作學者的資格”。但此后兩三年中，他卻從未再去謁見過梁任公。他很想請梁任公寫字作紀念，也終于沒有去請。所以當時許多清華同學，都得有梁任公手書的對聯或條幅，而他竟未得只字。他對他所最向往追蹤的人，形跡尚如此疏簡，則他之不理會一般人的態度，可以想見了。
1925年，吳宓（雨僧）先生初到清華，任研究院主任，開了一班“翻譯”的課程，選習的人并不多。有時課堂上，只有蔭麟、陳銓和我三人。在吳先生鼓勵下，蔭麟譯了不少的西洋詩。他自己曾說過，他的文學興趣是雨僧先生啟發的。我嘗舉出詩教、禮教、理學為中國學人應有的學養，他也常以他具有詩教的陶養，引為自慰。他的文章字斟句酌，條理謹嚴，無浮詞廢話，純粹是樸素的學術文字，但又要保持一些文學風味，于組織結構上用一番文學的匠心。他常說作文章要具有“作家的尊嚴”。他認為許多人隨便說話，東拉西扯，寫出來的文章連作家的尊嚴都沒有。“作家的尊嚴”一語，確是他作文甘苦有得之言，頗值得玩味。我想至少包括有個性，有獨到處，有風格，夠學術水準等意思在內。
他平時總不多說話，對生人更不愿說話。但說起話來總是誠懇樸直，知無不言，出言必有斤兩。批評人指斥人，毫不客氣。他不喜歡交際應酬，更不會敷衍客套。朋友相處一熟，他總是忘形跡無拘束。辯論起來，更決不相讓。
1925年秋季，我任《清華周刊》總編輯，蔭麟主持書報介紹副刊，我雖任總編輯，但我寫的文章，要先經他看過才發表。記得有一次我寫一篇短文，經他批駁得體無完膚，我只好自己將稿子撕掉了。又記得我有一次為清華學生會起草一篇文言文的宣言，他看了，說太沒有力量，并說我的古文太缺乏根底，于是只有偏勞他起草宣言，我自己回到屋子里多讀幾篇古文。這些地方雖小，頗足表示他對文字的認真，對朋友的直爽，也足以表示他與朋友共事合作的精神。這種合作精神，是中國一般舊式學者所少有，而是他所最特有的。（賀麟）
聰穎、淵博而樂于助人
1932年，蔭麟因修數理邏輯課的關系，到我留學的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借讀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蔭麟讀書十分專心，而且善于獨立思考。在那個年代，杜威的實用主義在美國大行其道，蔭麟并不因此而趕學術時髦。在論文中，他贊成的是莫爾的觀點，批評的是杜威的實用主義。這種在學術上敢于探索，不隨波逐流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蔭麟雖然是在美國念書，但他對美國文化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當時流行的文學很輕浮，尤其是對那些低格調的電影和色情小說，有著抵觸的情緒。有幾次適逢假日，幾個同學一同去看電影。到了電影院，我們買了電影票之后都進去了，但他卻執意不相隨，寧愿在影院外面等候。然后，和我們一同返校。與此相反，蔭麟酷愛看思想深邃、哲理性強、人物內心世界刻畫細膩的文學作品。蔭麟很喜愛歌德的詩，他花了一番功夫將英文譯成中文白話詩，文字譯得十分流暢。
在生活上，蔭麟十分樸素。他考取的是公費留學生，每一個月可領到清華大學從庚子賠款中撥給的80美元生活費。但他為了省下錢來，供養在國內的弟弟念書，一日三餐的飯菜都自己動手做。由于經常下廚，對烹飪也頗有心得，他發明了一種用美式烤爐烹制中式“叉燒”的方法，做出來的“叉燒”美味可口，大家都很喜歡吃，為我們的食譜增色不少。
蔭麟聰穎和學識淵博是為大家所熟知的，但他從不因此而看不起別人，當朋友需要他幫助的時候，總是有求必應。在美期間和返國之后，我的一部分詩詞譯作，如《杜甫詩選譯》都曾交與蔭麟，他都一一為我作了認真的校對。這種樂于助人的精神，至今仍使我難以忘懷。
蔭麟讀完博士學位，于1933年取道歐洲回國，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1935年受教育部的委托，主編歷史教科書。《中國史綱》就是他編著的教材。
1939年我到昆明西南聯大西語系任教。當他知道我在昆明境況不佳，立即伸出援手，來信邀請我到浙江大學（他在浙江大學歷史系當系主任）。這樣我又和他共事了一段時間。
蔭麟工作勤奮，認真負責，很受校長竺可楨和文學院院長梅光迪的器重。除了上課、指導研究生畢業論文之外，他還負責主編浙江大學辦的半月刊《思想與時代》。他把整個身心都放在工作上，日常事務像組稿、編輯幾乎是一手包下。為了把雜志辦得更好，他約了好些知名學者撰稿。自己也親自動筆，寫不少文章，用通俗的語言，尖銳的辭鋒，針砭時弊，確實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抗戰期間，在大后方，《思想與時代》是一份有一定影響力的雜志，這和蔭麟所傾注的心血是分不開的。（謝文通）
一位稱得上“癡”的摯友
蔭麟是廣東東莞人，由于早年求學和中年作事都在北方，能說一口普通話，相貌和眼神也看不出來是廣東人。他后來臉色老是蒼白，到死后，我們才明白那是患腎臟炎者所特有的一種病態。
蔭麟自號素癡，投稿多用為筆名。這個號是相當恰當的，在這樣一個社會里，他那種專心一志，心不外騖的神情，是合于“癡”這個字的意思的。
他天分特別高，聰明、早熟，在清華學堂當一年級生時，就被同鄉學者梁任公所賞識，以為將來必有成就。他在報紙和國內第一流專門學術刊物上所發表的文章，不知道的人還以為作者是位教授呢！
蔭麟早年在清華就學時代，對中西文學、歷史、哲學都曾下過功夫，經常在《大公報》文學副刊、《時代思潮》、《學術》、《燕京學報》、《清華學報》發表著作，文筆流利生動，名震一時。從美國回來后，治學重心一變，專門研究歷史。他常說只有國史才是一生志業所在；過去弄哲學、社會學，無非是為歷史研究打下根基。
他創編高中本國史不引原文，盡量減少人名地名，以通俗明白之文筆，畫出四千年來生動的歷史，目的在使此書可讀，使人人能讀此書，不但熟習國史，而且能有一個客觀的看法。
蔭麟不是一個世俗的收藏家，不大講究版本，可是生性喜歡收書。限于財力，收藏的書其實不夠多。到在清華服務的時候，才能有一點點剩余的錢收買舊書。所收的以宋人文集為最多，大概有好幾百種。又在廠甸、隆福寺各冷攤搜集辛亥革命史料，得一百幾十種，打算繼續訪求，期以十年，輯為長編，來寫民國開國史。1937年春天，我們一同跟著清華歷史系西北旅行團，到長安、開封、洛陽游歷，我在開封相國寺地攤上，偶然得到排印本的《中興小紀》，記清同治史事的，傳本頗不多見。蔭麟一見便據為己有，鬧了半天，提出用四部叢刊本明清人文集十種對換。我看著他那貪心樣子，只好勉強答應。蔭麟高興極了，立刻塞進他的行李袋，再也不肯拿出來。
收書之外，清談也是他的癖好。湊巧我們兩人在圖書館的研究室只隔一層墻，他懶散慣了，書桌永遠亂糟糟一大堆，便成天到我房里，敞開談鋒，從大事到小事，從死人到活人，從生人到朋友，從哲學到歷史，無所不談，談必談到興盡，甚至忘了吃飯。有時覺得無聊，拿起筆就替我改文章，一把小剪子，一瓶漿糊，貼來貼去不厭煩，搞完就拿去給《大公報》史地周刊，憑你愿意也罷，不愿意也罷，他全不管。有時被改竄得生氣，吵開了，還是不管。我常笑他好為人師，他笑著說去年你假如選我的課，我還不是夫子大人，由得你吵嘴？
也許是哲學書念得太多吧，喜歡深思，在大庭廣眾中，一有意會，就像和尚入定似的，和他談話，往往所答非所問，不得要領。生性又孤僻，極怕人世應酬，舊同學老朋友碰頭也會不招呼。肚子里不愿意，嘴上就說出來，有時還寫出來，得罪人不管，挨罵還是不管。讀書入了迷，半夜天亮全不在乎。有幾次我去看他，在沙發上把他搖醒，原來上一夜全沒睡，不知讀到什么時候，一迷糊就睡在沙發上了。
朋友鬧他給起一外號，叫張文昏公，他無法賴，也一一給朋友起外號，文迂公、文迷公之類，把人家書桌上窗紙上全寫滿了。他還挖苦我，如你不幸早逝的話，我一定會編印遺文，墓志、行狀、傳記之類，一概負責到底；當然，我也照樣還他一嘴。到今天想來，真不禁熱淚盈眶，誰又能料到十幾年前的惡謔竟然會成為語讖，這四年來我幾次為他寫哀悼追憶文字呢？（吳晗）
“秋水”渺渺作余韻
蔭麟師第二次到浙大任教，是在1940年秋天，筆者剛進入大三。往事歷歷，好像仍在眼前。他平時不喜多言，但與熟朋友或學生相處，就無話不談，有時候約集同學數人，到飲食店里小吃，或到效外野餐，師生之間，無拘無束，談話的范圍，也非常廣泛，由學術討論到國家大事，間或也說幾個令人發噱的故事，說到高興處，他會發出爽朗的笑聲。
蔭麟師在病危的時候，猶朗誦莊子“秋水”篇。此時我已畢業離校，據同學來信告知，他朗誦時，聲音悲涼，誦后似感舒暢，默然無語，這是智者最后唱出的生命之歌。“秋水”的主旨，是說“河伯”自大的意識，為世人的通病。稍有所得，即“欣然自喜”，認為“天下之美，為盡在己”。等到流進大海，東面而視，一望無際，才覺得自己的狹隘褊小。張先生病中的心境，可能已泯視生死、夭壽、得失，沒有欲望的束縛，沒有喜怒的縈懷，把天地與自己合而為一，所謂“至人無己”。（張效乾）
摘自《張蔭麟先生紀念文集》／周忱編選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2年10月版／2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