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國文學總系》（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結構形式和敘述方式給我們帶來了新鮮的沖擊。它明顯地受到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潮》和黃仁宇《萬歷十五年》的啟發，采用以年度為單位的修史方法，選擇百年中國文學進程中有代表性的十來個年份，通過這些年份的若干個散點發散式地波及前后，展示每一個時段的文學精神和文學特征，以綜論百年中國文學的發生、發展和嬗變。
如同過去說“從一個人看一個世界”一樣，現在是“從一個年代看一個時代”。關注一個年代，就更集中，更具有歷史的具體性與可操作性，可以把容易為“大文學史”所忽略的歷史細節納入視野。《總系》是把文學放在一個與其他文化現象互動的體系中來進行觀察、體認，這與傳統的從時代背景的社會學概括中推出作為個別現象的文學是截然不同的。這樣就要求這些散點的選擇既能在共時性上有典型性，又要在歷時性上拉得開，具有歷史感。
可貴的是，叢書的每一卷都進行了成功的嘗試，發現了百年文學中一個個豐富而意味深長的散點。例如，謝冕著的《１８９８：百年憂患》以梁啟超、康有為、劉鶚、黃遵憲的出場來掀開百年中國文學的序幕。在關于黃遵憲的一章里緊扣“才大世不用”進行了詳盡的分析，指出黃只能將詩作為“他關懷國家和社會命運的最后的方式”，盡管他大膽提出了“詩界革命”，但他只能做到將“新理想”的酒往舊模式的瓶里裝。在“一部小說的預告”中，劉鶚雖屢遭失敗卻仍舊懷著很大抱負，作小說只是他不經意間的一件事情，這反而使《老殘游記》具有了超前性。這些文人生活、命運的細節也許是以往文學史所忽略的，而正是這些細節構成了２０世紀初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正如有些論者所指出的，《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突破了線性描述文學思潮、作家作品專論、時代背景介紹的寫作形式，但它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形式，其重要的價值更在于它重估主流、發現邊緣、學術為本、開拓創新的學術特色。
□祝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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