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９０年代初結交過一位上海籍樂手。在我們同去石獅商演的旅途中，每到飯時，他就會摸出隨身攜帶的一枚塑料藥瓶，小心翼翼地由里面倒出兩粒油炸花生米權做佐餐菜肴，假使他不慎多倒出幾粒，就一定會拈起多余的那些放回去，然后仔細地擰緊瓶蓋。這位兄臺的精細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記憶，并且在之后數年中每每以此拿上海人說事——當有上海人嘲笑山東人的時候。
與筆者同為齊魯子孫的王謙先生，今年推出《別拿上海人說事兒》一書，從大的方面說，大抵有要為地域民俗文化研究而奉獻心血之類的意思；從小的方面看，或如三兩時尚知道分子所斷言，搭了《別拿河南人說事兒》的末班車云云。借了許多理性和諧趣素材的堆積，該書有幾分登高望遠氣勢恢宏的味道。也許，著者王謙十幾年前在復旦大學苦讀時，就在冥冥之中跟上海這座國際大都會結下了一種莫名的因緣，因而在其習見的幽默辛辣的文筆中蘊涵了自己對上海由衷的人文關懷，行文平添了幾分溫存。
說《別拿上海人說事兒》一書立意深遠可能有些過了，但不難看出它不單純是為了詆毀上海人或者是為了給上海人正名而著。書中的諸多描寫看上去似乎對上海人充滿了苛刻與不敬——然而該書蘊涵的決非僅僅是這些。讀者可以用摩登、前衛、性感、張揚、柔媚、清晰、老成、青春等等諸如此類的詞匯盡情地賦予上海這座城市，正因為她包容著一切矛盾，才使上海人在這些矛盾中成長為與眾不同的中華一族。在書的末尾，著者給出這樣一個公式：上海人性格—劣根性＝中國人乃至東方人理想的品格模式，這該是迄今對上海人所作出的最高的評價吧？是不是正因此，此書不久將有臺灣版的問世。
我想它對我們的啟發，就是當代中國百姓有能力拋卻狹隘的地域觀念，有能力扭轉中國人善于內耗的形象，有能力將中華兒女各部族的聰明智慧運用到富強祖國的經濟建設之中。
□董恩成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