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收入五十余篇有關(guān)收藏的短文，從冰心、孫犁、黃裳等名家，到一些默默無聞的人物，從珍藏價值連城的文物，到收集普通的石子或門券，不一而足。但幾乎每篇文章，都滲透出自得其樂的趣味，這正是此書令人喜愛的原因吧。
學畫·買畫
學習繪畫如果只靠閱讀珂羅版的畫冊，那是不夠的，還應(yīng)師從名師。在舊時代，從師必須付出巨額的經(jīng)濟代價，而我是貧家子弟，沒有那么多錢，所以只能徘徊在珂羅版畫冊之間。往后經(jīng)濟稍寬，也不拜師，卻四處求同時代的書畫家的作品，一旦求得，再付出一些裝裱費用，就可懸掛書室，以作為學習、借鑒。我的收藏陸續(xù)擴大到于右任、譚延愷、譚澤愷、馬公愚以及張大千、李苦禪、潘天壽、沙孟海等。看了真跡，漸漸懂得用筆用墨、調(diào)色敷彩的訣竅，較之拜師受益更多。
我在同時代書畫家的作品中經(jīng)過一段熏陶之后，還嫌不足，又擴而大之，把眼光投向了明清的書畫。要買那樣的作品，非花大代價不可。好在這時我的實力已經(jīng)足夠，于是開始了買畫的生涯。開頭我有機會買到明代的徐天池、陳白陽、文徵明等人的作品，接著又收得沈石田、陳老蓮、仇十洲等，往后又取得清代的石濤、新羅山人、金冬心、鄭板橋、趙之謙等，及近代的吳昌碩、黃牧甫、任伯年、虛谷等人，這就擴展了學習、借鑒的面。到60年代前期，又收到名人作品不下數(shù)千件。自70年代起，再繼續(xù)收得齊白石、黃賓虹、朱屺瞻、劉海粟、謝稚柳、豐子愷等的作品，逐漸形成了我的收藏的規(guī)模。我買畫藏畫的出發(fā)點，還是根據(jù)學習的需要，所以和一般為藏畫而藏畫的收藏家完全二致。
記得買新羅山人華的八冊九十四開冊頁時，因為手頭沒有這樣多的巨額現(xiàn)金，于是變賣了查士標、吳昌碩、徐悲鴻的作品多件湊數(shù)，并與物主協(xié)商分期付款，得到同意，才能買下。這一次把我的歷年積蓄都花光了。但是我不覺得惋惜，倒是變賣了查士標、吳昌碩、徐悲鴻三家的作品，非常痛心——它們至今還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我的夢中，頗有“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之慨。
齊白石的一幅四尺整張《紅蓮鳴蟬》，1949年我到北京，在琉璃廠一家畫店中見到。這幅畫懸掛在極顯眼的進門處，問價為100元連框，我嫌價太高沒買。1950年我又至北京，見此畫仍舊掛在這家畫店門前，我問價仍為100元，不肯減去一分一厘，我還是沒有買，1951年再去北京，此畫還是高懸著，仍舊要100元，不能還價，我只好望望然后去之。直到1954年我再經(jīng)過那家畫店，想想還是依了他們，用100元買了回來，重裱后掛在我上海的客廳里。不料到“文革”時竟被抄走，就此永別了。
有部金冬心的水墨花卉冊，最初由中介人攜來三開，索價為每開50元，我愛不釋手，就依價買下了。過不多天，中介人又送來三開，經(jīng)細看是同一冊頁中的。我已買了他三開，中介人知道我的心理，一定會買，所以索價每開為100元。我說同樣大小的三開，為什么今天每開要100元？他說物主所開的價錢，少一文不賣。我為了要湊一部整的，只好忍痛買下。問他是不是還有第三次的三開，他說不會再有了。但不到10天，這位奸滑的中介人又來了，向我說他又在別處發(fā)現(xiàn)三開，要不要送來看看？我當然說好的，他送到第三批三開金冬心的水墨花卉索價竟又高了50元，變?yōu)?50元一開……諸如此類的買進的書畫，不止一種。
我對書畫篆刻愛之若命。凡書畫作品一到我的手中，總要很妥貼地裝裱一新；篆刻作品則配錦盒保存，使之完好無損，增加欣賞時的興趣。我曾請友好刻過一方“曾經(jīng)錢君匋珍獲”的印，我收藏的書畫要使之完整無損的意思，盡在這方印中表達了。 （錢君匋）
老舍先生的硯臺
迄今為止，發(fā)現(xiàn)了老舍先生的三塊硯臺，三塊都有講究。兩塊是藏硯，一塊是自己用的。
兩塊藏硯都是他在1949年以后分別買的。買的時候，一定是看上了它們的文物價值。外表上看，兩塊很有些共同點：都不大，14－15厘米長，9－10厘米寬，一厘米半到兩厘米半厚，外面均有紅木木盒，簡直像一對兒。而且都是清代的東西。重要的是，它們都是文人硯。
其中較厚的那方是大戲劇家和戲劇理論家李漁的遺物。在他這一方硯臺的左側(cè)刻著一行邊款：“笠翁李漁書畫硯”，系篆字。國內(nèi)外有不少李漁研究者，但多數(shù)都沒見過李漁留下的寶物。著名戲劇研究家吳曉鈴先生看了這一方李漁硯之后，驚呼：“這是惟一的！”他對我說：“我去找人做拓片。”拓片出來之后，日本要去發(fā)表；美國漢學家韓南教授，一位李漁專家，也要一睹為快。
第二方藏硯是最近舒濟由箱子底下翻出來的，翻過底面一看，不得了，有刻像一幅！還有題刻！共19個字：“乾隆丁酉錢塘黃易三十四歲小像嘉定錢坫題”。字后刻有小印兩枚，一為陽，圓形，單字“泉”；一為陰，方形，雙字“十蘭”。黃易小像八厘米見方，著刀極淺，線條簡練明快，是個古速寫像。那個時代不會有相片，大凡像都是刻在石上或者畫在紙上。我想，這大概是黃易惟一的遺像了。
黃易，字小松，是清朝大畫家，所畫墨梅，饒有逸致。清朝大興碑學、篆書和篆刻學。黃易是當時浙派篆刻的大將，是西泠八家之一。
錢坫，號十蘭，也是一個名士，是清朝寫小篆寫得最有名的人物，自稱“斯冰之后直至小生”，意思是秦朝李斯唐朝李陽冰之后就數(shù)他了。他晚年右體偏枯，左手作篆尤為精絕。他的方法是燒毫，作玉箸篆，稱為鐵筆。這方硯臺上他的題字和圖章都恰好展示了他的所長。其中那方“泉”字印便是他擅長的圓朱文。一方小小的石硯上，又是書法，又是篆刻，又是小像，還都是著名藝術(shù)家，實屬不可多得。
老舍先生自己所用的那一方硯臺遠遠不如上面這兩方那么名貴，是個“土”的。他由英國回來后用鋼筆寫作，不用毛筆。到了抗戰(zhàn)時，紙成了土紙、草紙，無法使用鋼筆，才用起了毛筆。在北碚寫長篇小說《四世同堂》時用了一方當?shù)禺a(chǎn)的大方硯臺，有點像小學生練毛筆字時用的那種，拙厚樸實，極少裝飾，只是大著許多號，磨一次墨夠?qū)懸簧衔绲�。老舍先生到美國去之后，曾把它贈送給一位北方老鄉(xiāng)馮玉齋。到了上世紀80年代，馮玉齋先生又回贈給了胡青老人。 （舒乙）
阿英贈我宋瓷瓶
鄉(xiāng)前輩蕪湖人阿英先生，本名錢杏，上世紀30年代在上海組織文學團體太陽社，是左翼作家聯(lián)盟重要成員。建國初期，任天津市文化局長，1954年發(fā)生的胡風事件，阿英以失察之咎調(diào)到北京任中國文聯(lián)黨組成員并副秘書長。他生于1900年，時已年過半百，我則還不到40歲。初次到棉花胡同甲20號他的寓所探訪時，只見他剃光頭，著布衣、布鞋，樸實得像農(nóng)民老大爺，他滿面春風接待我，還帶我參觀了他豐富的藏書文物。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紅樓夢》各種版本和相關(guān)的作品，雅、俗的都有，作為紅學文物收藏家，他稱得起是舉世無雙了。此后的交往中，我們曾一道到書畫店、古玩店瀏覽，他見到適意的就收購。有一次，我發(fā)現(xiàn)他幾案上陳列的古玩文物中，有一尊高不盈尺的窯變釉瓷瓶，就問：“這是北宋哥窯的吧？”阿英說：“你認得出這是宋瓷，一定喜歡，我送給你。”長者割愛的美意，委實使我受寵若驚。阿英告訴我，這是當年他和李一氓隨新四軍陳毅將軍在江淮之間打游擊，從蘇北農(nóng)村得來的。遙想抗日戰(zhàn)場硝煙彌漫，阿英帶著它輾轉(zhuǎn)戰(zhàn)地，這益發(fā)顯示出長者慷慨惠贈此瓶的高誼隆情。
我將它陳列在憑窗的書桌上，朝朝暮暮觀賞，引為驕傲。有一天，詩人、考古學家陳夢家光臨寒舍，看到這只宋瓷瓶，認為是不可多得的珍品。遺憾的是，1957年那場政治風暴襲來，弄得家破人散，這只瓷瓶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所幸的是，家破前一年寒舍書房的老照片歷經(jīng)劫難還在，照片上，我身后小窗前插花的就是那只窯變釉瓷瓶，這一形跡也足慰余年了。（謝蔚明）
印泥缸和筆筒
我喜歡的一些東西，雖然也是用的，但大都以玩兒的心態(tài)在待它們，如盛墨汁的瓷碗，插筆用的陶罐等。
市上現(xiàn)在最常見的印泥缸是景德鎮(zhèn)產(chǎn)的貼花的一種俗不可耐的青龍圖案。即便是貼花，那也是最難看的一種，所以我堅決不肯用。我桌上現(xiàn)在共有兩個印泥缸，一個是在地攤上淘來的舊肥皂缸，長六角形，白瓷。兩邊有粉彩畫的一枝桃花，并頭開著一淡綠一濃紫的兩朵復瓣桃花。在綠的花那邊還有一朵紫的花骨朵，而紫的花那邊又有一個綠的花骨朵，在蓋上的桃花上還有一只黃的小鳥，畫得隨意卻并不粗陋，我用它盛了二兩榮寶齋產(chǎn)的仿古印泥，竟還留有闊闊的余地。
另一個是真正的印泥缸，那粉彩雖不甚精良，卻總還是手畫的。比起貼花的那種，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語了。畫面是一個園林里的雪景，氣勢挺開闊，有點兒像北京的頤和園，但園子外的山挺大，頤和園外面沒有這么大的山；又像南京的明孝陵旁邊的小榭，湖里還有一只小木船，有梢公，有乘船的游客；雪用厚厚的白色堆在亭子頂上、山頭上和松針上，在遠近的淡墨暈染的地方還點了許多小白點兒，表示雪還在下。整個畫面素靜得很，只有幾根樓柱用淡的朱色涂了幾筆。最可愛的是底款的紅印刷字，除一排小楷“中國景德鎮(zhèn)”外，還有一排英文：MADEINCHINA。絕不像前面提到的那種貼花青龍的印著“大清乾隆年制”。
我的筆筒里，最珍貴的是山虎送我的那只足有八寸口徑的粉彩筆筒。黑地兒上畫著一枝白梅花。山虎花了幾千元錢從小倒爺手里弄來的。它在我的案頭挺寂寞地佇立著，插了一些并不貴重的毛筆在里面。和一堆價值與它很不相稱的小壇壇小罐罐們終日為伍，那情景有點像當初的“走資派”到農(nóng)村下放。
還有兩只筆筒是我自己弄來的，一個黃砂制的歪歪扭扭的一截樹根形的小筆筒，口徑原本不大，三寸而已，加上又是歪的，所以只能插三兩枝彩色鉛筆，派做讀書時畫畫記號用。本來這三兩枝彩色鉛筆可以擠在那肥大壯碩并且昂貴的“走資派”的肚子里，但我終于還是喜歡看這個歪瓜捏蘿卜的半截樹根，所以還是供在桌上了。這是我在朝天宮的地攤上花五元錢買來的。為了這筆生意，當時還惹得百余個小販攆在我屁股后面兜售他們的各種東西。
另一只是剛剛買來的大紅料器玻璃的正方形口的洋筆筒，那店里只剩這一只了，并且底部有一點點并不明顯的損傷，所以老板肯以20元的價給我。那玩意兒直爽、痛快，晶瑩剔透的大紅用在瓶里，表面是一層厚厚的透明玻璃，我很喜歡。而且口徑亦不亞于前面提到的“走資派”，我買30枝鉛筆，一下就可以全插進去。 （朱新建）
摘自《收藏瑣記》（“燈下叢書”之一） 周冀南主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15.00元
錢君匋所藏新羅山人華喦的山水冊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