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小故事，事情從胡總編出差的提包說起。胡總編原來是市政府里的一個副局長，后來調到市文聯當上主持工作的秘書長，同時兼市辦文藝雜志《月亮湖》的總編。據說，這位胡總編是學財貿出身，到文聯工作是他主動請纓：“是的，是的，到文聯工作是我多年的愿望，多年的夢想啊！”胡總編喜愛文學？不……對！喜歡藝術？也……對！據說市里局級干部中，胡副局長的舞跳得最好。全市舉辦的“卡拉ＯＫ”大賽上，胡副局長也榜上有名。書法也有名氣，小吃一條街，一半的招牌是胡副局長手書。胡副局長變成正局級的胡總編，十二分謙虛：“皮毛，皮毛呀！調到文聯工作，才有機會跟大家學習，我一定多多深入基層，向第一線的專家們請教。”胡總編說到做到，坐機關編稿子的事，放給了“執行總編”，自己天天往下跑，提著個大大的提包。“哎呀，崗位變了，跑基層的習慣改不了。沒辦法，學商業搞財貿多年，養成了個‘貨郎習氣’，不好改羅！”初來乍到，真讓文聯那些坐而論道為生的文人們佩服不已。
文聯的基層在哪里，在作家的書桌？不對！文聯聯系群眾最多的點在哪里？居民小區讀書室，也不對！“你說在哪兒？在舞廳在卡拉ＯＫ包房里嘛。這是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市文聯工作的新重點。”胡總編凡是到了區里、鎮里和鄉里，都這么大講特講，講出了時代特點也講出了各級文聯的新財源。講得多了，胡總編就被大家尊稱為“胡編”，胡編的講話也就簡稱為“胡說”。久而久之，胡編的大提包也成了知名的“深入基層工具袋”。里頭沒有上級文件，沒有講話稿，沒有筆記本，但一定有三件主要“工具”：一是跳舞專用軟底白皮鞋和一瓶香水。胡編有話：“我跳得不好，胡跳，只講氣韻兩個字，氣是香水相傳嘛，韻是鞋為基礎嘛。”二是題字留墨用的筆和大小印章數枚。“胡跳”有話：“我寫得不好，胡寫，只講神采兩個字，神是好筆有鋒嘛，采是好印點唇嘛。”三是一盒名片，上面一大串頭銜：文聯××、書法家協會××、舞蹈家協會××、音樂家協會××……“胡寫”有話：“頭銜多了的官誰都當不好啊，胡當，只講糊涂兩個字，難得糊涂嘛。”經胡編、胡說、胡跳、胡寫的糊涂官這么一講，聽者無不點頭稱是：大智若愚！大智若愚也。
這一天，胡編的作案工具大提包丟了！舞廳里的胡編一下子變成了賈寶玉，像丟了脖子上石頭的賈寶玉。沒有了白皮鞋和香水，胡編只跳了一圈子就退場了。胡編一走，那伴舞的小姐坐在一旁揉腳：“天呀，胡編身上那狐臭把人熏得跟不上點了，讓他踩了十幾下！”嗚呼，舞場起家的胡編在舞場栽了，這不是好兆頭。
不久，有幾位市領導各自收到一份清單，每一位的清單上列出了這位領導在胡編陪同下深入基層的賬單。在一大串吃、喝、舞、唱、拿的項目后還有一個戲劇性的“批示”：以上項目屬實。蓋章。字是胡編的字跡，印章是胡編的印蓋。這個消息在市里不脛而走，成了人人都知道的快訊。這個快訊也傳到了胡編耳朵里，但是沒有一個領導找他談話。急得胡編抓耳撓腮。明明是天大的冤案，但沒有人傳訊，也就無法申冤。
不是不報，時候未到。不久，全市開始掃黃打黑，報紙上戰果累累。比報紙上的戰果更令人吃驚的是私下里傳的故事：每個被收容的三陪小姐錢包里都有胡編的名片。據說，開始派出所還傳喚了胡編，但經三陪小姐指認，均不是向他散發名片的客人。據三陪們口述向她們散發名片的客人，有的說是絡腮胡子大漢，有的說是麻稈隱君子，總之說不清是誰了！
都是那提包招惹的禍。于是“作案工具”這個代名詞也就傳開了。丟了提包的胡編從此后，也沒有興趣深入基層了。坐辦公室又坐不住，坐了兩天辦公室，寫了一份辭職報告。報告遞上去，飛快地批了下來：同意，任局級巡視員。這下子，胡編又成了“胡巡”了。
頭銜“胡巡”卻從此決不下基層巡視。就是上面召集的要在賓館里開幾天的會，“胡巡”出席時也不帶提包，連筆和本子也不帶。只帶一樣東西：牙刷。
□葉延濱
|
|
