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香和冬青長成畸形的灌木是一種傷痕，拒絕接受丁香和冬青的命運卻是一種更為深刻的傷痕——
有一種情感，就像種子一樣在心上發芽、破土，它像植物一樣生長和枯榮。汪稼明先生的新著《久違的情感》記述的就是這樣的情感。在一則題為《樹》的斷想中，他說：“動物之靈，是人；植物之靈，是樹。與樹相比，花花草草太渺小了，太善變了，灌木和爬藤太卑下、太軟弱了。只有樹木才稱得上高大正直。樹比人高明之處，在于它占據了大地和天空兩個世界。”書中有不少篇什追述“文革”時期的少年記憶，那些在臥病的歲月中如饑似渴地“以書為師”和沉迷于繪畫的生涯，一如置身于荒草和灌木叢中的小樹苗，努力地沖破種種陰郁的擠壓，在重重遮蔽下搶奪著陽光和雨露。在一個扭曲的歲月里，似乎每一棵小樹的成長也只能是扭曲的，就如龔自珍筆下的“病梅”，而支撐著汪稼明的卻是一種非常樸素的愿望：長成一棵原來的樹。在《英國式別墅》中有這樣的話：“我查閱了資料，證明：丁香和冬青本就是喬木類，可以長成大樹的。只是多年來被人類加工剪裁培植成灌木類，用以美化環境罷了。”“文革”天空下的殘酷青春，所面臨的不正是丁香和冬青的命運嗎？
丁香和冬青長成畸形的灌木是一種傷痕，拒絕接受丁香和冬青的命運卻是一種更為深刻的傷痕，艱難的挺立意味著必須首當其沖地接受風雨與雷電的考驗。汪稼明的筆下沒有這種英雄式的悲壯，而更多的是一種自在的落寞和自尊的孤獨，正如他在《故家》中引用的王維的詩句：“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也就是說，他抒寫的不是一種群體化的、教化性的命題，主要是一種敏感的、隱秘的個人化情感，一種不甘被“剪裁培植”的避讓，一種愛惜自己羽毛的頑強，甚至其中還不無一種脆弱。其實，所謂的“脆弱”恰恰是人性的獨特內涵，而“關懷”恰恰是洞悉了自己的脆弱的人對于同類的施與與付出。“智慧”并非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和自作聰明，真正的“智慧”在于其能夠穿鑿生命中的黑暗、愚昧甚至是墮落，能夠真誠地面對自己內心中的疑慮與陰暗，也只有經受過迷惘與苦難的洗禮的“智慧”，才能顯示出其應有的深邃、厚重與生命含量。具有自敘傳色彩的《犁》通過對母親最后歲月的追懷，領悟了有限人生中無限的活力：“痛苦這把犁刀，一方面割開了你的心，一方面揭出了生命的新的水源。”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一種更理想、更完滿的境界的向往，恰恰由作家內心對于貧乏與迷惘的深刻體認所激發。在深深地為托爾斯泰的真誠、痛苦與偉大而折服時，作家在《久違的情感》中進行無情的自我質疑：“我是何時變得這樣淺薄的？……我活著……像一塊浮在水面的木片，隨波逐流……我知道什么是真理，卻不能追隨這個真理；我感到了靈魂被分裂的痛楚，卻用遺忘與說謊減輕這種痛楚。”很多知識分子在針砭與批判時，總是采用“我們”甚至“你們”的全稱性判斷，而很少站在“我”的立場上進行自我拷問，通過汪稼明的自我追問，我感受到了一種真的痛苦。而這樣的痛苦，就像黑色的煤一樣，點燃了那些“久違的情感”，讓作家內心中被庸俗世相所消磨的對于美的渴望和對于真的信念復活了，使他感受到還有一種更高的存在，不能“像一只變體蟲”一樣“悠然過著當代人靈魂與肉體分離的生活”。
作家的文字是簡約的和質樸的表達，沒有空洞的承諾，更沒有居高臨下的豪言壯語，豐富的和復雜的是那些欲說還休的痛楚和匱乏體驗，但這些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由作家個人獨立承擔的隱痛，也是歷史對他的最為厚重的饋贈。正是在這樣的精神背景下，作家少年時代來之不易的每一本書和每一幅畫，那些被現實缺憾放大的美好記憶，才會“早已成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成為陰霾中的一縷縷陽光。其實，不只是這些值得珍藏的情感，就是那些被許多人詛咒的苦難，不都是滋養心靈之樹的精神養分嘛？
（《久違的情感》 汪稼明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９月版）
□黃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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