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６年７月，毛澤東接見了一位秘密來訪紅區的外國人——三十一歲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這位著名記者當時最感興趣的問題是，在蔣介石的懸賞價目單上，一個湖南農民兒子的頭顱為什么值那么多錢（蔣介石開出的價錢是２５萬大洋）。在昏暗的油燈下，斯諾同不修邊幅的毛澤東一連暢談了好幾個夜晚。一年后，他在自己的《西行漫記》一書中這樣評價了中國工農紅軍那場不可思議的大遷徙：
……長征是軍事史上一場偉大的壯舉……在過去三百年中，還沒有過像這樣的舉國大遷徙，也許只有土扈爾特是個例外，斯文·赫定在他的《帝都熱河》中對土部返遷作過記述。與它相比，漢拔尼越過阿爾卑斯就像是一次假日旅行。一個更有趣味的對照是拿破侖從莫斯科的撤退，當時這支大軍已完全崩潰，軍心全渙散了。
斯諾有他的遺憾，他的那本書中熱切地渴望：“有朝一日，有人會把這部激動人心的遠征史全部寫下來。”
１９８３年，中國又來了一位美國人——索爾茲伯里，他是一位著名的記者兼作家，二戰期間，他與埃德加·斯諾同為東線戰地記者，在蘇德戰場前線無數次竟夜長談中，斯諾向他的朋友講述了發生在中國的一個現代神話——長征，歲月匆匆流逝，斯諾不幸作古。為了實現斯諾四十七年前的那個夙愿，索爾茲伯里來到了中國。
不久，我在北京見到了后來寫了《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的索爾茲伯里先生。肖華是他列出的長長的采訪名單上的一位。
大概也正是從那時候起，我也萌發了用紀實手法敘寫長征的念頭。我的“材料”來源主要靠兩部分，一是對“當事者”的直接采訪，二是運用已有的資料。在采訪中，常遇到這樣的問題：同是長征的親歷者，由于所處地位不同，視點與感情的不同，對某一事件的記述不盡相同。至于幾十年后他們的補記、回憶，失誤或許更多。曾幾何時，就連參加遵義會議的確切人數都還是說不清的謎，更不用說其它了，這里就有個對資料的“甄別”問題。比如，關于毛澤東參加長征的問題，也有好幾種說法。其中一種說法是“三人團”圈定的名單上本來沒有毛澤東的名字，后來經過周恩來的努力，毛澤東才獲準西征。在一些不十分嚴肅的“紀實文學”中，不乏這種說法。但我查遍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許多重要“在場者”的講話和文章，找不到支持這一說法的任何線索，因此我認為這種說法可以排除。
當然，要“文學的”再現長征，決不是簡單地堆砌長征資料，機械地重復長征過程。圍繞著報告文學“真實”這個基本前提，要遵循藝術的規律進行藝術的營造和鋪排，從場景到人物，從語言到敘述角度，進入真正的創作過程。我做了這方面的努力。
長征作為二十世紀最重大的事件，還會不斷地被提起，還會被作家們不斷地寫下去。 （《新寫長征圖文檔案》 李鏡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８月版）□李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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