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奈保爾沒有獲得諾貝爾獎，很難說在中國會有多少讀者。十年前，他的第一本小冊子出版，印了一千五百冊，那時候我還住在湖南路一帶，緊挨著書店，不多的幾本《米格爾大街》，放書架上多年沒有人碰。
《畢斯沃斯先生的房子》無疑是奈保爾最重要的作品，曾選入上世紀１００部最佳英文小說。和很多虛構作品喜歡打自傳招牌一樣，媒體對這書的評價，西方或是中國內地，都著眼于紀實，強調以作者父親為模特。我不太清楚奈保爾本人如何表態，書一旦出版，他的解釋就不重要。媒體需要話題，媒體不在乎作者怎么想。盡管奈保爾受典型的英國教育，繼承的是狄更斯以來的英國文學傳統，作品本身已成為英語優秀文體的一部分，仍然改變不了他的殖民地身份。他的小說與純粹大英帝國出生的毛姆，與吉卜林，與福斯特，與波蘭裔的康拉德，有著明顯的淵源和發展，但是他永遠也成不了真正意義的西方人。奈保爾以西方人的眼光來看待自己的生活，換句話說，用西方人的觀點說殖民地故事。結果西方人看到了奇風異俗，第三世界看到了西方人的歧視目光。
奈保爾的嘗試，實際上是所有第三世界作家應該做的事情。以西方的觀點看待文學，這話聽上去怪怪的，而且有喪自尊，其實當代小說就這么回事。我們的小說概念，差不多都是西方給的，這連魯迅他老人家也承認，我們就沒必要再盲目托大。作為小說家同行，我更在乎奈保爾的敘述方式。對于我來說，小說就是小說，說到底還是一個怎么寫的問題，曹雪芹是不是賈寶玉改變不了《紅樓夢》，畢斯沃斯是不是奈保爾父親根本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在“畢斯沃斯”這四個字后面加上了先生，我特地查閱原書名，發現“先生”兩個字原來就有。讀者閱讀時可能會忽視這兩個字的存在，更多的是把這看成是英語文學中的習慣，譬如菲爾丁《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書名的原文中就有“先生”。我想強調的一點，在畢斯沃斯后面加上“先生”絕不是可有可無，它的意義是找到一個敘述角度，這仿佛莫言小說《紅高粱》中“我爺爺我奶奶”，是為一種敘述語氣定調，有了基本音調，宏大的敘事才可能滔滔不絕。
“先生”兩個字可以產生距離，現代小說中，距離產生的審美效果非同尋常。奈保爾的小說魅力恰恰在于這種距離，即使畢斯沃斯百分之百是他的父親，因為加了先生，主觀和客觀的比例已完全發生了變化。對于一個兒子來說，直呼父親的名字，和父名后面加上先生，有著明顯差別，如果不能仔細體會這種差別，很難把握作者的苦心孤詣。
（《畢斯沃斯先生的房子》 奈保爾著 余珉譯 譯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葉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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