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氏墨譜》是明徽州制墨大家方于魯玩出的絕活。制墨本為工
匠尋常事，雅人好之，便不再尋常。方氏制墨非常講究，如制墨取煙
不以 膏而用桐液，和墨不以漆而用廣膠，解膠不以 皮而用靈草汁。
用水也不一般，而是水母泉水，“試以投膠則性調，試以和煙則性適，
試以受色則光發于庭”。如此上等好墨，自然非同一般，士林寶之，
視若侯珠和璧。不僅如此，方氏還請人將制墨者所制造的各種類型的
墨錠之形狀和花紋圖樣描繪出來，遂成就墨譜之奇觀，即《方氏墨譜》。
《方氏墨譜》所達到的藝術成就之高，今人難以企及。這不是說
今人不具有這么高的藝術才能，而是社會環境使然。《方氏墨譜》成
于明萬歷年間，正值我國版畫藝術發展盛期，方于魯又是安徽歙縣人，
歙縣是當時三大刻書中心，此便是徽派版畫的代表作之一，在我國版
畫藝術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方氏墨譜》深為當代藏書大家鄭
振鐸先生所推重，譽其為“以大畫家之設計，而合以新安刻工精良絕
世之手、眼與刀法，斯及兩美具，二難并，遂形成我國版畫史之黃金
時代焉”。明萬歷年間刊刻成風，文人雅士便借這種形式得以呈現，
遂有了《方氏墨譜》這樣具有很高的收藏和欣賞價值的文化奇觀。而
今社會進步了，做工講求效率、批量生產，即便是文化事業，也都講
求時效，還有誰肯花五六年的時間去刻這樣一部沒有什么實用價值的
墨譜呢？就連寫作一本書、翻譯一部作品這種非常富有個性、需要仔
細推敲、沉淀的事兒，無不速成，以致圖書市場贗品次品當道，真物
難蓄。這不能不說是文化的不幸。這也是今天我們見了《方氏墨譜》
之所以震驚感慨的深層原因吧，它所折射出的是農業文明時代中極富
個性意味的純粹的審美精神，有深厚的文化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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