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無產(chǎn)階級生活》（花城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是一部講述自我奮斗成功的個人傳記。作者是新銳戲劇家張廣天，他首次披露自己從一個絕對缺乏資源、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的民間詩人，到浪跡天涯劍走偏鋒，創(chuàng)造出現(xiàn)代文藝神話的傳奇經(jīng)歷。
在近年的話劇實踐中，張廣天是一個關(guān)鍵的人物。詩、歌、劇，三位一體的形式，使他的戲劇具有強烈的煽動性和藝術(shù)感染力。從2000年的《切·格瓦拉》，到后來的《魯迅先生》、《紅星美女》、《圣人孔子》，張廣天引發(fā)了藝術(shù)界一陣陣的地震，他的作品代表了世紀之交的一種文化嬗變。
下文摘自《我的無產(chǎn)階級生活》。
文/張廣天
在王斌家里，和張藝謀見面，談了半小時。我說，從來沒寫過電影音樂，不知道怎么干。張藝謀說，那就試試。這事就定下來了。
我很納悶，他為什么要找我？既沒有經(jīng)驗，也不知根底。后來，有次吃飯時閑聊，他說，腦子夠用，辦事踏實，和人處得來，就行了。
我一琢磨，還真是這么回事，腦子夠用，不懂可以學(xué)；辦事踏實，成敗都有交代，也就誤不了事；和人處得來，這是集體藝術(shù)的合作基礎(chǔ)。有這3樣，比漂亮的履歷重要得多。這3樣，你可以憑自己的眼力判斷，而履歷往往有太多水分，很難判別真?zhèn)巍?
從這件事，我暗服張藝謀厲害。作為一個優(yōu)秀的導(dǎo)演，首先應(yīng)具備清晰的頭腦，要敢于判斷，善于判斷。對張藝謀來說，選擇一個新的作曲，半個小時已經(jīng)足夠了。他無須和我談什么音樂問題，也無須了解我如何去實施我的方案，只要我和他的溝通沒有障礙，大方向就不會錯。這叫治國治吏，逮著一個就有一大串。而平庸的導(dǎo)演是做不到這點的，他們只會跟在別人的屁股后面揀剩下的人才用。所以，很多人想學(xué)他，是舍本求末。技巧可以模仿，膽識卻要靠自己歷練。換句話說，有技巧未必有膽識，有膽識則必有技巧。
這件事給我的好處，比跟他拍電影得的利益，要大得多。
電影的名字，原先叫《上海往事》。有一次，我拿去一堆江南舊歌謠，和張藝謀一起翻看，找到幾句很有意思的詞，然后七拼八湊，修剪畫裁，就寫出一段歌詞：
搖啊搖到外婆橋，
外婆夸我好寶寶，
又會哭，又會笑，
兩只黃狗會抬轎。
搖啊搖到外婆橋，
橋上喜鵲喳喳叫，
紅褲子，花棉襖，
外婆送我上花轎。
大家聽后，覺得很好，建議定為主題歌。我說，既以此為主題，何不把影片的名字也改過來？張藝謀認為有道理，于是，就有了《搖啊搖，搖到外婆橋！》。
但是，要給這樣一段不露痕跡的文字配上一首不露痕跡的曲子，談何容易。導(dǎo)演的意思是，弄個旋律，既要上口，又要好聽，還要天然玉成，好像本來就在民間流傳著，不能叫人聽出作曲家造作的手筆。這話讓我摸不著頭腦。我正納悶，張藝謀便饒有興致地在一旁唱起來，他唱的是《紅孩子》的主題歌：“……將來的主人，一定是我們，我們都是共產(chǎn)兒童團！”邊唱還邊比劃，學(xué)著孩子扛槍踏步的樣子。
我明白了，這個可比寫大交響樂難，要玩純的！
我?guī)е恢?2音口琴，跟上攝制組，去了無錫。在無錫，我們住在太湖之濱的一個招待所里。正值仲秋時節(jié)，岸上高高低低，到處都種著銀杏樹，葉子黃透了，交織著太陽光芒，亮人心膛。我的工作比較自由，或去導(dǎo)演房間，與主創(chuàng)人員談戲；或上下串門，四處交友。住了將近10天，一籌莫展。一日清晨，我遇見上影廠的制片張健民，他正要去太湖找船，便和他閑聊起來。他說，已經(jīng)弄來好幾艘船，導(dǎo)演都不滿意，還得重來。說到船，我有些心動，就想起到湖上轉(zhuǎn)轉(zhuǎn)。張健民說，沒問題，就給我派了一條汽艇。我坐著汽艇，乘風(fēng)破浪，在湖面上漫無目的地游蕩，忽然，我發(fā)現(xiàn)一個島嶼，便讓駛近停靠。上了島，荒蕪人煙，只見蘆葦飄搖，亂石遍布。我抬頭看天，秋高氣爽，胸臆間開闊起來。這時，一個從1級到5級的下行寬音程在我腦子里浮現(xiàn)，我拿出口琴試吹，覺得不夠，想拔高上去，就又添了八度音。有了！動機生成了。按這個動機往下發(fā)展，一會兒，曲子寫完了。
下午，我找來扮演阿嬌的小姑娘楊倩，把新寫的歌教給她唱。她跟了兩遍，就上口了。吃過晚飯，我?guī)е鴹钯蝗フ覍?dǎo)演，導(dǎo)演聽了她的唱，為之動容，說：“好，就是它。”
第二天，上影廠給我派了輛車，送我去上海。在上海，還有更多的工作等著我做。我要教鞏俐唱歌。
剩下的這部分音樂還算得心應(yīng)手，主要是模擬老上海風(fēng)格的爵士樂。我把北京的那幫滾爺爵爺都請來了，在中唱上海分社的大錄音棚干了一個星期。這個地方原先是舊百代公司，聶耳就曾經(jīng)做過百代的音樂總監(jiān)。我想30年代上海電影的黃金時期，當(dāng)時，電影廠、唱片社大量生產(chǎn)進步文藝作品，青年藝術(shù)家們在理想主義的旗幟下團結(jié)在一起。60多年過去了，物是人非，回首往事，不免感慨萬分！
給鞏俐的歌曲，在北京就寫完了。我托人做了個小樣，早早就給了她。在上海，錄音前一個晚上，我們練習(xí)了一下。我去她的住處，天色已經(jīng)很晚，想是白天拍戲她已經(jīng)很累，先睡下了。聽說第二天要錄音，她又堅持起來，試唱了幾遍。
錄音比較順利，她唱得非常好，戲也很足。上影廠的同志和劇組主創(chuàng)都對作品交口稱贊。
鞏俐為人大方，做事周全，給我很深的印象。一次，劇組在少年宮拍戲，有現(xiàn)場樂隊參加，我去指導(dǎo)。我妹妹為了看熱鬧，也過去玩。見到鞏俐，妹妹向她要些紀念品，她手頭沒有，就說哪天托我轉(zhuǎn)交。后來，工作太忙，這事就不提了。過去小半年，有次和她通電話，她竟又想起紀念品，說早準備好了，一直沒機會給我。幾天后，制作人找我，給了我一本精美的小本，上面有她的劇照和簽名，是贈給我妹妹的。
其實，張藝謀找我做音樂，也并不百分之百放心。他一方面放手讓我寫著，另一方面已經(jīng)通知坂本隆一，讓他準備后援。只是到了上海，我把大部分音樂錄出來后，蠻是那么回事，他才舒了口氣。到此，坂本隆一才被最后終結(jié)，全部音樂都交由我寫，我也就死豬不怕開水燙，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做一回真正的配樂師。
第一次為合唱和管弦樂隊寫總譜，對我有相當(dāng)大的難度。有很多樂器，我不十分了解。還鬧過一次笑話。我給小號寫了3個聲部，錄音時卻只叫來一個人，因為我那時甚至不知道小號是獨奏樂器。就這水平，要寫全本電影的音樂，別人不知底細，我自己曉得斤兩，比走鋼絲還險！沒辦法，只好邊寫邊學(xué)，惡補管弦樂配器法。憑著年輕體壯，熬夜拼命，一日只睡4個小時，寫了改，改了寫。算我運氣好，就這么連滾帶爬，老天開眼，讓我過去了。
后期在日本做，日本人對片中的童聲合唱連連夸好，導(dǎo)演致電，向我表示祝賀。1995年，影片參加戛納電影節(jié)，獲最佳技術(shù)獎。該獎項，是專為攝影和音樂所設(shè)。然后，法國的唱片公司找我簽約，錄制原聲唱片。
就這么稀里糊涂的，我被人稱做為電影音樂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